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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a'i Studies

探索真发展之路-1

Baha'i · 简体中文

探索真发展之路
——《天下一家》发展通讯集
目 录
发展经验的有益启示(序)
一、社会综合
1.人类的繁荣
2.社会发展的成功要素
3.峰会筹委会强调社会综合发展
4.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5.国际“对话”探讨全球化转变
6.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7.巴拿马圭米族新一代开拓社会发展新道路
8.小岛国 大抱负
9.达加人唤醒团结意识
11.澳大利亚巴哈伊社团促进文化交流与种族和睦
12.肯尼亚乡村卫生保健人员激发广泛变化
13.利比里亚难民努力自给自足
14.和平蓬车带给印度农村新气象
15.叶列米纳·姆武拉女士:非洲发展工作者的楷模
二、经济
1.农业是根本
2.微额融资:推动社会转变的有力工具
3.非政府组织主持微额信贷高峰会议
4.微额信贷计划促进哥伦比亚农民的团结改革
5.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提倡新商业道德模式
6.非政府组织调查结果显示非洲粮食问题根因
7.非政府组织联合呼吁各地方增产粮食帮助女农民
8.马来西亚乡村鱼塘显示出合作的价值
9.泰国地方自我发展计划造福被忽视的人
10.新观念带来新气象
11.手动碎石机造福非洲农村
12.银行家与宗教家不寻常聚会
三、教育
1.培养下一代世界领袖人材
2.乡村培训有助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3.新纪元发展学校树立教育服务先行者榜样
4.印度巴哈伊学校推行职业教育新方法
5.拉巴尼学校为农村青年提供教育良机
6.印度农村妇女职业培训硕果累累
7.澳门联国学校德育课程荣获国际赞誉
8.努尔大学在玻利维亚高等教育界崭露头角
9.斯威士兰学前教育进步关键在官民合作
10.扫盲课程在天际间展开
11.在柬埔寨,扫盲计划促进团结与自强
四、妇女、儿童和保健
1.妇女与和平
2.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巴哈伊合作成效显著
3.世界各地巴哈伊妇女团体越来越积极活跃
4.女孩在联合国表达心声
5.赞比亚农村地区基本卫生保健措施成绩斐然
6.乡村初级卫生保健要诀:方法简便训练简明
7.乡村医院成功 经费短缺严重
8.社会福利中心计划为流浪儿童带来新生
9.无界孤儿院成功 个人努力起作用
10.马来西亚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妇女
五、环境保护
1.推广环保收音机
2.新黎明工程公司致力研制推广适当技术
3.环境研究中心致力改善玻利维亚高原生态
4.在玻利维亚高原荒漠植树造林
5.“不歇鸟”独力推动斯威士兰环保运动
6.巴哈伊环保教育帮助改善巴西环境
7.儿童游戏为台湾环保运动增添动力
文化文艺
1.文艺载道理 多元融一体
2.凯文·洛克——胸怀世界的拉科塔民族艺术家
3.奥米特·加利利——致力于寓教于乐的喜剧新秀
4.挪威古典派作曲家努力探索新音乐范式
附录
在发展中体现精神文明——为发展制定精神文明指针初探
(序)
发展经验的有益启示

“发展”,这个当今世界最通行的词语之一,恐怕在大多数人眼里差不多就等于“经济发展”。的确,随着九十年代初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奋力以求的主要目标所在。在众多不发达的国家(即联合国所正式定义的“发展中国家”,也相当于过去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如此。在那里,广泛而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浪潮此起彼伏,世世代代贫穷落后的亿万民众从未象今天这样满怀对繁荣富强的渴望和憧憬,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计划和项目如雨后春笋地推行和实施,基本建设此起彼伏,地球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在大兴土木;工农业生产急剧扩展,昔日匮乏的市场如今商品充盈,琳琅满目;金融与市场体制日趋国际化;各类财富大量而迅速地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在短短的时间内脱贫致富,或显著地改善了物质生活环境与条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些都是人类取得的空前伟大成就。对照二十世纪上半叶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本世纪直到最后几个十年,人类的文明车轮才驶入了相对平稳的坦途。

可是,发展,却没有像有的人所预料的那样解决一切,它更不等于一切。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一味追求物质文明进步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压倒一切的经济发展浪潮在使人类受益的同时,也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社会及文明的根基!这恐怕是很多人始料未及,且现在仍有很多人熟视无睹和漠不关心的。这些后果中最明显的便是自然与生态环境日趋严重的破坏与退化,结果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一点虽已得到举世公认,但人类至今的实际措施与行动距离所要求的还差得很远。而在社会方面,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没有能够消除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种族与性别的不平等,贪污腐败;人际关系没有得到相应的升华,反而越来越肤浅,人情越来越淡薄;金钱至上的新拜物教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势不可挡。人们的心灵越来越空虚,心理与精神问题日益普遍和严重;家庭维系的时间越来越短,解体的数量急剧增加;毒品泛滥;犯罪猖獗……这些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照此下去,当如一份巴哈伊文献中所预言的:“……人性之扭曲,行为之堕落,社会机体之腐败与溃散,将会无以复加。人格被贬低,信心受动摇,纪律神经松弛,良心之声哑然,体面与廉耻被混淆,责任、团结、互惠与忠诚的概念被曲解,祥和、欢乐与希望的美好感觉日见消失。”【“世界和平的承诺”(巴哈伊国际社团1985年发表的纪念“国际和平年”文告),见“新纪元文库”丛书之一《毁灭或新世界秩序》,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7年版】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发展只是意味着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生产增长、收入提高——吗?人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发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原则和价值观指引?物质与精神怎样才能协调同步、相互促进?

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些负面效应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导致的,毋须大惊小怪。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早期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而当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级和较成熟的阶段时,上述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了。诚然,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也不无道理。无序的现象在任何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一般都必然存在,这确实符合历史辩证观。但问题在于,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虽然不是全部)也“自然而然”地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他们不愿作出任何人为的努力。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靠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后患无穷;“顺其自然、不必人为”的态度并不能消除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机与恶果。另一份巴哈伊文献为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空前的经济危机,以及所酿成的社会崩溃,反映出对人类本性的认识的严重谬误。因为在现有社会体制下,人类对社会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不仅不充分,而且与当今世界大事无关痛痒。”(《人类的繁荣》,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处声明,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6年版)

令人鼓舞的是,对重新审视和定义“发展”的急切需要已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意识到。不仅如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机构或是民间社团,都越来越重视社会的全面与均衡的发展。至于国际层面,当以九十年代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世界大会最受世人瞩目,它们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共识及协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也不能不指出的是,作为目前唯一有着全球代表性的组织,联合国总是说多过做,且其努力的成效也远不能令人满意。而在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NGOs)的力量却日益壮大,它们在社会事务和国际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近些年来的联合国大会及其各个机构和会议,非政府组织已不单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坐在旁听席上,还被允许直接参议有关议题和文件,与政府代表进行直接对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国际政治的格局。事实证明,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有赖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而这种参与不仅是行动上的,更必须是决策上的。

在纷至沓来、林林总总的提案和建议中,巴哈伊信仰所奋力主张的值得我们认真考虑。这些主张强调:发展应该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举协调的发展;发展必须要有一系列新的普适价值观和精神原则加以指引,其最高纲领就是“多样并存、大同团结”;发展必须基于“适度”和“中庸”的原则,求其综合、全面与平衡;发展应当重视人的精神本性和需求,在最大程度上激励所有的人充分参与,发挥民众的主创性和能动性。

作为巴哈伊国际社团的机关通讯刊物,《天下一家》季刊一直以广扬“和平”与“发展”为己任,长期不懈地报道世界各国、各地与各民族对社会与经济全面发展的探索和经验,每一期均用不少篇幅报导这方面的动态与经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我们现将《天下一家》上的有关文字汇编成集,单独出版发行以飨读者。

《探索真发展之路》(《天下一家》发展通讯集)编入了《天下一家》刊载的六十多篇文章,绝大多数是通讯、报导和特写,其余为社论和资料与背景性文章。此外,还配有数十张照片和图表。总的来说,本书几乎涉及到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各大方面,特别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探索、实践和经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故事性强,生动具体,寓理于事。在每一个事例中,不仅有计划与措施的细节与步骤,还阐述有这些计划与措施所依据的精神与价值观原则。很多事例已经在若干国家实验多年,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计划与模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倡导;有些事例则是配合联合国的发展计划与项目,如微额信贷等;还有些事例包含了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但本书最着重强调的却在于,真正的发展是全民参与的发展。没有民众的全面参与,任何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持久的。书中的大多数事例都涉及民间社团如何发动并组织基层群众投身于发展活动。这些生动的实例为我们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下从事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且显然有些成功的经验能够成为替代发展的榜样和范式。这样题材的中文书籍还十分少见,对从事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人士无疑具有启发、参考和借鉴的价值,对关心社会的其它普通读者也将会是开卷有益的。当然,编者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人们对新发展的关注与投入。

《探索真发展之路》的内容编排按主题粗略分为“社会”;“经济”;“教育”;“妇女儿童与保健”、“环境保护”和“文化”六个类别。“社会”类的题材和内容具体有:精神原则与社会进步;社会综合发展;种族间的和睦相处与民族自身的团结;创建能持续发展的社区;国际交流推动全球演进,以及社会福利等。“经济”类则包括:农业与食品;地方自我发展计划;适当技术;村民互助与合作计划;微额融资计划;地方初级保健;新商业道德与价值观。“教育”类有:乡村培训计划;扫盲;职业技术教育新方法;德育新课程;教育与社会实践;培养新型领袖人材;注重宣扬新价值观的艺术创作与探索。“妇女”类的内容包括:妇女与和平;妇女与发展;妇女的职业培训;帮助女农民;男女并肩协力促进妇女权益与进步。其中有关妇女优先受教育的观点和做法颇为新颖。“环境保护”有环保教育、环保运动、环保产品等。“文化”类重点反映以艺术形式倡导“多样并存,大同团结”的理念。

(以下为正文)
人类的繁荣

【1995年3月6日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的首日,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代表海梅·杜阿尔特先生在全体大会上宣读了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声明。以下为杜阿尔特先生发言的全文。】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

巴哈伊国际社团今天有这个机会在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的全体大会上发言,阐述“人类的繁荣”这个主题,深感荣幸。

世界和平的理想在过去十年获得意想不到的发展,初步建立了形式和内容。长久以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已在人类前进的步伐之下瓦解;看起来无法化解的冲突也开始被磋商与和解所征服;以联合一致的国际行动对付军事侵略的意愿也正在萌生。其结果是在那些对地球未来已几乎绝望的广大民众和许多世界领袖间,唤起了一线希望。

纵观全球,丰富的知识与巨大的精神力量正在寻找表达的机会。这些力量逐渐增强,与近数十年里人类所受到的挫折成正比。各地有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地球万民都渴望结束冲突,终止那些无处可以幸免的痛苦和祸害。要凝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意志力来克服剩余的障碍,以实现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世界和平,单凭呼吁大家采取行动来整治为患社会的无数弊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真正繁荣的远景去激励人们。也就是说,要让他们醒悟到,时至今日,精神幸福与物质福利已是唾手可得。

世界文明进步的下一阶段将要求我们彻底地重新审视目前普通存在的有关社会发展过程的性质和目标的概念,以及在此发展过程中赋予社会各界当事人的角色。要制定加速人类步入成年期的全球发展策略,就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所有机构。勾画和实施这项策略必须依照如下重要概念:

●发展方针和计划都要基于这些思想:绝对承认人类一家;把正义树立为组织社会的原则;尽一切可能运用全球科学界与宗教界卓越天才的系统对话成果,来提高人类的能力。

●社会发展过程必须发动地球上的全体居民参与,包括普通民众、社会各层管理机构成员、国际协调机构的工作人员、科学家与社会思想家、所有赋有艺术才能或有机会使用传播媒介的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

●在社会各阶层和生活各方面全面实现男女平等必须成为努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承认个人能力之间有着极大差异的同时,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必须是让全世界人民有公平的机会接触到科技工作。

●发展计划的拟定必须采取磋商程序,其参与者要把自己视为整体中的一员,将整体的利益和目标放在个人的观点之上。

●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精神问题放在中心地位。因为世界绝大多数人承认人的本性包括精神的一面。更确切地说,人的基本特征是精神性的;这是无需证明的真理。

●倡导以服务人类为宗旨的新“职业道德观”,使之作为人们工作的动力。为此,要对地球的所有居民进行新职业道德的培训,要教育他们为人类服务是个人和社会的共同目的,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参与财富的创造之中。

●探索和设计新经济模式是当务之急。只要我们能以体谅的态度了解大众共同的经验,明白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道理,认识到家庭与社区是社会幸福之本,那么,我们就会找到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掌握决策大权的人要全心全意地接受人类一家的思想。与此同时,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体要传扬与这个思想相关的原则,包括世界公民意识。

●使人类融为一体的力量不断地增强。在这趋势下,当选的人士愈来愈有必要以全球观点来审视自己的工作。巴哈欧拉的见解是,人类社会中获选的管理人,不论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都应该了解到他们所肩负的责任是为全人类谋求幸福。

●要创立具有权威的世界法律与世界管理机构。联合国系统的改组及革新,最终会促进一个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的世界联邦的形成。

主席先生和各位杰出代表:

以上所述全球发展策略的主旨以及与之相关的议题,都在一篇名为《人类的繁荣》的文告内有详细的阐述。各位可能已经从参加这两个历史性大会的二百多位巴哈伊信徒获得这份文告,在会场各处的文件桌上也可以见到。我极力鼓励大家索取一份来阅读,认真思考它所阐述的观点。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参加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和非政府组织论坛。此时此刻,巴哈欧拉在一百多年前向普世万民发出的呼吁尤其值得各位深思。他说:“深切关注时代之所需,殚精竭虑时代之所急”;“团结商议,思想一致”。

(原载1995年4月总第20期,英文版1995年1-3月)
图片说明:

去年早些时候,百慕大总理约翰·W·D·斯旺爵士(左二)接见巴哈伊国际社团和百慕大巴哈伊社团的代表,商谈在百慕大倡议成立“团结与种族平等理事会”事宜。图中其它人士为(从左自右):雪莉·法贡多女士,百慕大巴哈伊社团;威尔马·埃利斯博士,巴哈伊国际社团驻纽约和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弗雷德·明,百慕大巴哈伊社团。百慕大国会于去年12月通过了成立“团结与种族平等委员会”的法案。该法案的若干内容是以百慕大巴哈伊社团的提议为蓝本的。巴哈伊的提议强调不单要打击种族歧视,更要促进种族间的团结。

社会发展的成功要素

定于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将是一场历史性的大会,因为它关注的焦点是人民的幸福,而非国家的福利。

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索马维亚大使指出:“各国元首聚集在一起,实实在在地讨论平民百姓的困难,例如贫困、失业、暴力事件、社会的不安和在街头及旧市区常见的问题等等,是史无前例的。”

高峰会议的主要文件草案也是令人惊叹的历史性文件。它们本身令人信服地表明,世界各国对全球社会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高度的共识。

例如,这些文件肯定,自由市场和民主体制,加上民间组织的强大影响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和机制。回想数年前世界在意识形态上还阵营分立并针锋相对,确实不由得让我们对现在这种观念上的急剧变化感慨万分。

此外,这些草稿还特别提到精神文明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在几乎完全世俗化的世界政治之中出现这样的说法,也同样使人诧异。例如,《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宣言》草案的第三段就写道,各国政府“承认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要采取更有效的方法满足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和新闻传播媒体对精神悟识与物质进步的关系作更深入的探索。任何社会行动计划都必须将人类的精神生活考虑在内,否则便不会取得长久与充分的成就。

精神品质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人类过去的伟大宗教导师都致力培养博爱、忠信、乐观、同情和利他等德行,这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原动力。的确,纵观历史,世界各大文明的社会进步与发展都是离不开宗教的。例如,不了解基督教,便不可能明白欧洲的文明历程;不了解伊斯兰教,就不可能理解阿拉伯世界;不了解印度教,也不可能认识印度。

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需要对精神文明与人的本性形成一种新的全面认识,以能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振兴建立起道德体系,并相应地建立起能解决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社会问题的结构。

这样一种体系和结构必须以“人类一家”的概念作为前提和基础。对此本刊曾多次加以主张,现在仍然觉得有再次强调的必要。

如果真正明白人类一家的道理,便会认识到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与人之间不仅在食物、居所和健康上相依互赖,而且在文化、思想和人际关系各方面也息息相关。

对人类一家道理的领悟,同样也会使我们认识到,世上的各种偏见,不论基于人种、国别、阶级、性别或民族背景,都是浅薄无知的,必须摒除。

一旦全面深刻地理解了“人类一家”的内涵,还将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每个民族和每个人不但享有普遍适用的人权,而且都具有同样的潜力和才能。而要想人类进步和繁荣,就必须让这些潜力与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既然出席这次社会高峰会议的代表意在解决消除贫困、增加有益社会的就业机会和加强社会融合等关键问题,就更有必要加深了解人的存在的精神意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利于个人潜力与才能发挥的机会和机制。

可是,说到底,单靠政府或民间组织的努力,无论其计划和项目是多么地周详完备,都不足以解决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只有当世界人民充分开发出自身的潜力和才能,并在强烈的道德意识和新的精神悟识引导下,集中运用于建立崭新的社会结构,上述全球性社会问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例如,就业必须符合社会与个人两方面的利益,这就要求就业者首先认识到工作是为人类服务(在巴哈伊看来也就等于崇拜上帝)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致富发财的手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有益社会的普遍就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年轻人似浮萍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人生目的,因此,“为人类服务”的前提意识就更显得重要了。

同样,要想完全彻底地消除贫困,人类就必须领悟到上帝用“同样的泥土”创造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如同一个人,用同一双脚迈步,用同一张嘴进食,在同一片土地上居住。”一旦每个人都理解这一精神原理,便绝不会对他人的贫穷苦难坐视不理。

高峰会议所呼吁的社会融合,其关键成分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宽容。这并不是靠制定一些法律便可以做到的。要使不同的人和睦相处,融为一体,就必须使世界上每一个人充分认识到别人的存在价值和人性尊严。

上述悟识是深刻理解“人类一家”这个精神原理的必然产物。现时全球范围的一体化趋势正是由这个原理推动的。从根本上讲,人类的一体性是整个造物界一体性的延伸,而后者又是造物主本身一体性的反映。

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谈论精神与灵性问题,无论多么必要,都不太容易为人接受。很多人认为,精神的概念毫无价值,甚至是子虚乌有。今年秋天对《宣言》及《行动纲领》草案进行修改时,提及精神文明的文字几乎都被删掉,直到今年10月的调解会议之后才得以恢复并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平心而论,目前全球社会面对的所有严重问题,都是由于人类集体忽视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新需要而导致的。

参加这次哥本哈根高峰会议的一些国家可以说是全球经济成就最高、物资主义最成功的国家,但它们各自都有严峻的社会问题。这就充分表明,我们绝不能停留在旧的框框和格局里修修补补,小打小闹,我们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建树。

(原载《天下一家》1995年1月总19期,英文版1994年10-12月)
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

【编者按:本文改编自巴哈伊信仰在今年2月18-19日于兰贝斯宫举行的“世界信仰与发展对话”上提交的论文,原题为“在发展中重视精神文明: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初论”。(参见本书的“银行家与宗教家不同寻常聚会”一文)】

按照巴哈伊的思想,发展是“通过物质生活表达和实现精神文明”的有机进程。真正的发展需要在看似对立的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全球化与分权化、推行普世标准与鼓励多样文化之间求得平衡。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相依互赖的世界,发展的努力必须用普世的价值观加以激励,用世界大同的远景加以引导。

要是某国和某地在如此的未来中繁荣富强起来,便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承认人的本性包括精神方面,把个人的道德、情感、身体与智力的发展摆在最优先的地位。它们会保障信仰自由,鼓励兴建礼拜场所。这样的社区会提倡尊重权利和责任,促进男女的平等与伙伴关系;保护和扶助家庭。他们提倡美,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并将之纳入他们的环境保护与恢复的规划原则之中。在“多样并存、大同团结”观念的引导下,他们将会支持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并将越来越信赖那些乐于服务与奉献的领导人。

巴哈伊是乐观的,他们相信这样的前景注定会实现,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初露端倪。巴哈伊也是务实的,他们认识到达到这一前景需要巨大的毅力、牺牲和转变。这个进程的速度和代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多边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团组织。有关各方如果想成为这一进程中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他们就必须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工作。

社会与经济指针被各类组织——从联合国机构和政府到工商企业和学术部门——广泛用来制定发展规划。指针不能改变事实,但能帮助我们知察事实,还有助于形成对发展的共识。

目前,为求发展指针更真实地反映个人与社区进步的内涵,人们做了诸多努力。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当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每年一度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所计列的“人类发展指数”。

精神价值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这一观念长久以来得到人类大多数的认同,也被越来越多的从事世俗发展工作的专家所接受。本十年间联合国一系列主要大会所制订的全球行动计划开始扭转了对发展的主导看法,即从“自上而下、靠技术和经济驱动的进程”转变到“人民和社区越来越多地为自身的进步自行设计并自我负责的进程”。这些计划中很多也强调了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因此,为发展制订基于精神文明的指针是合乎时宜的。

精神文明指针把发展进步当作精神原则适用得好坏来评定。这些原则概念的核心是,了解人的本质基本上是精神性的,了解这些为人类灵魂所共鸣的精神原则能为牺牲和变革提供极其巨大的动力。因此,世界人民将会更乐意支持基于精神原则的发展指针所制订的政策与计划,而非仅限于物质生活范畴的计划。这些衡量标准的运用有助于对目标、政策和计划进行订立、明确和优先化,从而不仅有助于转变对发展的认识,还有助于转变发展的实践。

基于精神文明的指针的内容包括:和平与大同前景的规划;为实现这一规划而选定的主要原则;依上述原则制定的相关政策;指数评估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精神文明指数必须是可以度量和验证的定量或定性,并且在不违背有关原则之完整性的前提下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建议由下列五项原则开始:一、多样并存、大同团结;二、公平和正义;三、性别平等;四、信任和仁政;五、独立探求真理。然后将这些原则贯穿到各项政策之中,以制定出基于精神原则的发展指数。为了便于就此进行讨论,我们建议由下列五个领域的政策开始:一、经济发展;二、教育;三、环境保护;四、食品、营养、保健和住房等基本需求的满足;五、管理和参与。

将上述原则与政策对应起来,拟定基于精神文明的发展指数便有许许多多的方法。例如,将“多样并存、大同团结”的原则施用于教育方针与政策。具体而言,这项原则可以表达于很多方面;一个特别的表达方面是它与全球化理念的关联。

为此,人们可以测定用于培养全球化意识的课程或其它活动——包括课堂上和课外活动中——所用的时间之比例。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确定教科书中这一主题的内容所占的比例。再有一个就是测定这方面内容在师范院校课程中的普授程度。

将公平和正义的精神原则应用于经济政策领域,我们就会发现说明这样的指针如何能够订立的又一个例子。在应用之中,目标将会是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诚然,各国已经有了各种各样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可是,这些方法无法检验减少收入差距努力的进展情况。而一个更基于精神原则的方法应该是,用图表形式反映收入关系,决定是否减少经济最繁荣与最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衡量自有利于经济较贫穷国家的贸易机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对目标的确切验证以及具体的基于精神文明的发展指针之订立,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建议,世界各宗教的代表聚会(或许是在世界银行或别的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下),开始就精神原则及其与个人和集体进步的关系进行磋商。初始目标应该是对大家都赞同的若干精神原则以及其所应用的一系列优先政策领域达成共识。

本举措的最终目标是,将精神原则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正如现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的那样,若不能正确认识这样的精神原则在个人和集体进步中所起的作用,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便绝无可能。衡量和图现这一进步的发展指针不仅是适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天下一家》1998年1-3月,总第32期)
图片说明:

非政府组织于1998年1月21日在联合国召开了一次为期一天的有关人权的会议。该会名为“好实践与坏实践”,广泛探讨了自50年前《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人权实施的情况。图左自右为:举办这次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协商关系联席会议(CONGO)主席阿法夫·马赫福兹;本次会议主席、巴哈伊国际社团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泰切斯蒂·阿德罗姆;奥地利驻联合国代表恩斯特·苏哈日帕。其它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哥斯达黎加驻联合国代表埃米莉亚·卡斯特罗·德·巴里什;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卡马利什·夏尔马;《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庆祝委员会主席费利斯·盖尔,以及妇女全球领导中心主任夏洛特·邦奇。

精神原则与社会进步
《天下一家》的很多报道都涉及到如何在发展计划、教育组织、改善环境以及促进和平中运用精神原则。

例如,本刊有关非政府组织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作积极准备的报道,就反映出世界环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与精神原则挂钩。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精神原则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更进一步地问:这样的讨论是否值得一个非巴哈伊信徒甚至连上帝都不信的人关心呢?

巴哈伊认为,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看,精神文明是产生人类优秀品质的泉源,而这些品质能够促进和平与融治,引导人们获得远见和理解,也使开展合作成为可能。

人,不仅仅是具有高度智能的动物,或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一旦跨越了自我意识之门槛,另一种东西——理性的灵魂,就会凸显而出。空气、食物、水和住房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单靠这些是无法满足理性灵魂需求的。即便是更高层次的物质性成就,例如社会地位、权力和富强,也不能使它完全满足。说到底,甚至智力的成就也满足不了这最深层的需求。

只有通过那些增进团结和统一、促进信任和忠诚的优秀品质,才能满足那最深层的灵魂需求并实现社会进步。它们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基础。这些优秀品质包括爱、勇气、自我牺牲和谦逊。在巴哈伊看来,这些优秀品质的实质是精神性的。

世世代代以来,世界各大宗教的导师一直引导着人类培养这些精神能力,并以此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例如,几乎所有的传统宗教都倡导“金箴”和“十诫”。这些训诫不仅成为道德指南,而且是人们取得精神成就的感召力量。甚至对于那些无宗教信仰的人士,这些教义的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往,这些精神教义主要只是涉及个人行为或小范围人群的和睦相处。相应地,宗教道德规范也通常只是针对个人行为:不偷盗,不撒谎,爱邻居,等等。

巴哈伊认为,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已经进入了相依互赖、休戚与共的新阶段。如同青年步入成人,整个人类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在这个新阶段,过去难以想象的全球化宏图伟业正在逐渐成为可能。这宏图伟业包括:缔造世界和平;创建一个公平的全球社会;以及实现科技、发展、人类价值观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均衡协调。

目前,这种历史转变的初步迹象已在方方面面显露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的趋势有增无减。早在一百多年前,巴哈伊信仰的缔造者巴哈欧拉就预见了人类社会即将面临这一转变,还为此拟定出一套推动社会进步的法律和教义模式。

这些教义的重点在于团结,其对象是全世界。巴哈欧拉告诫世人:“要放眼全世界,勿局限于自己!”他宣布了社会与精神转变的纲领,它注重男女平等,强调消除一切形式的偏见,提倡经济上人人公平,还呼吁创建大一统的世界联邦。

这个纲领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心愿,表现出人类成熟应具有的新气质和新精神。这个纲领若能用巴哈欧位所倡导的集体决策方式加以贯彻实施,就必定成为人类社会顺利进入其成年期所必需的精神指南。

虽然这些原则是许多进步运动的共通原则,但如果能在精神价值体系的层面加以理解,就能激发出人类心灵的最深层动机。对于信仰者来说,这些原则将提供给他们一种主导与权威的力量,其作用力远远超过传统世俗社会。而对非信仰者来说,这种理解则为他们提供了观察历史进程和力量的新工具。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11月总第6期,英文版1991年4-6月)
(主题)国际“对话”探讨即将来临的全球转变
(副题)瑞士“向全球社会过渡国际对话”
审议文化、科学、统制和价值观等议题

【瑞士维纳赫讯】1990年9月,一百多名一流的学者、科学家、高级行政人员和未来学学者聚集到这里参加为期五天的会议,讨论有关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

这个称为“第一届向全球社会过渡国际对话”的会议,集中讨论了人类如何就当今世界日益依赖和融合而导致的多方面变化制定最佳对策。

这次对话是在瑞士巴哈伊社团主办的国际教育机构兰德格学院的会议中心举行的。它以“全球化趋向势不可挡”作为预设前题来展开讨论。会议期间的全体大会及各专题研讨会分别从文化、科学技术、公共统制、私人管理、伦理观和价值观等诸方面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审议。

“这首届“国际对话”的目的是将各领域的专家聚集到一起,拟定出一套综合性的构思和连贯性的远见,以帮助人类向全球化社会过渡作好准备。这一转变正在发生,全人类都无可回避,”兰德格国际教育与发展学院的校董伊拉吉·艾曼博士说。该学院是本次对话的主办机构之一。

“在欧洲及其它各大洲,政治、社会、技术、经济、文化及精神等人类事务各领域中的转变步伐正在加快,这给当今世界的决策者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艾曼博士又说。

参会者来自方方面面,所发表的意见也形形色色。重要的来宾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费德里科·梅厄;前任印度驻美国大使卡兰·辛格博士;罗马俱乐部秘书长贝特兰德·施奈德,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伊利亚·普里果京。

这次对话于9月3日至9日举行,在此期间,与会者就全球转变的各有关主题发表了34篇论文和演说。这些论文及演说均伴随有分组讨论,经常有热烈的意见交流。尽管观点不一,见解各异,但参会者在这一点上却达成了明确的共识:人类社会的的确确在每一方面都日趋一体化。

但是,在全球转变的利弊得失问题上,发言者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
鉴于当今全球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部分出席人士推断前景将是暗淡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字塔式的西方富裕社会绝不可能无限成长下去,”代表瑞士政府的国际难民政策协调人鲁道夫·魏尔施穆勒说。“基于本身的利益并着眼于息息相关的世界和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找出一种更加适度的新生活方式。”

有些参与者却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的聪明才智、新资源的开发以及精神复兴的开始,会使向全球社会过渡有光明美好的前景。

“过渡到全球社会就是转变成一个全新的社会,而这种转变与以往的各大转变同样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欧文·拉兹罗博士说。他是维也纳未来研究所所长和罗马俱乐部成员。维也纳未来研究所、马里兰大学国际发展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和兰德格学院三者共同举办了本次会议。

以个人身份参加对话的梅厄先生说,他看到联合国在这临近的全球转变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近来几个月里,不断加快的世界转变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梅厄先生说。“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一致同意合力对付侵略行径……

“我坚信,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和平文化的起点,联合国担当和平维持者角色的能力将会得到增强。”他说。
此外,在许多讨论会上,一个反复出现的研讨主题就是新价值观和新伦理观的必要性。

“我们的命运引导我们向上形成全球意识,向外迈进全球社会,向内更深刻地了解自我,”印度新德里国际科学、文化和意识中心的主席卡兰·辛格大使说。

在告别宴会上,与会者宣布计划成立“向全球社会过渡国际对话协会”。兰德格学院被要求担任该协会秘书处的角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科学技术办事处主任奥古斯托·福尔蒂说:“我希望,这个重要的会议将是一个经常性的监察及研究活动的开端。欧洲东西合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会继续给予支持。”(索尔·亨宁·勒斯塔德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6月总第4期,英文版1990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首届“向全球社会过渡国际对话”于1990年9月在瑞士维纳赫兰德格学院举行。图为喀麦隆大使阿德穆·恩达姆·恩乔亚在会上发言。图右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费德里科·梅厄,他以个人身份参会。图左为捷克斯洛伐克帕拉凯欧大学校长约瑟夫·亚拉布。

2, 图为兰德格学院会议中心。首届“向全球社会过渡国际对话”在这里举行。兰德格学院是瑞士巴哈伊社团所属的国际教育机构。该学院经常在这个会议中心举办各种活动。

3, “向全球社会过渡国际对话”会徽。
峰会筹委会强调社会综合发展

【联合国讯】联合国决定在1995年3月召开“全球社会发展高峰会议”(WSSD)。有些评论家对此疑惑不解,因为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高峰会议闭幕至今尚不到三年,而且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也将于1995年9月在北京举行。

这些评论家会问:我们在里约热内卢不是已经讨论过发展问题并且肯定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吗?妇女地位是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不是将要在北京的妇女大会上讨论吗?所谓“社会发展”究竟是什么?

然而,在社会发展峰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今年二月初在纽约召开了首次会议之后,人们对社会发展峰会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开始有了清楚的认识。当然,对部分人士来说,召开这次高峰会议的必要性无可置疑。

从筹委会的公开讨论到委员们的私下交谈都使人感觉到,这次峰会将主要在“综合性”上做文章。

参会者特别表示希望峰会能将环境保护、发展、妇女、国际金融、人权和人口等各方面的问题加以全盘考虑。这些议题曾在里约热内卢大会上受到重视,并且已经被列入今年九月的开罗世界人口大会和明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的议程。

“里约热内卢、开罗和北京各个会议的主题可说是社会发展全局的各重要方面,”约格什·阿塔尔博士说。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科学部部长,代表该组织参与社会发展峰会的筹备工作。“这些会议分别研讨各自领域中的要害问题,并使人们对这些问题更加重视。但用整体方法来看,这些都属于社会发展的范畴。”

峰会的目标

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已定于明年3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它的中心议题早在1992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就已经确定了:

1, 提高社会的整合与均衡性,尤其要顾及经济地位低和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
2, 减轻和消除贫穷状况;
3, 增加生产性的就业机会。

这次筹备会议从1994年1月31日至2月11日历时两个星期,主要工作是拟出所建议的峰会《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纲目和要点。这两份重要文件将是这次峰会主要成果的体现。

在对峰会所要达成的目标作更明确界定的过程中,各国政府代表出现了意见分歧。北半球发达国家的政府代表重弹他们在近年来联合国系列世界大会上的老调,强调人权和推行全国政策解决贫困问题;南半球的代表则注重通过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的调整改善经济上的不平衡状况。

虽然如此,“综合性”的主旨仍然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视。例如,在为八月份举行的下一筹备会议拟定议程时,各国代表都同意“应该用综合的方法重视并解决各核心问题的共同点”。

代表们的发言也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加拿大政府的代表就提出,峰会的最后文件应该“对‘综合性’有系统的概念阐述,以使有关各方能充分认识到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并在这一原则下用综合的手段解决社会发展的错综复杂问题。”

在使人们重视社会问题的关联性这一点上,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局势的特征在于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互相关联。凡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我们就加以联合,”世界公民联合会驻联合国代表利辛卡·乌拉托斯卡女士说。该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拥有35个国家的会员。“社会发展是与经济发展、正义以及人的权利与义务密不可分的。”

巴西非政府组织联盟主席若热·杜朗先生说,社会问题殊途同归,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因而促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南方与北方国家结成新的“社会联盟”。“我们不能只是考虑南北之间的对立,我们更需要考虑南北之间的合作。非政府组织的的任务就是大力倡导世界公民的意识。”

妇女协商会议成效斐然

与会的民间社团组织中,最具影响力和最直言不讳的当属妇女协商小组。这是一个由来自23个国家的约一百名妇女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在筹备会议期间每天开会,并于大会结束前一天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系统构思出一个注重满足妇女、青少年及儿童需要的新发展模式。”

许多非政府组织也表示,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政府行动,要更加倚重民间社团的力量和参与。

“越是深入问题之中,就越容易看出问题的各种成因,因此我们有必要与地方民众磋商,”代表辛尼罗斯研究所出席筹备会议的汤姆林森先生说。辛尼罗斯研究所设于纽约,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贫穷非政府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

巴哈伊国际社团环境署主任阿图罗先生说,这次筹委会会议进行的高层面讨论大大增进了人们对峰会的重要性和宗旨的总体了解。

“在当今世界中,通过很多的途径,尤其是地球高峰会议,我们开始认识并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息息相关、唇齿相依的,”阿图罗先生说。“因此,在经济、政治、科技、法律、金融、环境保护以及传播媒介等各个领域,都需要有相应的全球性方法和概念。”

阿图罗先生又说:“有谓‘纲举目张’,社会整合是联结所有这些方面的中心环节,”阿图罗先生接着说。“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调动全人类的各种积极因素,在地方、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层面,齐心协力并富有成效地共同努力?要是社会发展高峰会议能认真寻求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将是非常成功的,对它寄予厚望的人肯定会大喜过望。”

(原载《天下一家》1994年4月总16期,英文版1994年1-3月)
创建可持续发展的住区

纵观历史,都市化是与人类进步联系着的。人类以村庄、乡镇和城市的形式聚集,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许多最伟大的宗教、政治、教育和科学制度就是在城市地区建立的。用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议程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城市乃是“文明的孵化器”。

然而城市,乃至于任何规模的人的集居,如今却饱受困挠。在世界各地,人的住区,尤其是那些超大规模的,反而成了犯罪、贫困、疾病、社会疏离和环境污染的温床。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犯罪、贫困、污染、往城市移民潮、交通拥挤和基础设施的陈旧不堪等等这些问题,正在众多的城市交织汇集,导致混乱无序,并累及农村。

那么,摆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如何着手创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

在过去,城市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着眼于技术方面:更好的城市规划,新的交通与能源生产技术和优良的社会服务组织。这也正是二十年前在温哥华召开的第一次住区大会所重弹的老调。

第二次住区大会的议程草案将重点转到了社会-文化的解决措施上。它提议,只有通过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人类的住区问题才能够得到持久的解决。它同时也广泛汲取了近年来联合国世界性会议所制定的各项议程中有关持续发展、社会一体化和性别平等等共识。

虽然如此,人类住区所面临问题的范围和复杂程度,仍要求我们必须作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创建可持续发展住区的真正基础首先在于加强团结。

追求团结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动力。通过家庭、部落、城市、城邦,进而最终的国家形式的凝聚,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团结。而向下一阶段的迈进,也只有在团结的意识进一步扩展时才能做到。

这里所说的团结不是强求划一,千篇一律。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团结可以通过与人体的比较得到最好的理解:虽然人体是由千差万别和高度专门化的细胞和器官组成,但它却是以目的一致的整体和统一的存在运作的。因此,真正团结的基础在于既重视多样性,又对价值观和目标有一致的认同。

这样一种社会的团结能够产生协同努力,为人类发展创造条件,推动群体的繁荣。部落、城市和现在的国家正是如此。然而历史也表明,如果一个群体不能向更高层次过渡,那么它的长期生存——其持续发展——将会受到威胁。

照这样一种范式,城市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现代社会内部的种种根本性的不团结。贫困出自社会内部阶级之间的不和,反映出人们未能互相履行道德义务。犯罪是个人与社会整体极端不和的明证。而环境衰退则是因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关系认识不足,以及对这一根本的整体性所要求的神圣责任的疏忽大意所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人类住区的问题上如何建立这样一种不断扩展的团结意识?

第一步是要明白人类对团结的主要追求所在乃是向统一化的全球社会迈进。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球市场的融合,大众传播的日益全球化,甚至于新的全球文化规范的发展,如具有普遍性质的人权概念。

认识并承认我们基本的团结同样是住区议程寻求解决“地方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过去,市、镇或住宅区的人口构成背景、价值观和目标方面相对单一,因此解决城市问题要容易一些。可是在世界各地大城市日益增多的今天,邻里左右却可能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文化群体和宗教团体。

况且,当今的世界已是天涯若毗邻了。一个社区的兴旺,例如提供新就业机会的数量、食品的供应、环境的净化等,不单取决于地方努力的程度,也同样取决于海外市场决策和资本的程度。

建立团结的另一个要素是正义。这两项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正义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团结;对正义的基本理解必须以团结的意识作为根据。巴哈欧拉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正义的目的是在人间显示团结。”在今天,提倡正义就意味着在更大的程度上分享资源、财富、信息和技术,并共同努力实现人人受教育,监察人权状况,消除种族主义,促进妇女进步。

在更切实可行的方面,实现团结的一个重要步骤在于培养世界公民意识。通过在学校、传媒界和艺术界推广这一伦理观,我们就能够向培养对家庭、他人、社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大家庭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公民的目标大步迈进。

归根到底,创造能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也同样需要更进一步地承认人类的精神本质。在过去,社区不单是由商贸活动和爱国精神,也是由将整个社区的利益摆在私利之上的意愿,和对责任与道德原则的忠诚等宽广胸怀的精神品质所凝聚而成的。

在我们的时代,只有通过在全球范围寻求人类的更高层次的团结,我们才能激发出能消除分歧和解决目前困挠我们社会的种种问题的精神、道德和社会力量。对小村庄也好,对大城市也好,这都无疑是必由之路。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1-3月总24期)
巴拿马圭米新一代开拓社会发展新道路

【巴拿马奇里基省索洛伊市讯】圭米人的处境和世界其它的原住民族相似,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社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有害无益的。

圭米人散居在巴拿马西部崎岖险峻的科迪雷拉中央山脉,除了语言共通,族群之间并无紧密联系。他们在巴拿马社会处于边缘的地位,历来是该国最贫穷的社群之一。

多年来,他们祖传的土地逐渐被“拉丁人”所侵占。这些所谓的“拉丁人”是圭米人对巴拿马西班牙人后裔的称呼。他们移居到圭米人的土地开垦农场和牧场。为数八万多的圭米人被迫迁徙至偏远的贫瘠高山地区,越来越远离他们数百年代代相传的刀耕火种农作生活。

迫于生计,圭米族的年轻人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离乡背井,到咖啡农场和香蕉园工作。但是,这对圭米的传统社会和家庭结构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出外工作的圭米男人由于不熟悉西班牙语言和文化而极易被人剥削,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从事收入微薄的劳作。长时间离开家园使他们往往借酒浇愁,对自己民族与文化的归属感也逐渐淡薄。

结果,有的圭米人变得郁郁寡欢,孤僻内向,对外人愈来愈不信任,宁可承受更加艰难的生活。有的圭米人则接受了“拉丁人”的生活方式,学会适应外面的世界,这样一来使得有些人离他们自己的根越来越远。

于是,圭米族巴哈伊信徒作出大胆的尝试,既保持圭米文化中最值得自豪的那部分,又帮助圭米人掌握其命运。

在过去的30年间,已有八千多名圭米人皈依了巴哈伊信仰。有的人说,巴哈伊信仰之所以对圭米人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传统上有一个预言,即一个具有大一统性质的新宗教将会来临。在此期间,圭米巴哈伊信徒建立了族内的巴哈伊社团,既致力于巩固本族的文化,又倡导男女平等、种族宽容、全民教育等“进步”原则。

“我们在自己族人的圈子里都友善相待,密切交往,”23岁塔希蕾·桑切斯说。她的父母是最早皈依巴哈伊信仰的圭米人。“但一遇到外界的人,我们就很怕跟他们说话,很怕跟他们扯上什么瓜葛。可是,我家里人教我要和别人来往,平等地对待别人,允许我和所有人交朋友。我当然乐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印第安人和别的民族也是平等的。”

在建立巴哈伊社团的过程中,很少得到外界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以草根阶层为主体的参与性发展的范例。

当然,这些努力的成效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显现出来。但在目前,圭米巴哈伊社团已在圭米社区的11个村落开办了培训学校,成绩喜人。

这些培训学校对整个圭米社区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不仅全面提高了圭米人的文化水平,而且其道德教育还使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掌握了衡量外界社会善恶的准则。

索洛伊市的圭米文化中心主办的一系列活动反映出整个圭米社区发展的成就。圭米文化中心是圭米人自行建造的,巴拿马巴哈伊社团和外国的一些巴哈伊国际社团提供建筑材料和技术指导。它成为圭米人的培训与会议中心,不仅为培训学校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也为其它社区活动提供了场所。

文化中心由一个委员会管理,其委员既有圭米巴哈伊信徒也有“拉丁”巴哈伊信徒。中心的工作还包括试验和引进农业新技术,启发圭米青年的领导能力,以及举行圭米文化和民俗活动。该中心还与巴拿马巴哈伊电台进行合作,该电台主要向农村地区广播,它制作和播放了很多有关圭米的节目,为保存圭米文化和语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培训学校
培训学校都是由圭米巴哈伊自己创办的。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圭米社区才能进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露丝·普林戈尔女士是最先把巴哈伊信仰带给圭米人的巴哈伊信徒之一。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中,她讲述了培训学校的开办经过。那是1961年,她和他的丈夫造访了这个地区,留下了一些初级课本和教学手册。随后,族内的俩兄弟路易斯和西里洛便建立了第一所培训学校。

“大约一年之后,我们又见到了路易斯。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在自己所在的村子办起一所学校,孩子们可以认字读书了,从此,他们再也不会为没有文化写而烦恼了,”普林戈尔女士说。她现在居住哥斯达黎加。“这是该地区第一所培训学校。多年来,它一直是其它村庄开办学校的榜样和动力。可以说,圭米人很早就开始自主决定自己的事务了。”

西里洛和哥哥一样也是最早皈依巴哈伊信仰的圭米人之一。他表示,他们兄弟两人之所以开办学校,一部分原因是巴哈伊教义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曾经外出就读“拉丁人”学校,体会到其中的艰难。

西里洛今年64岁,现居索洛伊市。他接着说:“我们成为巴哈伊的时候,这个地区还没有公立学校,所以我们两兄弟就在社区里教小孩子识字。”

目前,圭米地区已经有了几所公立学校,但即便如此,巴哈伊的学校教育系统仍在发展壮大。

“这个地区的有些地方仍然没有公立学校,”米纳先生说。他今年39岁,来自哥伦比亚,是一名巴哈伊发展专家,现任圭米社区事务的全职顾问。“而在有公立学校的地方,我们为孩子们提供更早的学习机会,开设学前教育班。”

米纳先生介绍说,所有培训学校的老师全都是当地的志愿工作者,其中多数是小伙子,他们贡献出一年的时间专门为自己的村庄服务。对这个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奉献一年的时间而不务农或从事其它生计,等于放弃一年的收入,确实是极大的牺牲。

“学校所在的村子为老师提供伙食;我们则每月给每人20美元的津贴,这钱是由巴哈伊国际社团提供的,”米纳先生继续说。“我们还有一个课程委员会,每年在索洛伊市的圭米文化中心为这些老师进行为期三至四周的培训。这些培训学校的建筑都很简陋,多属茅棚之类,有些还无墙无窗,四面透风。”

注重道德教育

各培训学校的教学重点一直放在基本读写和算术上,但同时也非常重视道德教育。除了教导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外,巴哈伊学校的德育课程还讲授男女平等、消除各种形式的偏见以及人类一家等进步观念。

这种教育施行了约30年,已经对圭米巴哈伊信徒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努力实践这些原则。

索洛伊地区的巴哈伊学校系统最为普及,这里的圭米青年人率直地说出了教育如何使他们重新认识自我和自己的能力。

塔希蕾·桑切斯小姐就是一个例子。她是巴哈伊电台的播音员。她用本民族的语言恩加贝雷语制作、播出节目和新闻。巴哈伊电台属非商业性质,功率只有一千瓦,覆盖奇里基省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电台使恩加贝雷语在这个地区得到重视。

塔希蕾觉得自己在电台的工作对保存圭米文化很重要。她还认为,圭米文化中的某些习俗,如女人服从男人的传统,则必须摒弃。

她嫁给了一个圭米巴哈伊信徒,他们俩儿努力在婚姻生活中实践男女平等的原则。
“在家里,有时他做饭,有时我做,”她说。“有时我洗衣服,有时则是他洗。”

卡比拉· 奎瓦斯先生今年也是23岁,与塔希蕾在同一个电台工作。他同样觉得应该保存圭米人引为自豪的部分,摒弃那些不公正的传统。

“我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不能让外界进入到我们的地方,因为它会毁灭我们,”奎瓦斯先生说。“他说,人们正在逐渐忘掉我们古老的语言和传统。”

“但是,巴哈伊电台已经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圭米传统,我们努力不让人们忘记它们。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大多数圭米人开始热爱自己的语言,热爱自己的传统和历史。”

不过,他并不认为所有的老传统是好的。他提到了一种叫做“巴尔塞利亚”的传统聚斗仪式,在进行的时候,两方村子的男人悉数上阵,用粗大的轻木树枝互相击打对方的脚踝部位,受伤是家常便饭。而且聚斗期间酗酒普遍。一旦参加者觉得对手不公平,就很容易产生仇恨和积怨。

“如今在巴哈伊社团里,我们不搞聚斗,”奎瓦斯先生说。“我们用传统的舞蹈方式庆祝节日。”他还说,由于饮酒和打斗违反巴哈伊教义,所以他们不会参加“巴尔塞利亚”仪式,以免产生纠纷与隔阂。

团结的架构

由于信徒共同遵守一些原则,集体参加活动,圭米巴哈伊社团可说是社区里的社区。不过,尽管圭米巴哈伊信徒居住最密集之处是索洛伊市附近的村落,但他们并没有单独群居,与其它乡亲隔离。相反,巴哈伊家庭是分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

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是巴哈伊地方协理会,亦称地方灵体会。地方协理会指导信徒的活动。在奇里基省有25个这样的协理会。

巴哈伊信仰在全世界有二万多个地方协理会。它们每年依民主的原则选举一次,运作上采用与众不同的非对抗式决策方法,叫做“磋商”。

外界的观察者说,圭米巴哈伊信徒在基层召开会议选出这些地方协理会,发挥出基层群众的能力和主人翁精神。

“直到最近,圭米人的种族观念似乎仍非常薄弱,”惠特妮·林·怀特说。她是美国人类学家,曾在1993年花了3个月的时间研究圭米的巴哈伊信徒。“家庭间的联盟和宗族间的联盟是基于外敌存在的假想来发展和确立的。

“不过,圭米人是因为感觉到生存受到威胁才抵抗外来者侵犯的。圭米巴哈伊社团建立的团结在是一定程度上对付这种威胁的有效方式。

“巴哈伊信仰在其组织体系中运用了一种新的领导模式,这大大增强了集体归属感,”怀特女士继续说。“巴哈伊信仰还规定了维护群体团结的精神原则,从而信徒能齐心协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反种族歧视的原则便能够有效地消除家庭之间和部落之间的疏离。”

圭米的巴哈伊信徒说,巴哈伊信仰有关团结的教义确实帮助了他们与别人和睦相处。

马里亚诺·罗德里格斯是一位农民,今年53岁,在1963年成为巴哈伊。他说,家庭之间和夫妻之间的摩擦总是有的。“我周围的好些家庭都有问题。但巴哈伊家庭就不同,他们能本着对团结的认识,努力祥和安宁地生活。

(原载《天下一家》1995年1月总第19期,英文版1994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23岁的塔希蕾·桑切斯小姐属于巴拿马圭米族的新一代。她在巴哈伊电台任职,用自己的母语播音,帮助保存圭米文化和传统。

2, 西里洛·桑切斯与他的妻子苏萨娜·贝哈拉诺在他们位于索洛伊的家门前合影。桑切斯先生是最早成为巴哈伊的圭米人之一,他帮助在圭米地区创立本土培训学校系统。

3, 位于索洛伊的圭米文化中心几乎完全是由圭米人自己建造的,屋顶用的镀锌铁板由巴拿马巴哈伊社团赠送。它可以容纳几百人,室外的草地可举办大型集会。该中心经常举行大会、本土风俗节和音乐表演等活动。

4, 圭米文化中心的建筑颇具特色。图为兼有宿舍、食堂和课室的一幢建筑。

5, 罗德里格斯夫妇和他们最小的儿子在家门口合影。罗德里格斯先生表示,巴哈伊有关团结和磋商的教义使他的家庭更加和谐美满。

小岛国对前途怀有大抱负

【巴巴多斯布里奇敦讯】两个六米高的木偶站立在希望村的村口,在讨论环境保护。一个名为“希望”,而另一个则叫做“末路”。

1994年4月25日至5月6日,联合国在这里召开“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希望村和木偶是几个非政府组织特地为大会构建的,以此表示他们的意愿。

“希望”基本上是用帆布和海滩上采集的天然材料制作而成的,微风阵阵,帆布衣徐徐飘动,雍容优雅,代表着大自然的完美和人类的崇高精神。“末路”则主要是用汽车废件、破电视机和其它废弃物品拼凑而成,象征贪婪、怀疑和自私。“希望”在耐心地教导“末路”。

希望:你难道没听说过节省、回收和再用吗?你可以少用点水,减少每星期的用车次数,将坏了的东西修好再用,不要随便把它扔掉去买新的。

末路:我其实也想这样做。不过,别的人不愿意,所以我也没办法。我节省下来的,别人也会用掉。还不如我自己先用。

这段对白虽然简单,但它却道出了在环境保护与市场竞争之间要做到协调对应是多么的不容易。而这也正是本次会议的参会代表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会议的议程包括,探讨发展中小岛国和其它沿岸低洼地区特有的薄弱之处,审议这些地方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趋势,拟定一项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会议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有:

——通过了《巴巴多斯宣言》。该宣言确认了发展中小岛国的处境和问题;承认它们应 付自然与环境灾害、污染以及气候变更后果的能力脆弱;建议各国和各地区推行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加强技术援助,改善信息交流机制,同时要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

——制定了《行动计划》。它界定了各小岛国和沿岸低洼地区所面临的14个问题,并推荐了在国家、地区及国际各个层面的具体行动方案;

——小岛国同盟(AOSIS)成员的关系获得加强。该同盟现在有36个成员国和5席观察员,看来有可能会成为联合国机构中有影响力的组织。

——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达到了更高和更新的水平。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性方面的问题才得到本次会议的足够重视,这在《巴巴多斯宣言》中也明显可见。

实施《二十一世纪议程》

这次会议是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所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中所规定的一项行动。来自111个国家的政府和9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联合国组织以及政府间组织的要员以及传播媒体的代表出席。

“一般认为,这个会议是联合国为实施《二十一世纪议程》而首次采取的具体行动,”联合国非政府联络服务处计划委员玛丽娜·伦特女士说。“因为会议将可持续发展带入一个更具体和更深入的层面上,即专门解决发展中的小岛国家的问题,对其所需予以更多的确定。”

与其它类似的国际会议一样,资金问题是最棘手的难题之一。《行动计划》的终定措词表明,计划的实施“依《二十一世纪议程》第33章必须获得足够的、确定的、新的和额外的财源”,并建议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

“由于世界范围的经济衰落,捐助国一般都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资金,”大会的对外协调人莱利·莱劳鲁说。“但巴巴多斯会议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捐助国全都同意定期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在会前很多批评家对这次会议的成果几乎不抱什么希望。这些国家竟然作出这般的承诺,实在是意义重大。”

《行动计划》承认发展中的小岛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诸如气候变迁和海平面上升、自然与环境灾难以及有毒有害废物等等。该计划的建议包括提供训练、培养能力和发展适当技术。《行动计划》还涉及了保护自然资源、鼓励使用可再生的能源和可持续的旅游规划等方面,并强调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与会者说,会议还意外地取得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成果,那就是小岛国同盟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增强。这个同盟创立之初主要关注气候变迁和海平面上升给小岛国家造成的后果。然而在举行本次大会之前的九个月时间里,它成长为一个自立自强的同盟组织,能够在联合国体制内独自发挥影响力,为遍布世界的发展中小岛国家谋取利益。

“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莱劳鲁先生说。“这种共识正是地球高峰会议希望世界各地都能达成的。万事开头难。本次会议迈出的这一小步为今后长期全面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小岛国家和沿岸低洼地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珊瑚礁和热带雨林毁损以及载有毒性废物船只的过境管理等,的确得到了会议的重视。但与会者表示,更重要的是,会议从更广的角度对待这些问题,把它们看作是互为关联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双重挑战,而这些挑战是带有世界性的。许多人指出,在这一层面上制定解决方案将会对全球范围解决这些问题有所助益。

“小岛国家的一些环境问题,如气候变迁和海平面上升,并非出自本地原因,”联合国非政府联络服务处计划委员伦特女士说。“要是让小岛国家自己解决这些问题,那它们将不堪负担。在某些事情上它们是在代人受过,承担解决的代价。这是对国际社会的一项考验。说不等于做,赞同不等于实施。《行动计划》能否得到很好与全面的贯彻实施,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非政府组织举足轻重

虽然有些与会者持同样的保留态度,但其它人士却对会议本身的进展和非政府组织所起的作用感到鼓舞。“将小岛国家面临的问题摆到国际会议上,而且同时反映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两方面的关注,这还是第一次,”泛非洲运动组织的代表斯图尔德博士说,他是少数宗教团体代表团的团长,参与了《行动计划》的草拟工作。“在很多事件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常常南辕北辙,各自为政。而巴巴多斯大会却显示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能够带来有意义及建设性的贡献。”

在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设立了两处展示场所:“1994年可持续性技术展览”和“希望村”,分别展出各类适当技术和艺术造型陈列。与会议并列的“1994年非政府组织岛国问题论坛”每天都举行非政府组织全体会议以及向政府及联合国机构代表的通报会,此外还有各种研讨会,主题包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自然资源管理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文化、宗教和精神方面。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一对大木偶“希望”和“末路”是巴巴多斯巴哈伊社团献给会议的礼物。

巴哈伊国际社团驻本大会政府分区的代表之一约瑟夫·多尔芬先生表示,这个会议最成功的一点是,它将世界各地的岛国——如日本和塞舌尔——聚集到一起,使他们看到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具有相同性。他说:

“这次会议的一个好处在于,为交流处理类似问题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机会。超越文化间的差异是大家对待所有这些问题所表现出的共同理念。”

(原载1994年10月总第18期,英文版1994年7-9月)
图片说明:

1, 1994年4月25日至5月6日,联合国在巴巴多斯召开“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非政府组织在会场外面设置了一个名为“希望村”的环境保护展示场。图为“希望村”入口处竖立的两个巨型木偶,右边的一个叫做“希望”,左边的一个叫做“末路”。

2, 图为联合国“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全体大会场景。来自111个国家的政府和9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联合国组织以及政府间组织的要员以及传播媒体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3, 图为巨型木偶 “希望”的上身特写,它是由巴巴多斯巴哈伊社团的梅里特夫妇设计的。
(主题)团结意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达加人中唤醒
(副题)据报道,以反复无常及部落争斗而闻名的达加人似乎开始转变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讯】约两年前,莱维·乔治先生的儿子在一次开车时不小心将一个达加人撞死。他料想自己和全家将难逃传统的“报复”仇杀大难,心里忐忑不安。

乔治先生曾任米尔恩湾省计划处的官员。在这意外事件发生之后,他藏匿了一个星期。后来,不得己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向认为是“当地恶名昭彰的杀人者和巫师”的那些达加人等着见他。他当时觉得自己一定会被袭击和杀害。

乔治先生最近回忆道:“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微笑着走向我,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他们说:‘兄弟,我们是死去男孩的乡亲。我们来告诉你,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必担心。我们都是兄弟姊妹。我们来自巴哈伊信仰,我们要向你和你的孩子们保证,绝不会有报复的仇杀。’”

在外人看来,处于这个南太平洋国家内陆多山地区的达加民族,长久以来就是以部落争斗及令人畏惧的巫术而著名的。按照传统惯例,谁要是冒犯了他们,无论事大事小,都免不了受到迅速且通常是致命的报复。

然而近来,像乔治先生所述的戏剧性变化的报导开始有所传闻了。据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到访过达加地区的游客说,有几个部落已获得调停争端及与其它部落和谐相处的好名声。这个新声誉,借着经济发展和自我教育方面的努力,又更进一步地提高了。尽管达加地区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然而近来已经展开了一些小规模的售现农作物栽种计划,而此地所产的咖啡现时也以其高品质而开始遐尔闻名。还有人已经计划依靠本地的力量,重开一家己倒闭的地区诊所。

根据对当地情况熟悉的人士说,引起这种多方面的转变的原因之一是达加人逐渐接受了巴哈伊信仰。该信仰教导他们和平解决冲突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对该地区而言,这是一种革命性的信仰。

例如,最近在图阿( 土语“新开花”之意)村召开的一次巴哈伊会议吸引了将近一千人。出席者包括从六十个村落来的代表,大家讲七种不同的方言。在以往,难以想象这样的集会不会引起暴力冲突。但这会议却连名义上的安全措施都没有,使得当地市政议事厅的主席颇感惊讶。

当然,会议进行顺利,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当地政府官员都感到如释重负。这么多的村民在一个地方聚会,没有出现摩擦或争端,在过去还未曾有过。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达加人怀着博爱及友好的纯真动机,举行如此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集会,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托马斯·伊莱萨先生说。他以前曾任米尔恩湾省政府的律师,目前为私人律师。“这样一个洋溢着团结的共同热忱的大型公共集会,在一些人看来不啻是一个奇迹。”

然而,图阿会议为人注意的不仅仅只是给人深刻印象的团结精神的显现,大家还一致认为这是有史以来首次为制定该地区长远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而举行磋商会议。这个由基层群众发起的计划,要求建立一个永久的训练机构,指定一组人去重整一间倒闭的医疗诊所,并创建新的农圃以资助这些机构。

1984年,一位受过教育的达加人把巴哈伊的讯息带到这个地区。他当时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莱城。几乎马上就有一千名以上的达加人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成为巴哈伊信徒的达加人说,他们看到西方的巴哈伊访客乐意与他们同吃同住,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拒弃“货物崇拜”

达加人说他们一直对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感到兴趣,可是大部份传教士及殖民地官员都嫌那里过于偏远,因此它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的确,对外面的世界而言,达加人民最出名的大概就是他们热衷于“货物崇拜”。这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当时的达加人被征召入伍协助从货船及飞机上搬御及运送作战物资——“货物”。货物崇拜教导他们只要服从崇拜领袖的命令,货物和金钱就会奇迹般地从天上掉下来。

虽然到访该地区的西方人士越来越多,这种习俗和信仰却只是缓慢地削弱。处于内陆的达加地区崎岖险峻,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的交通来往通常只是靠陡峭险峻的山间小路,往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新的观念通常都散布得很慢。

巫术便是一个例子。在达加地区,巫术一直是灾难与不幸的祸根。不管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符咒和魔法经常造成戏剧性的后果。用魔法来杀人或使受害者生病的指控,经常导致反镇符咒,有时更带来武力攻击。

然而,巴哈伊信仰的传播却抑制了这些行为,巴哈伊信仰一方面认同许多古老的宗教和礼俗蕴涵灵性领悟,另一方面谴责迷信并注重教育。他们寻求宗教精神的训导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平衡。例如,最近,有一位达加领袖的儿子突然得病去世了,许多人预料会指控有人用巫术。当这种情况没有出现时,等着看热闹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

学习合作

巴哈伊信仰的和谐集体决策技巧对当地的新气象也有所贡献。希拉里翁·阿曼尼先生是达加的一位村民及一家很成功的日用品合作社的经理。他说,虽然经本地选举成立的巴哈伊协理会的主要目标是管理巴哈伊团体的事务,但现在也经常协助解决争端。这些争端在过去可能会引起巫术的使用和打斗。该地区的其它人士看到了这些变化,他们也接受巴哈伊的教义了。目前有38个经选举产生的地方管理组织,名为地方协理会,为该地区的两千多名巴哈伊信徒提供指引。

在巴哈伊信仰传播到这个地区之前,你争我斗的村民觉得很难成功地一起来生产并销售他们的农作物。根据曾在当地咖啡销售理事会任职的巴哈伊信徒威廉·潘达瓦说,如今,巴哈伊信徒发挥了作用,他们帮助将村民们组织起来。而在以前,争执经常使得农事上的互助合作无法进行。

例如,巴哈伊协理会安排了一项制度,调集所有村子的资源和劳力,有组织地进行村子间的互帮互助。这样一来,交通工具短缺之类的困难都被一一克服了。去年,各村首次协同努力,将农产品一袋一袋徒步运送到海边。而在以往,由于一直缺乏有效的运输方法,大部份的农产品都在地里或贮藏时烂掉了。

今年,透过广泛的磋商,由地方协理会及一些个人带头,重新开辟了一条通往海岸的废弃军用道路。这是对未来的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

巴哈伊信徒同时也协助重整一间被弃置的乡村学校及医疗诊所。当阿拉吉普村里的一间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被弃置时,村民们自己在一个新的地方将这所学校重新建立起来。使用的只是灌木材料。书桌和椅子是用坚固的圆木做成,黑板则是用卖咖啡所赚的钱买来的。目前博纳拉学校有91位学生。

同样,村民们经过自行磋商,并获得外界巴哈伊信徒的协助之后,重开了一间医疗诊所。目前,阿拉吉普诊所为25个村落的两千人口提供服务。

“这些人所努力实现的转变,感动了到这里与他们接触的所有外界人士,”安·霍尔说。她与她的丈夫大卫在米尔恩省的首府经营一家面包店,是达加地区的常客。“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具有极大的博爱能力。就他们的历史而言,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转变。借着大家团结,他们现在努力进取,并十分渴望为他人服务。”(达勒·鲁特施泰因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0年12月总第2期,英文版1990年4-6月)
图片说明:

1, 图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达加地区的一所巴哈伊暑期学校里,成人教育班举行开学仪式。该班的学员均为巴哈伊,其中很多是新加入的。课程包括合作与协商决策。

2, 地方协理会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当地巴哈伊事务的机构。图为博纳拉巴哈伊协理会在开会。正在作现场拍摄的是本文作者达勒·鲁特施泰因先生。他正在制作一个报道巴哈伊地方社团齐心协力工作的纪录片。

(另有地图!)
(主题)澳大利亚巴哈伊社团促进文化交流与种族和睦
(副题)倡导种族和文化的宽容与和谐,宣扬人性尊严和社会团结的理想
【澳大利亚卡布拉玛塔讯】卡布拉玛塔位于悉尼市郊,亚洲移民很多,种族和睦的问题十分严峻。

包括卡布拉玛塔在内的费尔菲尔德市的人口为57,000人,半数以上是外国移民,其中大部份来自亚洲。单是越南移民就占了该市总人口的21%,其它亚裔居民则分别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香港。

与世界其它很多地方一样,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既有被接纳的,也有遭排斥的。尽管澳大利亚的一千七百万国民绝大多数都一向欢迎新移民,无分种族,但是,总免不了有极少数人对外来移民心存反感,怀有偏见。

歧视的态度通过各种方式表露出来。例如,在电台的 “听众热线”节目中,听众有时对亚洲移民的大量涌入表示愤怒,称这些新移民会带来帮会暴力,抢走澳大利亚人中英国人后裔的就业机会。这还算是最温和的。

有的人采取了激烈的方式:暴力。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些针对移民的暴力罪行。例如,约7年前,有一个新纳粹组织向佩思市的一家中国餐馆投掷燃烧弹。不久前,一位住在卡布拉玛塔、倡导文化交融与种族和睦的众议院议员约翰·纽曼遇刺身亡。有人推测他是因为对亚裔帮会持严厉打击的态度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在这种形式下,近些年来,拥有一万多名成员的澳大利亚巴哈伊社团大力提倡文化交融与种族宽容的新观念。他们既宣扬人性尊严和社会团结的新价值观,又雷厉风行地加以实践推行。因此,尽管与全国人口相比该社团的人数微不足道,但他们的独到努力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为了帮助来自亚洲的新移民适应并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巴哈伊社团在卡布拉玛塔开办了英语班。近来,他们还开展了多项其它活动,引起了澳大利亚新闻媒介的注意和报道。这些活动包括:

● 1993年与土著人组织在艾丽斯斯普林斯市联合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文化节活动。这个文化节旨在歌颂土著文化的创造力量和多姿多彩,节目主要有歌舞表演、专题讨论、民族风味食品品尝、传统说书和手工艺展览。不仅本国人士参加,还吸引了太平洋区域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

● 在澳大利亚每年一度的“全国难民周”期间,全国各巴哈伊地方社团都踊跃参与并举办各种活动,如召开有关难民在澳大利亚所面临困难的研讨会,主办“午茶会”和跨宗教祈祷会等。

● 在维多利亚市创办一项“城乡学生交换计划”,旨在促进不同背景的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之间的相互交往与了解。通过该计划,农业小镇唐纳德与280公里开外的以白种人为主、间杂不同种族社区的墨尔本市交换了学生。

● 基亚马市的巴哈伊社团在新南威尔士州发起成立了“反歧视工作小组”,帮助州教育部在州内一个比较保守的小镇实施打击种族歧视的措施。这个工作小组还举办了一些旨在促进多元文化的社区活动,如“澳大利亚日多元文化野餐”等。

“我们致力于倡导‘天下一家’的思想,”澳大利亚巴哈伊总协理会书记阿里尼·博玛丽斯女士说。“我们认为,每个民族都各有长处,应该相互学习和借鉴。

“我们从事这些计划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人们之间更好地了解对方的背景和传统,更深刻地认识到所有的民族其实都具有相同的理想和目标。我们关心社会每个成员的各个方面的需要,”博玛丽斯女士说。

与巴哈伊所从事的其它大多数活动一样,在卡布拉玛塔的促进种族和睦的努力也是由当地的信徒发起的,而且它不仅强调精神理念,更注重实际行动。为亚洲移民举办的免费英语班是在卡布拉玛塔的巴哈伊中心进行的,由自愿人士讲授。

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在这个国家扎根立足并获得成功,英语的流利程度至关重要。新移民如果能同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人士交流自如,自然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发生误解和歧视的可能。

1989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这里的庄平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以前在上海的一所大学任法学讲师,能熟练阅读和写作英文。但来到澳大利亚后,他的这种英文水平远远不够从事法律专业所要求的程度。

到达悉尼后不久,他去读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英语班。可是,他发现那里缺少学语言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经常与有同情心和耐心的朋友练习讲英语。当然,这样的环境对学语言的人来说确实也不那么容易得到。

然而,他最终在巴哈伊中心找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开始每星期花五个晚上在那里上免费的口语课。

“要不是免费的,我就不会来这里上课了,”庄先生说。他借了很多钱到澳大利亚读书,在这里靠打工维生,还要慢慢偿还借款。现在,他的英语已经过关,开始在悉尼一所有名的大学读法律研究生课程。

英语班由费尔菲尔德市的巴哈伊社团负责管理,正是因为有很多巴哈伊热心服务与奉献,才使它顺利开办。约翰·沃克先生便是一例。他现在是环境化学工程师,以前曾当过教师。三年多以来,沃克先生每星期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到这儿免费教授英语。

沃克先生介绍说,英语班不仅提供学习和练习英语的机会,也努力营造相互交往与了解的氛围,藉此培养人们融入社会的能力。他说,譬如,上课的时候,他鼓励同学互相帮助,如某学生遇上不明白的地方,就先让另一位同学尝试解释。“这样做给课堂创造了一种轻松友好的气氛,它就像是个俱乐部。”

虽然英语班一直是巴哈伊社团服务计划的主要内容,但该计划同时也开办其它课程,如澳大利亚税制、立业经商常识和计算机操作等。还举办过太极班、日文班和汉语班。

在澳大利亚西岸珀斯市,当地巴哈伊社团近些年来也举办了同类的活动,为中国来的新移民开办免费的英语班。此外,还帮助移民解决食宿和就业等生活问题。

“我们重视人的精神需要,这是巴哈伊与众不同之处,”澳大利亚巴哈伊总协理会书记阿里尼·博玛丽斯女士说。“人越是彼此熟悉,就越是容易理解和接受对方。

“当然,很多澳大利亚人也是这么做的。但我们更注重与他们深交,这有助于使他们产生归属感,使他们意识到能够从各个方面为我们的社会作出贡献,”博玛丽斯女士接着说。“对我们来说,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的同一性。在肯定和维护种族与文化特性的同时,我们主张普天之下,结成一家。”(迈克尔·戴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5年4月总第20期,英文版1995年1-3月)
图片说明: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佩思市巴哈伊社团为亚洲新移民开办免费的英语课程。图为1990年在佩思举行的一个巴哈伊与中国移民的家庭聚会。

肯尼亚乡村卫生保健人员激发广泛变化

【肯尼亚西部省梅纽市讯】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朱迪思·索伊塔当然很清楚为生病的孩子担忧意味着什么了。譬如某一天他们还好好地与其它的孩子出去到路边玩耍,可接下来他们就静静地躺在屋子里了,目光呆滞,神色痛苦。在这个距内罗毕一千公里的偏远小村子里,若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总让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再起来出去玩耍。

在前不久一次接受采访时,这位35岁的母亲和莱农说:“身为母亲,我老是忧心忡忡,我的孩子能活下来吗?那些邻居的孩子又怎么样了?”

使这里的儿童深受其害的小儿疾病很多,从夺去非洲很多婴儿生命的普通腹泻,到威胁青年和老年人的肺结核和疟疾,日复一日地危害着生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肯尼亚,约有10%的儿童活不到5岁。

可是,自从成了一名社区卫生保健员,索伊塔女士的担忧已经大大减轻了。这是从约10年前她在附近的梅纽巴哈伊学校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开始的。

“当我参加首批乡村卫生保健员培训时,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能否找到自已的答案,”她说。“亏得这个培训计划,我已经能够帮助我的家人、我的邻居、全村的人以及周围村子的人明白到什么是初级卫生保健,他们如何能够简单有效地改善他们的健康。我觉得我在那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为改善健康状况做点事情。”

索伊塔女士是梅纽学校培训的98名乡村卫生保健员之一。这项培训是由肯尼亚全国巴哈伊社团赞助的初级卫生保健计划的一部分。它自1986年开始,目前已在肯尼亚西部省份的200多个村庄实施。

这个计划的目的之一是协助肯尼亚“全国免疫扩展计划”(KEPI),它的目标是在它所服务的地区实现100%的免疫,在西部省有邦戈马、卡卡梅加和维西加区;在尼安萨省有西阿雅、基苏木和基西伊区,以及裂谷省的川森佐雅、南迪和乌尔辛吉苏区。

虽然这个计划在实现其免疫目标上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许多人却认为,它真正的成功是它在这一区域的众多乡村中将各个部门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协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这一协作已经通过促使厕所的修建和协助建立更好的卫生用水供给而产生成效。有人说,这个计划已经帮助减少了该地区的种族和宗教成见,而这些成见一直是发展的主要障碍。

“这个计划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戏剧性的改善,”邦戈马区区长沙得拉·瓦邦巴·基巴巴·南韦拉说。“有了该计划所培训出的乡村卫生保健员,我们享受到了流动诊所的定期服务。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患营养不良的也减少了,这些都归功于巴哈伊的健康计划。更多的家庭有了厕所,讲究起卫生和环境清洁来。”

“关乎生命的常识”

该计划沿用了巴哈伊社团在其它非洲国家运用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的模式(在布基纳法索、乍得、乌干达和赞比亚所推行的类似计划)。志愿工作人员则是凭借巴哈伊地方社团在这些地区的牢固根基招募来的。然后他们在一所巴哈伊地方学校接受数周的初级卫生保健技能的培训。这项培训部分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的“关乎生命的常识”计划作为基础,注重于加强卫生和母乳喂养,了解基本的营养知识、免疫的重要性和腹泻的制止等简单的常识。

志愿人员受训后被派回到他们各自的社区。他们按要求每周用10个小时的时间履行乡村卫生保健员的职责。该计划的行政管理人不断地定期采访他们,给予鼓励和支持,还提供再培训课程。

虽然很多其它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也从事训练和援助乡村卫生保健员的相似计划,但巴哈伊所主持的计划,由于其低退出率,强调为社区所有人服务和工作人员所表现出的志愿热情,而格外富有成效。

“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培养乡村卫生保健员,”肯尼亚全国“免疫扩展计划”的教育官员哈罗德·科多说。“乡村初级卫生保健状况的改善实际上取决于信息和行为改变。由于乡村卫生保健人员来自基层,熟悉他们的文化,因此他们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改变人们的行为。”

科多先生说:“从我所看到的,巴哈伊的卫生保健培训课秩序井然,组织和指导都很棒。尤其地,参加者全都是立志学有所长以帮助改善本社区健康状况的本地人。这种做法有助于计划的持久进行。”

他接着说:“而且,巴哈伊培训的卫生保健员都是作为志愿者从事工作的,没有任何报酬,但却非常努力。他们都拥有强烈的信念,我想这信念出自他们的宗教。与其它社团的卫生保健员相比,巴哈伊社团的卫生保健员的退出率要低得多,这归因于他们的动机、信仰和精神品质。”

据曾帮助制订肯尼亚计划的加拿大社会预防医学专家埃塞尔·马藤斯女士说,巴哈伊的退出率平均只有5%左右,对比之下,在非洲一些由政府主持的培训乡村卫生保健员的计划中退出率却高达70%。

该计划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努力调动当地的各个部门参与到决策制定和地方卫生保健计划的执行中。
乡村卫生委员会

根倨该计划领导人的倡议,巴哈伊在该地区的地方协理会按要求指派三名成员去协助成立一个“乡村卫生委员会”。通过吸引多达12个其它社团的领导人,包括地方政府的卫生部、农业部和教育部的代表以及来自教会的代表,这些委员会将跨部门和跨宗教的新层次的合作带到了许多乡村。

加拿大的马藤斯医生说:“在某些方面,这些委员会就像是一个跨宗教的理事会,因为各个不同的宗教聚集到了一起,商讨如何能解决乡村的问题。”该计划部分是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资助的,它在最近的三年里向该计划提供了大约十一万美元。

由于不同团体和部门的同心协力,各委员会已从卫生保健扩展到了环境清洁、供水、固体垃圾的处理。委员会还在帮助协调由政府开办的流动诊所的巡回服务各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种协调安排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流动诊所常因无钱加汽油或请不起护士而无法在指定的日子出诊。委员会也不时帮助筹措额外的必需资金。

委员会由不同宗教的代表组成这一事实也有助于缓解紧张的种族关系。在肯尼亚全国各处,部落的个性意识很强烈,有时导致成见。各具特性的宗教组织通常是由单一部落的成员所组成,其它部落的成员时常被排斥在他们的活动之外。

巴哈伊社区的情况就迥然不同;异中求同的观念极受重视。将各个不同宗教的代表吸纳到同一个委员会的做法促进了合作,减少了排斥。

西部省邦戈马区南韦拉乡的乡村卫生委员会委员古菲尼·万加拉·瓦库卢穆说:“由于巴哈伊卫生保健计划所发起的,通过乡村卫生委员会的各个部门间的协作,所有的村民都能够很容易地接受到有关改善他们子女和家庭健康状况的方法的教育。”

计划主理人博纳温彻·瓦弗拉先生说,到目前为止,已有24个乡村卫生委员会成立。“乡村卫生委员会的建立已经成为各村庄团结的源泉。酋长们和政府官员们正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都非常支持这项计划。”

“为这项计划作出贡献并参与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妇女,”瓦弗拉先生还说。“她们学习照顾自己家庭的健康并积极参与到磋商当中。这给她们带来了自信心。”

从1986年就开始投身于该计划的索伊塔女士现在已经成为该计划的实地监督员之。她目睹了巴哈伊对各界合作的重视如何有助于计划的成功。

“我想村民们尊重并支持我们的原因之一,是巴哈伊社团的卫生保健员为村民服务的方式,”索伊塔女士说。“在流动诊所出诊和为时一天的讨论会期间,我们社团的卫生保健员一视同仁地为每一个人提供帮助和服务。无论是哪个部落和宗教,也无论是老是幼,我们都给予他们同样的照顾。”

索伊塔女士说:“在我于1986年参加该计划成为一名乡村卫生保健员的时候,我的村子和邻近村子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疾病的原因,也不晓得怎样预防它们。但如今,在参加有关的讨论会和与卫生保建员的个人接触之后,大多数村民能够并且愿意预防像腹泻和疟疾这样的多种疾病。

“我就是一个好例子,”索伊塔女士最后说。“我们家的饮食已经改变了。我学到了有关营养和不同食物类别的知识,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蔬菜、水果和谷类。在我的家庭里,我确保我们能吃上足够的这些营养物质。”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1-3月总第24期)
图片说明:
1, 梅纽巴哈伊学校为乡村卫生保健员提供进修课程。
2, 在西肯尼亚维希加举行的健康讨论会上,来自卫生部的护士向乡村卫生保健员示范如何存放疫苗。

3, 初级卫生保健计划的主理人博纳温彻·瓦弗拉先生(图左)在向参观梅纽巴哈伊学校的肯尼亚“全国免疫扩展计划”的教育官员哈罗德·科多赠送资料。

(主题)利比里亚难民努力自给自足
(副题)因内战而流落它乡的巴哈伊难民在象牙
海岸奋发图强谋生自立,力争摆脱依赖

【象牙海岸图勒洛地区盖德耶讯】三年前,利比里亚爆发了内战,成千上万的难民越过东部边界迁居到象牙海岸的北部边远地区。

象世界上其它离乡背井的难民一样,这批难民的到来也同时带来了潜在的麻烦。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仍十分落后,其资源本已很难维持当地居民的生活,遑论支持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外来人。

在这批利比里亚的难民当中,大约有二百多人是巴哈伊信徒。早在内战爆发之前,他们在利比里亚成立了兴旺的社团组织。抵达象牙海岸后,他们以其独特的地方管理、团体合作与个人指导的原则,迅速地重建起社团组织。

结果真令人惊讶,这些来自利比里亚的巴哈伊信徒不仅没有成为当地人的负担,还力图自给自足,并由此为当地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这个地区,巴哈伊信徒组织了大约25个巴哈伊地方协理会,又称巴哈伊地方灵体会。这些协理会是集体活动的行政管理基础。通过这些组织,巴哈伊信徒至少开展了16个小型发展项目,其中包括11个菜园,4个鱼塘和1个家禽饲养场。

“本地区的巴哈伊社团和其它难民大不一样,”象牙海岸巴哈伊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尤金·塞夫里尔先生说。“他们正在争取自立。这一点就使他们的行为与众不同。”

这个地区——与利比里亚接壤的两侧——的大多数居民是克兰人。因此,当难民越过边境来到这地方时,自然就和象牙海岸这边的同族人住在一起了。

这批利比里亚难民中的巴哈伊信徒则几乎一到达就立即重建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召开了会议,成立了由前利比里亚巴哈伊地方协理会成员组成的区域性巴哈伊协理会。

协理会工作议程的第一个议题就是重建能发挥作用的功能性巴哈伊社团组织,即能够定期聚会进行祈祷、磋商自身事务,以及为儿童提供教育的巴哈伊团体。

社团的基本活动恢复后,协理会开始探讨商议改善难民经济状况的途径。

在图勒洛地区巴哈伊协理会全职从事社团发展工作的亨利·阿普尔顿介绍说,1991年秋,他们用约20美元购买了一些简单的农具。他们还鼓励村级巴哈伊协理会开展一些小型的项目,如种植蔬菜等。

白手起家

“我们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阿普尔顿说。“如今我们有了九把锄头,九把铁铲和三个浇水器。就用这些工具我们在整个地区种起了蔬菜。”

阿普尔顿先生说,磋商原则在从事发展项目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磋商是巴哈伊社团用来解决问题和在友善的气氛下达成决议的基本方法。它要求所有的人参与,以此促进合作与团结。

“起初,我们为当地村民做了很多事,但没有什么成效,”阿普尔顿说。“现在,我们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回答说:这很好。我们也都有类似的问题。你们不妨也开始种蔬菜吧。我的菜地正在获得好收成!”

阿普尔顿先生说,巴哈伊信徒们还努力争取社当地村庄的头头们参与这些活动而且往往获得成功。在许多村庄,村长都非常支持巴哈伊社团的发展项目。至少有6位传统的村长加入了巴哈伊社团。

“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只是在人们着手发展项目时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阿普尔顿在解释他的社区发展工作者角色时说。他强调了磋商的重要性。“我们遇事磋商。各个社团也都这么做。每一个人都讲出自己的需要。”

在巴哈伊信徒的活动和发展项目蓬勃展开的同时,该地区的巴哈伊社团也迅速成长壮大。尽管最初只有约200名难民是巴哈伊信徒,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利比里亚人以及至少300名当地的象牙海岸人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到1992年底,图勒洛地区大约有1,000名巴哈伊信徒,在25个村庄都分别成立了地方灵体会。

另外,至少8个协理会已设法在所在的村庄里建立了巴哈伊中心。巴哈伊中心是社团的活动场所,为巴哈伊信徒提供祷告、聚会、授课以及管理发展项目的地方。

阿普尔顿先生认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巴哈伊教义的基本要素——至关重要,它们自始至终贯穿于巴哈伊社团生活之中。

“如果本着为人类服务的宗旨做事,其结果必定是持久的,”阿普尔顿先生说。“我们认为,发展是上帝赋予人类精神潜力的实际运用。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巴哈伊信徒以及其它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妇女的重要作用
当地的巴哈伊信徒特别重视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助于难民们的自给自足努力成功。

“在巴哈伊信仰中,每位妇女都起着自己的作用,”一位传统的接生妇安-玛丽女士说,她是在难民到来之后才信奉巴哈伊信仰的。“没有人被遗弃。我们循圣道培养孩子,使他们具有道德良知,而不会让他们成为当今社会随处可见的无用之徒。”

图勒洛地区巴哈伊信徒是在极少外界援助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成就的。最近,象牙海岸巴哈伊总协理会给图勒洛地区巴哈伊信徒提供了一笔约300美元的资助,用来为他们的家禽饲养场购买鸡苗。此外,还有小额赠款用作建立村级巴哈伊中心。

当然,事情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前不久发生了蝗灾和干旱,大片菜地遭殃,鱼塘的的计划也受挫。尽管如此,争取自给自足的努力仍在继续。

“尽管他们是难民,没有永久往房,但他们在这里做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近来多次访问该地区的詹姆斯·拉克波说。“他们在这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值得表彰。”(弗朗丽斯·卡齐美报导)

(原载《天下一家》1993年4月总第12期,英文版1992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象牙海岸的巴哈伊难民发奋图强,自行生产,以减少对外界援助的依赖。图为他们挖掘的鱼塘的鱼获。

2, 象牙海岸的利比里亚巴哈伊难民迅速重建起本地协理会,并在其领导下开展生产自足活动。地方协理会是巴哈伊信仰独有的管理地方巴哈伊事务的组织,遍布世界各地。图为盖德耶村巴哈伊协理会的部分成员。

3, 亨利·阿普尔顿,他在图勒洛地区巴哈伊协理会全职从事社团发展工作。

4, 图为利比里亚巴哈伊难民去年11月举行的一次大型地区集会,出席者来自很多村落,讨论诸多问题。这样的会议举行了多次,旨在推动生产自足活动,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

(主题)牛拉“和平蓬车”带给印度农村新曙光
(副题)流动放影队用高级和普通技术传播发展信息

【印度北方邦讯】两头健壮的公牛正拉行着一辆大篷车。从远处看,它既像是旧式的载冰车,又像是装饰新奇的欧洲式露营拖车。

二者都不是。蓬车车厢两旁的英文字和印度文字说明,这是一辆“和平蓬车”。

蓬车的名称听起来蛮高尚的,但它的使命却非常实际。它正穿梭来往于印度北部的偏远乡村,别具一格地结合使用先进与普通技术,将识字读书、卫生常识、植树造林及社会组织等重要发展信息带给耳目闭塞、远离现代生活的乡下人。

蓬车带金属车厢和橡皮车轮,载有两部电视机和一部录像机,沿途播放发展内容的录像。它还自带发电机,因而可以流动作业,不受地点和电力供应的限制。

斯蒂芬·韦特先生介绍说,尽管看上去不伦不类,但用牛来拉行却是“和平蓬车”能够有效履行使命的重要因素。韦特先生是印度巴哈伊总协理会社会经济发展部部长,该会是全印度一百九十万巴哈伊信徒的行政管理机构,此项“和平篷车”计划就是由它主办的。

“因为在农村放录像的最佳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十一点,”韦特先生说。“牛车行走缓慢,这使得所到之处的村民可随时方便地看到录像节目。”

“要是我们用汽车,”他继续说。“到了晚上司机肯定要闹着回家睡觉。”

另外,鉴于北方邦的文化及社会风俗,“和平蓬车”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地作出变通的安排,即在蓬车的两旁都各放一部电视。

“要是只放一部电视,那么妇女就看不成了,”韦特先生说。“要不她们就只好站在屋顶上或其它高处观看。”他解释道,因为在北方邦,男女地位有别,男人与女人不会聚到一起。“摆上两部电视就能使男女各自在一边观看节目。”

“和平篷车”播放的节目不断更换。目前放影的节目主要是教育方面的,旨在提高农村人的文化水平,普及个人卫生和简单医疗方法。

现时播放的一部主要录像节目是以直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由政府用印地语(印度官方语言)制作,长达八小时。另外,还播放由世界卫生组织制作的电影《2000年人人健康》(印地语版)。

韦特先生说:“这部世界卫生组织拍摄的电影着重讲述农村居民需要了解的基本健康问题。”此外,他们还寻求其它国家政府或国际拍摄的有关发展计划的节目,主题包括植树造林和卫生常识等。

广泛征集节目是为了使节目丰富多样,以能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例如,在白天,乡村学校可以利用蓬车给学童播放教育节目。农民则可以观看一小时长的农业技术节目。到了晚上就播放一般性的娱乐节目。

另外,由于北方邦农民中有很多是新近成为巴哈伊信徒,“和平蓬车”为此还播放一些有关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和教义的节目。例如,最近重点播放了一部介绍获奖的新德里巴哈伊灵曦堂的录像片。

这辆“和平蓬车”是由H· V·辛格先生设计和制造的,他还负责这辆车的整个活动。辛格先生出身名门望族,是当地的知名人士。

印度巴哈伊总协理会把“和平篷车”视为样板,打算为北方邦多造一些这样的牛拉蓬车。目前,北方邦有二十五万多名巴哈伊信徒,主要分布在埃塔瓦、坎普尔和福鲁卡巴德地区的九百多个村庄。单靠区内的流动教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

韦特先生说,这首辆篷车的造价约为六万卢比,即大约四千美元。“我们希望以后的造价可以降低到四万五千卢比或三千美元。”每次放映录像节目平均有数百名人观看。在一些村子,晚上播放节目时有五百名多名村民观看。

这项“和平篷车”计划非常成功。大批村民从这项低成本的计划中开阔了眼界,获得了重要讯息。对于那些没有文化又看不到电视的乡下人来说,“和平蓬车”给他们展开了无穷的新天地。

(原载《天下一家》1990年创刊号)
图片说明:

“和平蓬车”(见照片)用牛拉行,载有一台录像机、两台电视机和一台发电机。它在印度北方邦的坎普尔附近一带(见地图)巡回播放有关发展的录像节目。

埃雷米纳·姆武拉女士:
一位非洲发展工作者的形象

每天天还没亮,埃雷米纳·姆武拉就得起床去离家五里远的水井打水,她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她所住的彻古图村位于津巴布韦的西马朔纳兰德省。

做好早饭,叫全家人起床,做完所有家务之后,姆武拉女士就开始了她那份地区发展的工作。为此,这位39岁、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要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奔走于全地区,会唔各种团体和小组,宣传有关营养、健康、保健和基础农业知识。

然而,姆武拉女士的工作并非局限在维生素和种痘等简单的宣传工作上,她还将妇女参加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她所从事的工作中,表明妇女们能够在推广当地农作物、改善食水供应和制止环境恶化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自从我国独立以来,有很多外来专家到津巴布韦与乡村妇女们一起工作,指点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姆武拉女士在前不久的一次纽约之行时说。“他们要你做这做那,从第一步到第十步。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计划和项目。我们所需要的是在精神鼓励和道义支持,而不是为捐赠人扬名的大发展项目。”

姆武拉女士说,例如,外来的援助机构对种植商品作物总是过于热心。
“在津巴布韦,每天都有人在进行农业研究,”她说。“他们研究什么呢?棉花。难道我们要吃棉花吗?”

“还有,现在所有的大农场都在种鲜花出口,因为捐助人来鼓励我们种植花卉。这对我们的健康又有什么好处呢?”

她说,相反,应当花更大的努力去研究和支持当地作物,如花生、高梁、小米和甘薯的生产。“这些作物很有营养,”姆武拉女士说,“它们耐得住干旱。如果生产更多的本地作物,非洲人民就能吃得饱,非洲就能受益。”

由于她的工作在促进妇女参加发展活动方面效果显著,她多次获得了津巴布韦国内颁发的奖励。例如,在1975年她被选为当年最佳社区发展工作者。

“她成了为非洲粮食生产而奋斗的象征,”塞凯·霍兰德说。她是津巴布韦妇女俱乐部协会全国主席。
对姆武拉女士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妇女们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

“我参加过我所地区的政务会,”她说。“我发现到会者都是男士。他们作出各种决定。有时我觉得某些决定非常愚蠢。举个例子说,他们说村里需要打一口井,以便改善用水。但后来他们却开了个啤酒店。要是他们用那笔钱来打井,我们就有水喝。如果你去津巴布韦的农村走走,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酒铺,但干净的水却不够用。”

姆武拉女士一直怀有男女平等的强烈信念。“我一向觉得人与人是平等的,”她说。自从1981年成为一名巴哈伊,她在这方面更加执着了。

“当我得知巴哈伊信仰时,最使我感动的是男女平等原则,”她说。“这促使了我成为一名巴哈伊信徒。”除了从事社区发展这份政府工作之外,姆武拉女士还在津巴布韦全国巴哈伊妇女委员会做事,这使她能够和各巴哈伊社团一道为促进妇女的进步协同努力。

“这些工作使我为了妇女的利益而走遍了津巴布韦各地,”姆武拉女士说。“只要你向人们传播巴哈伊信仰,实际上就等于你在教他们如何改善自己。这正是社区发展的真正动力。”

图片说明:
图为埃雷米纳·姆武拉在纽约参加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会年会期间与七周大的女儿合影。
农业是根本

文明发端于农业。自从我们的游牧祖先定居下来并自己种植粮食,人类社会就开始了不断的变迁。村庄、城镇和都市因此而兴旺,知识、艺术和科技因此而进步。

就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而言,社会与土地的关系根深蒂固,密不可分。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发达,都决不可忽视农业的重要性。食物的匮乏导致营养不良和饥荒,已无需例证。

然而在现时代,都市里的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一根本的联系。粮食种植、运输和贮藏的新技术带来丰裕的食物,从而使得人类在根本上依赖于农业这一点常常被忽视。

即将召开的世界粮食高峰会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去重新考虑农业这个根本,并且要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就是当今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自立性要求我们重新考虑世界粮食生产与分配的态度和方法。

拟于1996年11月13-17日在罗马召开的这次粮食高峰会议,将重申1974年作出的一项国际承诺,即根除“人类最基本的问题:粮食无保障。”这项承诺是在第一届世界粮食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确认,人人享有获取充足饮食的权利。各国政府同意在10年内结束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无保障。

自这个决议后,粮食保障方面有了进步。在很多国家,农产品增加,食物购买力提高,饮食亦有改善。

可是,这些进步是参差不齐的。在88个国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全世界约有8亿人)在忍饥挨饿。更有甚者,近些年来粮食保障的进展已经慢了下来。农业生产的增长率下降;世界谷物储备低到创纪录的水平;粮食进口需求增加;对农业发展的帮助与投入减少。然而在另一方面,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对农业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时的农粮系统是无法长期承受这种压力的。

举办这次高峰会议的世界粮农组织对世界粮食体系的现状和将来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呼吁各国和国际社会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解决粮食无保障顽症的“根因”。

可是,何为粮食无保障的“根因”?哪些政策和行动能在所有的地方行之有效地根除粮食无保障问题呢?

显然,食物短缺问题有环境与技术方面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却是根本性的社会原因。据许多报告,目前全世界的粮食总产量足够为每一个人提供健康所需要的均衡饮食。

然而,社会体制的种种弊端和不公,武装冲突,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粮食生产、运输、储备和销售上的问题。那些慢性营养不良和粮食无保障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也往往最受战争或内乱的困扰,这绝不是巧合。

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必须对那些以加强社区的人群组织和重振其各项制度为首要宗旨的发展程序予以充分的重视。这才是有效与长久解决粮食无保障问题的答案所在。

早在80年前,巴哈伊信仰创始人巴哈欧拉之子阿博都-巴哈在其谈话和信函中,提出了全球一体化社会的大胆构想。它非但没有回避农业这个根本,更把农民、地方社区及其管理机构放在了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健康和福利的首要位置。

在这个构想中,“做一个有益于团结和睦的家庭、组织、企业、行政机构和社区的人”成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一种建立在团结、正义、平等、适度与和平等普适性原则之上的新全球道德观激励着他们。若将这些原则贯穿于我们的工作之中,就势必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更值得注意是,在谈到有关粮食保障的问题时阿博都-巴哈指出,解决这类社会-经济问题要从村庄层面着手。他在1912年说过:“社区的根基在农业,耕田种地。”

他倡议,建立起以社区为基础、经由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负责资源的开发管理、社会服务和投资等事务。任何决策都必须通过有全社区成员参加的协商来进行。在协商过程中,交换意见和看法应是公开、坦率与谦虚有礼的。充分和公正的磋商有利于增强社区对自身发展的自主意识。社区“自主的”参与能够产生更大的成效,使社区自力更生而非仰人鼻息。

这个构想比“全球着眼,地方着手”的提法更胜一筹,因为它不单强调个人身、心、智的健康发展和个人行为对社区富有活力的重要性,还倡导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和体制,能够将个人及其行为与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文明密切地联系起来。朝向全球化的驱动力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心态。

这个构想倡导一种人类相依互赖、休戚与共的伦理观,它意味着人类的整体利益高于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和个人的利益。减轻人类的苦难——无论在哪里出现——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一致目标。为此,需要相应地建立一套有效的全球性制度对贸易加以管理,务求公正与平等,对资源进行公平的分配,真正实现普天兴旺,各有所享。这些原则能够确保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分享和发展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与适当的技术。

对巴哈伊来说,一个社区不单是其成员的总和,更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单元,由个人、家庭及社会体制组成,并创建和推动各种制度、机构和组织,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为社区内外民众的福利协同努力。

归根到底,只有在教育、社区组织和技术应用中认明精神原则的基本价值,并将其应用和强化到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粮食保障。

诚然,这并非急功近利之为,但却是长治久安之法,能够为天下所有人的可持续和稳定的粮食供给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7-9月总26期)
微额融资:推动社会转变的有力工具

在寻求减轻贫穷及其给人类和这个星球造成削弱影响的可行办法中,微额融资运动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套有力的工具。

在新的发展范式中,无论是从解决营养不良和疾病,农村人涌入城市找工作,环境退化等问题方面,还是从家庭和社区解体的问题等方面,为缺少资财者提供小额贷款和生济培训的计划都是最有前途的方法之一。

在过去20年中,小额信贷、储蓄、技能培训和其它相关服务的计划已经帮助全世界约八百万人提高了收入和经济能力。

小额信贷高峰会议将于1997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作为长达20个月筹备的结果,这次高峰会议的目的是吸聚各机构、财政资源和全球的支持,到2005年,使全世界最缺少资财的1亿个家庭,特别是其中的妇女,能够获得信贷和其它金融服务。

尽管仍会遇到某些方面的怀疑,但这种想法,即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并指望他们会还,已显然证明是个好主意。很多微额融资计划的还贷率同于或高于大企业。

微额融资计划之所以能取得根本上的成功,其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原则不仅仅以靠得住的经济理论作基础,还立足于精神原则的实际运用。

这场运动的创立原则乃是对人类固有的高贵品质的一种信念,即相信人的诚实和天赋能力,相信缺少资财者会努力工作,会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相信他们会偿还贷款。一套切合实际的微额融资方法,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以及信任和自立等等基本精神价值观,而在世界各地推行了起来。

例如,合作的精神原则有助于提高还贷率和借款的成本效益,这在由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人所组成的团结小组中尤为明显。小组成员同心协力,互帮互助,以确保彼此的成功,并在没有物质抵押的情况下为还贷提供担保。更确切他说,由整个小组对个人贷款的担保承诺所提供的道义上的保证,为微额融资计划奠定了基础。由于团结小组自行选择成员,审批其成员的经营项目,记录财务状况,乃至分配和调集成员的个人贷款,因此有利于提高成本效益。

目前,世界各地正寻求将微额融资的对象范围扩大,值此关头,发展专家以及计划的参与者必须认识到迄今为止对精神原则的效能所习得的经验,并有计划有步骤地用之于引导经济与社会的转变。

发展计划若是能与人性的基本因素——即内在的精神本质——并行不悖,它们就能增强人民的能力,激发出新的抱负,促进意志力在新的水平上释放,而这是其它因素难以做到的。

例如,我们必须理解和承认的是,男女平等,作为微额融资计划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原则。在全世界,妇女已经证明了她们在投资、还贷和储蓄,以及将收入用于食品、医药、更好的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基本生活方面有着精明的头脑。在世人、她们的家庭和她们自己看来,她们就是通过这些作为而增长才干的,这也使得人类对女人与男人的真正平等有了更真切的认识。承认这一原则的精神基础有利于将这一趋势推向新的高度。

同样,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微额融资中的精神原则在增强社区意识上的强大作用。

很多信贷机构已开始认识到建立人民团体——能够自我维持,即便没有了外界帮助也能照常运作的地方团体——的重要性。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调动起人民自身的积极性,要求他们要有克服矛盾冲突而协同工作,以及评估和寻求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办法的意愿,要求他们树立和维护社区意识。在世界上,无论农村或城市,就是在这样一种相互了解和信任,相互友爱、尊重与合作的社区环境中,人们能够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并逐步创建一个更公正、更均衡与更祥和的社会。

然而目前,大多数执行机构却把目光主要放在个人而非社区的进步上,即使在那些通过团结小组运作的微额融资计划中也是如此。他们称赞每一位妇女和每一位借贷人的成功,而不是把这些人与所在社区联系起来看待。尽管都出自好意,但这些机构不但有可能助长西方式的个人主义阴魂不散,还说不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社区的根基。

有一个机构在促进一种更为宽广的社区意识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努力,这就是FUNDAEC(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一个受巴哈伊原则引导的哥伦比亚发展组织【参见本书的“ ”一文】。FUNDAEC发展出了一套教学单元,用来教导团结、协同、责任、诚实、解决争端以及服务家庭与社会的态度。由于申请人在获得农业贷款前先必须上这些课,从而使得贷款的偿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村民们一再表示,这些课程提高了他们的团结意识,使他们能够克服琐碎私利为共同利益协同努力,这些或许是信贷计划给他们生活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

社区意识能够激发起为共同利益而非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行动,从而有利于更好地保护环境,促进充足适度的物质生活而非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它也能够为地方经济的自给自足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会,从而有助于遏止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说:“农村的改造会带来城市的改造。”

总之,我们不只要向占世界一半人口的极度贫困者提供贷款以帮助他们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同时还要使这些得到帮助的人真正能够增强能力,提升地位。

微额融资计划如果做得好,将体现出物质与精神需求之间能动的协调对应关系。照这样做下去,微额融资计划势必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既能促进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又能增强反映在社区意识上的团结的力量。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10-12月总27期)
非政府组织主持微额信贷高峰会议

【美国华盛顿讯】乌干达总统尤维里·卡库古塔·穆塞维尼的规定发言时间到了,可他还讲个没完,使得萨姆·达利·哈里斯着急起来。这也难怪,后面还有17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要人正等着发言呢!

于是,身为微额信贷高峰会议主持人的达利·哈里斯先生,做了一件任何一位有经验的非政府组织会议主席都会做的事: 他递了张条子给穆塞维尼总统,提醒他规定给他的发言时间已经用完了。像很多国家元首都会做的那样:穆塞维尼总统照讲他的。

“你们把人家从老远的地方请来,总不至于只让他干坐着不说话吧?!”穆塞维尼总统自我解嘲地说。
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却反映出了今年2月2-4日在这里召开的微额信贷高峰会议期间不寻常的动态。

这次有112个国家的200人出席的会议具有联合国高峰会议的许多特征:专门处理一项全球性事务;制订出一个经仔细商议的行动计划;有联合国机构的积极参与;有政府和国家首脑出席;以及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提供讲坛。

不过,微额信贷高峰会议却并非由联合国组织,而是由一个非政府组织特别联盟组织的。很多与会者认为,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

在高峰会议上,非政府组织制订议程,选择议题,起草文件,召集社会各方面最高层的代表——从国家领导人、公司行政首脑到联合国机构负责人,这在国际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所包含的意义对于那些目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的人来说是清楚无疑的。近年来联合国主办的一系列全球高峰会议涌现出一股主要的国际潮流,这种影响力正是其中的一部份。

“我觉得,在国际层面推广微额信贷计划的过程中,最使人兴奋的一个发展就是民间社会角色的演变,”智利驻联合国代表、曾任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主席的胡安·索马维亚说。

“你们已经能够将民间社会、各政府和所有相关方面联合起来,而它们是微额信贷高峰会议得以成功举行的保证,”他接着说。“民间社会必须将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高峰会议的目标

这次高峰会议所表明的目标是:“开展一场全球性运动,到2005年前,向全世界一亿个最贫穷的家庭,特别是这些家庭中的妇女,提供信贷,帮助他们从事个体经营。”会议的组织者认为,微额信贷——向需要的人提供数额极小的贷款而无需或只需少许担保的做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突破性的新方法。

本次高峰会议的主要活动,是将那些能够支持和推动这样一场运动的国际主事者,如联合国发展机构、捐赠组织、政府首脑、议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商业银行和公司,召集到一起协商共议,并使他们全都为成功实现高峰会议的目标作出承诺。

为此,成立了一个主要由长期从事微额信贷计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为高峰会议做了两年半的筹备与组织工作。这整个过程体现出了他们自己的办事特色。

例如,会议的《宣言和行动计划》并非是在高峰会议期间商定的,而是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微额信贷专家通信的方式和数次准备会议而拟成的。据这次高峰会的主要赞助者和组织者“成效教育基金组织”创办人达利·哈里斯先生说,总共有5,000多个人和组织参与了这项工作。

再如,近来其它联合国高峰会议的做法是按主要议项组成若干委员会或小组。而这次的高峰会议却不同,每一位与会者都被按其工作类别分组成若干个“议事组”。譬如,联合国各有关机构被组成一个议事组;银行和商业金融机构被组成另外一个议事组。这些议事组包括:“基金和慈善组织”,“宗教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内政府机构”。

或许最重要的是,会议的组织者成功地将各个类别的最高级代表邀请到了本次高峰会议。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五位国家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他们包括: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希纳,马里总统阿尔法·科奈尔,秘鲁总统藤森和莫桑比克总理帕斯科·莫坤比。出席的还有两位王室要员:西班牙的索菲娅王后和比利时的法比奥拉王后。另外。三位第一夫人也到了会,她们是: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马来西亚的茜蒂·哈斯玛,以及安哥拉的安娜·保拉·桑托斯。

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政府部长和以下的联合国和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PF),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出席高峰会议的领导们在各自的发言中,都对会议的目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或宣布了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地区、机构或公司推行微额信贷的新计划。

例如,藤森总统表示,要创办一个新的信贷和金融机构,对低收人的小经营者提供特别的支持,帮助他们发展。他说,这个机构将会“戏剧性地”促进微额信贷计划在秘鲁的推广。“我相信,有了微额信贷的帮助,秘鲁和世界贫穷国家的妇女能力创造财富和就业做出持续的贡献,”藤森总统说。

在过去曾经被批评太过于注重大型项目的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D·沃尔芬森说,世界银行将为微额信贷运动多做些事。“在向一亿个家庭提供微额信贷上,我们会尽自己的一份力,”沃尔芬森先生说。

微额信贷的成功

据达利·哈里斯先生说,非政府组织之所以举办这次高峰会议,是因为他们觉得,近来的一些联合国会议做得不够,未能使人们重视微额信贷这个消除贫困的有效工具。“要是先前的联合国高峰会议在微额信贷这方面也搞出了同样有力和适当可行的目标,我们就不会想到组织这次高峰会议了,”达利·哈里斯先生说。“这等于我们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说‘你们错过了一件大事’,联合国也承认这一点。”

最成功的微额信贷计划的还贷率达到了90%,某些报告所说的还贷率更高达98%。“第一次微额信贷高峰会议向世界宣布发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国际行动”主席迈克尔·褚说,该组织是一个重要的从事微额信贷的非政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和摆脱贫穷之路——人类付出了巨大努力却仍难得要领——不在于大量的公众救济,而在于开发出即便在我们社会里经济上最虚弱的地方也找得到的财富:世界贫穷男女的自我进取心。”

虽然微额信贷计划因地而异,但它的一项主要创新是将受款人组成“团结小组”。这种小组的成员彼此为各人的债务作保,从而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确保贷款的偿还。在帮助人们组成这类小组及安排这类贷款上,非政府组织扮演了关键角色。很多银行却嫌项目大小利润太少而不愿意干。

世界妇女银行总裁、微额信贷高峰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南希·巴利说:“10年前,实际上还没有微额信贷组织提供贷款。而现在已经有了一千三百万的贷款。这些都要归功于非政府组织和基层组织。”

尽管微额信贷及其施行者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支持,但仍然有些人对把它当成是解决世界贫穷问题的唯一方法提出了警告。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会执行秘书保罗·格罗森说:“微额融资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只有将它与其它发展行动结合起来时才会有作用。”

还有人认为,只要给微额信贷计划提供更多的资金,就能实现高峰会议的目标。这种想法也受到了批评。“制肘微额信贷计划的不是资金的缺乏,而是人的和组织的能力的缺乏,”联合国发展计划主任詹姆斯·G·史佩斯说。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他的机构宣布了一项四千一百万美元的资助计划,用来提高非政府组织发放贷款的能力。与以往联合国发展计划主要通过政府来运作的方法不同,这项计划以直接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为主要途径。

这次高峰会议的组织者希望,各个“议事组”的成立,以及与会者对将其计划实施的结果和为微额信贷多做些实事的情况报告回来的保证,会掀起一场能给经济发展方法带来广泛变革的运动。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1-3月总28期)
图片说明:
1, 有五位政府首脑在微额信贷高峰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言。

2, 倡导者议事组成员之一的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EBBF)参加了微额信贷高峰会议。上图为EBBF的与会代表,从左至右为:埃里克·扎哈莱,安奈特·扎哈莱,迪安·斯塔切尔,珍尼斯·列奥文和马塞罗·帕拉茨。

微额信贷计划唤醒哥伦比亚农民的团结意识

【哥伦比亚考卡省拉阿罗布莱达讯】9年前,奴比亚·维阿法拉在一间小陋屋里栖身,那里只能用来睡觉,而做饭、会客和其它大部分日常生活就只好在屋子外面将就。

如今,这位47岁的农妇已是一套舒适的四居室(带厨房)住宅的房主了。她养了两头奶牛和一群鸡,还有了钱供子女读中学。

她说,她之所以好运当头,主要归功于微额信贷和培训,这些是通过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一个位于邻近卡利市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基金组织——所推行的一项革新性微型企业资助计划获得的。

“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维阿法拉在谈到该计划时说。几年来这个计划贷给了她四千比索,她不无自豪地说已经全部还清了这笔钱。“我有了钱装修我的房子,从一间非常小的改建成大屋。我的女儿也可以上中学了。”

维阿法拉女士还说,这个计划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强调集体合作,群策群力,这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规定,若想获得贷款,申请人必须接受技术培训,其中包括道德教育课程,它十分强调社区服务与合作的理念。

“价值观的课程在我们当中唤起了团结的意识,让我们懂得一个人不是独自工作的,”维阿法拉说。“我们知道我们曾有过这些价值观,不过却一直沉睡着。”

其它接受过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培训的人也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说,培训课程加强了人们的社区团结意识,这在许多方面与贷款一样起作用,甚至于有过之。

在这方面,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的做法在各种微型企业计划当中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巴巴拉·罗迪说,尽管在某些方面与一些更知名的计划,如格雷米安银行、FINCA和ACCION的很相似,但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计划却有独到之处,那就是它将社区合作与服务当作其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加以提倡。这位微型企业计划专家目前是泰拉·克里斯塔通讯组织的全职顾问,该组织是一个以北美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倡导可持续发展。

对世界各地的这类计划颇有研究的罗迪女士说:“FUNCAEC大力提倡明确的人类价值观,这在微型企业计划中是绝无仅有的。有关团结、责任、解决冲突、人生目的、协商、诚实和服务的课程是获得信贷及团结小组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

“格雷米安银行的计划推行一套包含其成员的精神与实际承诺的‘十六条规定’。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虽然曾以此作为自己计划的基本方法,不过通过实践它发现,用精心制订的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价值观教育,产生出了这个计划的最重要成果:团结。”

“有了这种高度发展的团结意识,社区各小组就能超越那些有损互助合作的琐碎皮绊,”罗迪女士接着说。“以小组形式的合群协作使他们找到了团结和归属之处。这样的组织形式激发出参与意识和每个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所产生的作用则是个人独自的努力所无法企及的。”

团结小组

许多象罗迪女士这样的发展专家都认为,微型企业计划越来越被发展机构视为在消除贫困的全面努力中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为了推广这类计划,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和赞助机构正联合筹划一个“微额信贷高峰会议”,拟于明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

微型企业计划的核心,在于它意图向那些因缺少通常所需的担保或抵押而无法获得商业信贷的贫穷农民和小工商业主提供低额度的贷款。

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的计划开始于1989年,在初期约有40万美元的基金(从美洲开发银行贷得),到现在已周转了三次,向一千多人放贷九亿比索,平均每笔贷款的金额约为六百美元,近一半的贷款是发放给妇女的。

同格雷米安银行一样,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将那些想获得贷款的人组成“团结小组”,这是由3~5人组成的小团体,为其成员申请贷款提供集体担保。在近7年中有250个这样的团结小组建立了起来。

“传统的信贷制度要求用定金或其它担保方式作物质上的保证,”与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合作的发展专家、法国出生的帕斯卡·莫利诺解释说。“可是,农民通常拿不出这样的抵押去申请。于是我们开创了社会保证的方式,来代替物质上的担保。受贷人若没有还清第一笔贷款,是不能得到第二笔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人们必须互帮互助以使他们的项目成功的社会保证方式。”

除了参加团结小组外,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还要求贷款申请人接受技术培训,如奶牛料理、家禽饲养和多样化高产植物的栽培。

贷款申请人还必须接受有关“团结”的教育,这种教育注重集体式的互助合作。实际上,不管申请人是否决定了参加何种技术培训,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都要求他们先接受团结教育。

“团结教育的目的在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这是计划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的计划协调员埃德加·扎帕塔说。“这种教育对各团结小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据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董事古斯塔沃·柯雷阿介绍,价值观教育的一个目的是帮助重新恢复社区的团结意识,这种意识在大型蔗糖和咖啡公司进入哥伦比亚农村地区并收购大量土地之前曾存在于农民之中。尽管在一开始因为得到现金而兴奋了一阵,但卡利周围地区的许多农民不久就发现,他们为维持生计必须干收割甘蔗或摘咖啡豆的活儿,而不再是打理自己的农场。

曾在瓦莱大学任数学教授的柯雷阿说:“团结一向是一种价值,在乡村曾被农民看重。”他解释道,例如在过去,农民们互相帮助盖房子。他们聚到一起,象一个集体那样一块儿干一、两天,男人整地砌砖,女人做饭打水,这样一种传统的聚集被叫做“minga”。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大规模商业性农业企业的兴起,这种合作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柯雷阿教授说,因为农民卖掉了土地,之后为了日薪便不再互助合作了。

视“科学知识的研究与应用”为首任的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尝试重新找回这些在过去至为重要的价值观,并将之与如何激发合作的新见解结合起来。

“对我们来说,团结的概念是一个精神的概念,”柯雷阿教授说。“物质福利和物质繁荣产生自以爱和团结为基础的人群关系,而非别的方面。这些价值观对这里的人们一直很重要,我们只不过是力图重新唤起他们的觉悟罢了。”

许多参加该计划的农民也都这样认为。

例如,维阿法拉女士的堂弟、40岁的艾米尔塞·维阿法拉参加培训计划长达7年,但一直没有申请贷款。他说:“我参加了所有的课程,但我想在借钱之前再等等看。”

不过他又说,他发现价值观教育极大地增强了拉阿罗布莱达全体农民的团结与凝聚的全局意识。“以前我们好似一盘散沙,”维阿法拉先生说。“毫无团结意识,只能各干各的。比方说,你想盖房子,你就只好自己去干。”

“但如今,通过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我们所参加的讨论会,人们大大加强了团结,”维阿法拉先生接着说。“结果我们大家更加相互了解,成为朋友。现在整个村子都抱成了团。这样一来,一个人参加课程学习就不光是为了得到贷款,虽然这也很重要。通过课程,他知道与他人同甘苦,共患难,学会理财,懂得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扩大受益面

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另一个独特或许也是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努力将信贷的受益面扩大到全村。它规定,每一笔贷款必须留下1%作为一项专门的公益基金,用于那些为全村造福的事项。

为了管理好这些基金,以及处理其它与信贷发放有关的行政事务,各团结小组被编成了若干个大组,当地人叫作“nucleos”[西班牙文,意为“核心”、“中心”,同英文nucleus]每一个这样的中心组是由4~10个小组组合而成的;其负责人由选举产生,他是信贷计划的本村“贷款事务员”,有权审批贷款申请,处理争议、拖欠或其它问题,并管理百分之一的公益基金。

总的来说,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的信贷计划目前与12个中心组挂钩,它们全都位于最靠近卡利市的瓦莱和考卡这两个省份。

由各中心组所管理的公益基金资助的若干项目包括:兴建提纳哈斯公共学校;为克鲁塞罗德瓜利的一位民办教师加薪;在拉巴尔萨创办一处村菜园地,帮助培训当地的学生掌握农业新技术;在拉阿罗布莱达购买一处村贮藏用地。

“这的确是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的计划与其它微型企业计划的不同之处,”罗迪女士说。“它不仅注重帮助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也同样注重帮助整个社区认识到自身互助合作的能力。正是这样一种能力使村民们能够着手解决他们自己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防止人们涌人城市。”

在拉阿罗布莱达,中心组曾动用公益基金帮助一个妇女重建她那因火灾而严重损毁的房子。维阿法拉女士说,这其实就是全村的人按传统的‘minga’方式聚到一起合力建成的,而这位雪中受炭的妇女,却连中心组的成员都不是。

“学以致用,”维阿法拉女士说。“我们受到了团结重要性的教育,我们意识到了我们需要团结。那位妇女的房子确实损坏得很厉害。于是我们说:‘我们去帮她吧!’而她并没有从别处得到帮助。”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4-6月总第25期)
图片说明:

1, 奴比亚·维阿法拉站立于她的房子前。在FUNDAEC所提供的小笔信贷的帮助下,她将原来的一间屋扩建成四室大屋。

2, 考卡省拉阿罗布莱达村的互助组成员合影。从左至右为:哈伊尔·萨拉斯蒂;卢德维亚·维阿法拉;荷塞·阿贝·米拉;马纳姆·卢库米和希尔莫·维阿法拉。

3, 35岁的埃德加·扎帕塔是FUNDAEC的互助生产计划的协调员。

4, 在FUNDAEC提供的贷款的帮助下,希尔莫·维阿法拉买了两头奶牛和一群鸡。图为他在打理自己的鸡舍。65岁的他参加这个计划长达七年。

5, 图表文字: 接受FUNDAEC团结小组培训人数的年增长图 总数:1,039男/959女 男 52% 女 48%

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提倡新商业道德模式
【丹麦哥本哈根讯】单从字面上看,“商业”与“精神文明”风马牛不相及,难以相提并论。

“商业”意味着实用、效益与功利,而“精神文明”则包涵高尚、升华与神妙。许多人认为前者无关道德,更有人认为它根本是不道德的;后者则往往被视为道德修养与伦理价值观的真正本质。

可是,多萝西·马尔契奇博士却将这二者捏合到了一起。在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召开期间,她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会议上主持了 “世界繁荣的基本价值观”专题研讨会。在发言中,她满怀信心、无拘无束地探讨了商业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马尔契奇博士是一位管理学家和富布赖特基金的得奖学者,目前在位于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管理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

马尔契奇博士指出,近些年来,国际商业环境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管理理论形成了新的范式,它更注重人而非机器,注重求得共识而非发号施令,注重协作配合而非个人主义,注重创造财富而非滥采资源。

“这个新的范式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尽管不是每个人都看出这一点。而它是以精神价值观作为基础的,”她说。“当然,可能有人不同意叫它精神价值观,但我认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照这条路走。因为,把我现在所谈的价值观当作经营理念基础的企业,确实比那些死抱旧观念的企业更加兴旺发达。”

在今天,随着跨国公司和企业努力适应世界的急剧转变,全球商业界像马尔契奇博士这样谈论新管理哲学范式与价值观的已经日渐增多。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EBBF)便是其中之一,它积极探讨价值观、商业与转变之间出现的新交互效应和关系。该组织在这次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主办了六场有关商业与社会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其中包括马尔契奇博士主持的这个研讨会。

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是在1990年由一群工商界的巴哈伊创立的,他们认为在工商界更广泛地倡导和适用新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是十分必要的。该组织迄今拥有35个国家的约两百名成员。它意图成为工商管理的转变与革新的建设性力量,并进行各种努力广扬商业道德价值观。

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的主席温迪·莫门博士介绍说,他们的努力有三个方面:一、加强自身会员以及与其它商界组织的联系和交往,藉此倡导和传播这些价值观;二、从事旨在直接帮助东欧国家新兴企业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三、为有志从商的青年人提供咨询和辅导。他说,他们还设立了若干工作小组,分别处理专门的问题,如环境保护和妇女进步等。

“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关注的问题通常来说都不是商人所在意的,”莫门博士接着说。“我们所关心的包括社区发展、社会公正、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在工商界为妇女争取平等。

“本论坛的宗旨之一是,向工商企业推广这些出自巴哈伊教义的商业道德观。因为我们坚信,凡是把这些道德规范作为经营理念基础和指导方针的企业,从长远来说,必定会更加成功,而且会更加有益于社会。”

作为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创办的高级别专业组织之一,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还致力于增进社会各界对工商界的了解。上述其它高级别专业组织还包括巴哈伊国际医疗卫生协会、巴哈伊学术研究会和巴哈伊社会正义研究欧洲会等。

“常常有人把商人看作是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牟利会不择手段,寡廉鲜耻。其实他们应该认识到,商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角色。”莫门博士说。

在这方面,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在非政府组织论坛期间主办了另一个专题讨论会,将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新价值观和管理实践联系起来,探讨的议题包括新职业道德、财富创造、利益分享与磋商在决策过程中的运用等。该讨论会的主持人伊扎特·扎赫拉伊先生是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的创始成员之一,曾任法国一家化学品公司的总裁。

在东欧的努力

巴哈伊商界论坛在东欧国家开展的活动或许是它宣扬这些观念的努力中最有成效的范例。它在那里主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旨在帮助思想领袖与新企业家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知识,并建议他们在经营管理中运用一些道德准则,因为这是持久成功的关键。

例如,1993年11月和1994年12月,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市召开名为“社会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伦理规范”的研讨会。每次会议为期三天,有80多名管理人员、企业家、学者、科学家、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参加。

据该论坛的秘书长乔治·斯塔彻介绍说,他们在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也主办过同样的研讨会,还正筹划在其它东欧国家举办类似的活动。

“现行的商业道德模式是,在法律规范和现有道德习俗允许的范围内争取最大的利润,”斯塔彻先生说。他现住法国,曾在一家著名的国际管理顾问公司任董事多年。

“但是,这样的模式导致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久而久之,必然适得其反,在全球性竞争的部门尤其如此。

“我们在东欧计划的初步目的是让当地企业界了解这种新的商业道德范式,”斯塔彻说。“因为我们担心,这些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要是缺乏基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引导,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会更加严重。”

除了举办研讨会之外,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并将它们译成几种东欧语言。例如,题为《崭露头角的全球一体经济价值观》的一篇论文就有阿尔巴尼亚文、保加利亚文、匈牙利文、波兰文、罗马尼亚文、俄文和其它语言的译本。

马尔契奇博士也是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的一名成员。在非政府组织论坛期间她所主持的研讨会上,她阐述了基本道德伦理价值观不单是商业成功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的道理。

“尽管各个家国和各种文化的情况千差万异,在商业道德规范上不可强求一律,但是,商业成功的基本因素中包含着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她继续说。

“例如,‘信用’便是世界任何地方都通用的商业行为准则。”她进一步指出,如果失信于顾客、供货商和合伙人,一个商人就绝不可能成功。“老少妇孺都知道,这是生意的基础。”

(原载《天下一家》1995年4月总第20期,英文版本1995年1-3月)
图片说明:

多萝西·马尔契奇博士是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管理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图为她正在主持“世界繁荣的基本价值观”专题研讨会。该会在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期间的“1995年非政府组织论坛”举行,是欧洲巴哈伊商界论坛主办的系列研讨会之一。

非政府组织调查结果显示非洲粮食问题根因
环境退化、不适当饥荒援助和忽视妇女是主因

【联合国讯】埃雷米娜·姆武拉女士用徐缓、从容、近乎催眠式的语调讲述非洲女农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听众被她的话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一个为期一天的关于非洲粮食危机的专题讨论会,九月五日在达格·哈马斯库尔德图书馆的空调大礼堂里举行。

“今天我们是为了肚子而来的,”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的肚子有些基本的需求。为了满足这肚子的基本需求,妇女们正在夜以继日地劳作。”

“妇女们必须走好远的路打水。”姆武拉女士补充说。她自己也是一位农民,同时在津巴布韦的农村地区从事乡村发展工作。“如果她取不到水就回家,她的孩子该会是怎样地哭啊。她必须为家庭准备好食物,而食物必须煮熟,因此她需要水,也需要燃料。”

然而,姆武拉女士悲伤的证词并不是要求更多的外界援助。相反,她和其它参会者只是希望国际捐助者和发展机构对当地女性小农产者提供资助,而不仅仅只是重视男农民、经济作物以及饥荒援助等。姆武拉女士和其它与会者们指出,只有这样,非洲才能更加自给自足。

“如果获得适当的支持,非洲妇女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姆武拉女士说。“我们不需要特别照顾。我们不想依赖……我们所需要的是精神激励和道义支持……我们还需要一些工具,如独轮手推车。”

这个有关非洲农业妇女的讨论会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六届,由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主办。该同盟是一个总部设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其成员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一些政府间组织。女农民的重要作用通过下列简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非洲本土粮食的80%左右是由妇女生产的。可是,决策者们在制定粮食政策时却往往忽视了妇女——这个问题正是该同盟所要解决的。

非政府组织的调查

一项由非洲本地非政府组织进行的调查结果的公布突出了本届年会的新闻价值。这项由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进行的调查指出的许多问题正是姆武拉女士和其它人所关住的。例如,该调查结果表明,环境持续退化,扫盲措施不力,对小农产者尤其是妇女的技术训练计划不足,以及不适当的饥荒援助的做法,是导致非洲粮食状况恶化的几个主要原因。

“许多非政府组织承认粮食救援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更希望能同心协力地改善本地的环境,增强非洲人自产粮食的能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发展顾问和社会学家阿拉塞布·加布蕾·塞拉西说。他参与了这次调查结果的分析工作。

在一项对500多个非洲的非政府组织所作的问卷调查中,94份答卷中有65%表示,自1986年实施《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行动纲领》(UNPAAERI,简称《非洲特别行动纲领》)以来的6年间,整个非洲的粮食状况更加糟糕。目前,该纲领的实施正处于最后总结阶段。

“这次调查的价值在于它是向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了解有关非洲粮食短缺原因的,”巴哈伊国际社团驻联合国代表玛丽·鲍尔说。她是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的召集人及其创办人之一。“它并非以西方的捐助机构或技术专家的评价为基础,而是以那些正在这方面努力工作以帮助自己同胞的团体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

从事这项调查的团体建议,改善粮食状况必须着重改善农村地区的基本农业设施,采用侧重环境保护与有机耕作的综合培训课程,并为小农产者提供信贷。

“为保障非洲粮食所设计的任何行动计划,都应该完全由该计划所涉及的人民来策划、执行、监督和修改,”塞拉西女士在这份调查的结论中写道。“国家决策者在制定计划时应当参考和借鉴来自小农产者和大农产者这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调查报告所提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本次讨论会发言者们的支持。该会的听众有100多人,都是各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有关办事机构的代表。

农业前线的妇女们

“非洲农业妇女站在粮食生产的前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属下的《非洲特别行动纲领》特别工作股股长亚历克斯·阿西亚博尔说,“她们能发现问题的苗头。她们时常能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可是,传统和文化习俗以及法律却使男人们优先获得其所需的资源,订政策、作决定就更是没有妇女的份儿。这无疑妨碍了她们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阿西亚博尔先生特别提到了冈比亚的一个事例。那是一项为期20年的改善水稻生产的计划,要将二千四百公顷的沼泽地改造成水稻田,结果失败了。其原因是妇女 “做了大部份平整土地、移植、除草和收割的活儿,却不让拥有土地,也不能全面参与决策。”

阿西亚博尔先生说,不满情绪随之产生,许多妇女拒绝再为这些地干活。他指出“尽管技术因素也是计划失败的原因,但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对待妇女的态度,已被证明是更主要的原因。”

土产粮食的价值

阿西亚博尔先生还呼吁,加强对土产粮食的营养价值、生产、加工和贮存等方面的研究。“许多非洲食物的食用价值已为非洲妇女们所知,但却得不到广泛的宣传,”阿西亚博尔先生说。“如果当地人能更好地认识这些食物的价值,会促进土产粮食的消费并取代进口粮食。”

联合国《非洲特别行动纲领》秘书处指导委员会的高级联络员露丝·巴梅拉·恩戈-切加女士也是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她说,战争、环境退化以及“缺乏国家粮食战略”是非洲粮食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在许多国家,如安哥拉、‘非洲之角’(非洲东部由索马里、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苏丹及肯尼亚组成的犄角形地区——编注)以及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等,战争不仅是粮食保障、也是整体增长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恩戈-切加女士说。“因此,我们必须把战争以及有关的冲突问题摆到议程的首位。”

恩戈-切加女士还指出,因放牧需要而乱伐树木和开发土地已造成大片森林破坏和野生动物绝迹。这更加削弱了非洲的粮食自给能力。她说:“在某些国家,譬如乌干达,森林砍伐速度高达每年一万至一万五千公顷,而全非洲每年有三百七十万公顷的森林消失。”

恩戈-切加女士说,除非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否则任何发展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必须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因为归根结底,粮食是生命的源泉,”她说。“今年,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再次把它的总体方针计划置于在这样一个信念基础上:平民百姓是国家的建设者;饥饿与营养不良的人民是不可能发展自己国家的。这就象没有翅膀的鸟儿,它是不可能飞翔的。”

(原载《天下一家》1992年1月总第7期,英文版1991年7-10月)
图片说明:

1, 第六届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年会在联合国举行。图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属下的《非洲特别行动纲领》特别工作股股长亚历克斯·阿西亚博尔和联合国《非洲特别行动纲领》秘书处指导委员会的高级联络员露丝·巴梅拉·恩戈-切加女士在会上发言。

2, 本图取自第六届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年会发表的名为“非洲的粮食保障:一个区域性观点”的报告。该联合会赞助非洲本土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一项调查,收回了94份问卷。本图显示,被访者多数认为非洲的粮食状况在过去的五年里变得更糟。(图表文字:1986-1990年非洲粮食状况变化问卷调查结果 变差 65% 变好 17% 不变 16% 未回答 2%)

3, 在去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乌干达姆巴勒的巴哈伊举着写有男女平等标语的横幅游行。这类活动反映出非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巴哈伊对男女平等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粮食保障和女农民面临困难等问题的关注。

非政府组织联合呼吁各地方增产粮食,帮助女农民

【联合国讯】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说,有志于为非洲改善粮食保障状况的政府和国际机构,应该帮助女农民,推动地方增产和加工粮食。

非洲粮食保障倡导者联合会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代表组成的。该联合会于1996年9月17日就有关《联合国1990-1999年非洲发展新议程》的“联合国中期评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会,并发表了一份有关粮食保障的声明。巴哈伊国际社团是该联合会的召集人。

这个专题讨论会和声明为一些面向农村基层的非政府组织就如何在世界粮食高峰会议上发言提供了一次预习,粮食高峰会议拟于1996年11月13日至17日在罗马举行。

专题讨论会的6名讲演人分别代表多个地方及区域性组织,他们表示,国际机构对非洲的粮食自给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声明也表述了同样的关注。他们具体指出,国际援助往往只是资助外国粮食的输人,而不是帮助农村各地发展粮食种植、保存、仓储和销售方面的更好方法。

“有人认为贸易对粮食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世界可持续农业联合会的琳达·埃尔斯维克说。“但是,提高粮食生产的经济能力对市场也同样大有好处。”她表示,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小型农户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做到粮食的可持续性生产。

与会者还指出,一些政府和机构往往只重点帮助男性农民。然而在非洲,高达80%的粮食是由妇女生产的。

博索农民初级福利合作体组织的泰克莱尔·托姆介绍了喀麦隆一项小型妇女计划的情况。在一个村子,参加该计划的只有50名妇女,在不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情况下,却已经能种植20,000公顷的木薯,还设立了膳食处,向学校里的学生供应营养均衡的膳食。

托姆女士说:“尽管我们的耕作方法很落后,但我们同心协力,互帮互助,我们的力量就是打这里来的。”

喀麦隆巴哈伊社会经济发展处社区发展干事蒂阿蒂·阿·佐克介绍了一项计划,它的目的是提高男性对非洲妇女沉重的劳动负荷和妇女进步怎样造福于所有人等问题的认识和觉悟。

这项在喀麦隆施行的计划名为“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它运用娱乐性的轻松方式,通过歌曲、舞蹈、戏剧和音乐,让男人们更好地了解妇女的沉重劳动负担。

“很多男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妻子在干大部分的活儿。发觉这一点后他们感到很难为情,”阿·佐克先生说。“不过只要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也很想知道怎样帮手。”他接着说,我们的计划使男人们对妇女的境况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开始分担起一些妇女所做的事,从而提高了粮食的产量。(维罗尼卡·肖夫斯多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7-9月总第26期)
图片说明:
一些基层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1996年9月17日在联合国举办的有关粮食保障的研讨会。
马来西亚乡村鱼塘显示出合作的可贵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因德班乌卢村讯】从外表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伊班人长屋村庄。就象沙捞越州东部其它伊班人的村寨(称“坎磅”,Kampongs)一样。这种用木头和镀锌铁板建成的长型屋子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心。一座长屋就可容纳整个村庄的人们。

在长屋里,村寨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自己的单位,由厨房和卧室组成。除了家庭单位之外,还有一条沿着长屋内部伸展开来的地方作为人们谈天、憩息以及孩子们玩耍之处。外面,顺着长屋的一边有一排门廊式的平台,供人们晾衣服和存放工具。

村寨越大,则长屋就越长。因德班乌卢村有20多户人家,因此从长屋的这头到另一头的距离超过200米长。

因德班乌卢村的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在于建造和居往在传统的长屋,更在于他们有进行社区发展项目的愿望。他们的村寨已用合作管理的方式经营着七个鱼塘。这些鱼塘成了村民们的食物和收入的主要来源。

两年前,该村寨由于这项成就而被马来西亚政府评为模范村庄。他们的成功激发了该地区的其它村寨也开发展各自的鱼塘养殖项目。

熟悉该村寨的人说,这种自我发展的成功应部份归功于村子里的巴哈伊村民。村子里20多户人家有将近一半多年来一直信奉着巴哈伊信仰。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巴哈伊议事管理机构——地方协理会。

村民们和最近到过那里的访客都说,地方协理会经常为因德班乌卢村的基层决策提供重要的方案,再综合巴哈伊的团结与合作的精神,从而使社区的共同劳动更加有效益。

“鱼塘养鱼的实际方案是由政府提出来的,并且在整个地区宣传了这种方法”经常访问这地区的前马来西亚全国巴哈伊理事会成员格雷特·福斯达夫人说。“然而,这个项目是由本地的巴哈伊信徒推动的。由于这是一种全村性的项目,所以巴哈伊信徒们更容易发动每个人一起来做,使项目获得极大的成功。”

该村有7个鱼塘,每个面积约在1英亩左右,所产的鱼除供近200名长屋居民们食用外还有剩余。村民们还开始一起种植果树,并且用卖鱼的钱购置了一台碾米机。

当然,这样的社区发展项目不可能总是成功的。虽然伊班人可以在长屋里密切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每个家庭仍然要自谋生计。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土地,种植各种作物,如白胡椒子、木薯、水稻、香蕉、可可、玉米、橡胶和菠萝等。收获的大部份为自身所消费,剩余部份则卖给外村。

虽然政府已在这个地区宣传了本地鱼塘养殖项目,但是对因德班乌卢这样的村寨来说,要有效地合作管理这样的鱼塘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村子里没有这种社会组织传统。

例如,10年前因德班乌卢村就曾经想过要在两个水塘里养鱼,但是失败了。部份原因是他们得不到鱼苗。

最近这次成功的鱼塘项目是在村里的一位年青人达雅伊·曼查从城里获得农业学位后返回村里才开始进行的。曼查先生是一名巴哈伊教徒。他告诉地方灵体会说从政府那里可以很容易获得鱼苗,并建议值得再试一次鱼塘养殖项目。

在听取曼查先生的建议之后,地方灵体会向全体村民提出了再进行鱼塘发展项目的建议。

“村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开展这个项目,”曼查先生说。他现在是省城古晋一家银行的贷款员。“该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是巴哈伊信徒。我想因为这一点,所以能更好地在一起工作。他们约见了政府代表,要求鱼苗等等。”

虽然只有10户家庭是巴哈伊信徒,但是村里的所有家庭合力用手工具挖掘了五个新鱼塘,还改造了两个旧鱼塘。

挖掘好鱼塘是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邀请地区农业局的官员来村里视察。曼查先生的哥哥丘巴特·曼查介绍说:“他们看到我们态度认真,因此,正如我弟弟跟我们讲的一样,就同意帮助我的进行鱼塘养殖项目了。”

村民们用自己农场里的木薯叶子和米糠喂鱼。“只要我们的地里没什么活儿了,就来打理鱼塘。”丘巴特·曼查说。

除了鱼的喂养外,还要对鱼塘进行日常的保养工作。“有一种鱼会在鱼塘岸边打洞,因此我们必须在岸边多堆放些泥土和多打些木桩防止鱼儿跑掉。”丘巴特·曼查说。没有这种管理工作鱼儿就会钻穿鱼塘跑进附近的溪流之中去。

每年6月是部份鱼塘收成的时候,其余的在12月份时收成。收获之后,每个家庭分得了相同数量的鱼,剩余部份则拿去卖了。部份钱用作鱼塘的管理费用,另一部份则分给村里的每个家庭。分钱是一件难事。

“钱以及如何花钱是村民们面临的最常见的问题,”达雅伊·曼查说。“他们经常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村子里不少人正在实践巴哈伊教义,所以村民们还是能够对如何使用鱼塘之类项目收益的问题达成共识。”

“单是安排人喂鱼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达雅伊·曼查补充道。“因为凡是涉及到人人有份的集体事情,个人的责任感总是要淡薄一些。”

然而,因德班乌卢村的巴哈伊家庭却不同,他们的信仰倡导团结,因此其它的合作项目开展起来就更容易些。达雅伊·曼查介绍说:“我们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一起作祷告,然后去劳动。这样可以直接或问接地帮助培养合作的精神。

因德班乌卢村的鱼塘项目是马来西亚地方的巴哈伊社团所开展的60多个小型社会和经济发展项目之一。其它的项目之中有一部分是与其它组织合作开展的,包括社区菜园项目、识字班、初级卫生教育,以及其它的鱼塘项目。

“现在附近的其它村子里也有不少鱼塘,”达雅伊·曼查说。“他们在向我们学习。”(罗伯特·布卢姆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2年4月总第8期,英文版1991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图为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因德班乌卢村。前景为村民人工挖掘的7个鱼塘之一。背景为全村约两百人居住的长屋。

2, 因德班乌卢村的长屋里,一户巴哈伊家庭在自己的单元里喝午茶。
3, 在因德班乌卢村,每个家庭至少要出一个人义务维护鱼塘。图为一个村民在加固塘堰。
(主题)在泰国,地方自我发展计划造福被忽视的人们
(副题)泰国巴哈伊深入偏远的克伦人地区从事基
层发展工作,促进了当地居民的自信自强

【泰国青迈省翁圭地区讯】9年前,60岁的汉攀·因达旺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长途跋涉,到泰国北部这个偏远的山区帮助克伦人发展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山地土著部落。

“很多村子没有学校,”因达旺先生这位已经退休的学校教师说道。“我觉得无人真正关心那里的人。”
因达旺先生是一位巴哈伊,他的这项使命得到了他家乡丹汉纽的其它巴哈伊的支持,

丹汉纽位于紧靠翁圭地区外的一个山谷中。在1988-89年期间,因达旺与他的朋友遍足这里的26个村庄,宣讲一些基本的精神原则,他们认为这些原则能够推动发展。

“我们讲述团结和人类一家的道理,以及它们如何能形成推动社区发展的力量。”因达旺先生说。“我们初到那里的时候,那一带还十分落后。村民零落分散,也没有团结的意识。”

据因达旺和其它人介绍,经过一段时间,26个村庄当中有许多激发出了较强的团结意识,生成了有助发展的新能力。泰国其它一些巴哈伊社团很快加入了因达旺先生发起的努力,他们办起了若干个村级学习中心,还开展了其它的小型发展活动。这整个过程反过来又帮助了政府主持的该地区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开办更多的学校。

在这方面,泰国巴哈伊社团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泰国最落后之列的翁圭地区克伦人的积极转变。他们自己先进行了一些小型的试验计划,摸清了哪些项目切实可行,从而给政府的努力提供了一些指引,不仅如此,他们还起到了地方当局与克伦人之间的重要中介作用。由此,这里所进行的一切都生动地表明,基层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能给全国的发展计划提供重要帮助的。

这里所报导的也是一种地方自强计划,它在初始阶段只用最低限度的外界援助,帮助当地在近十年中能够做到自力更生、自行发展。在开始时这项计划并没有得到国际甚至国家一级的援助,靠的只是附近几个资财无多的人自告奋勇地帮助不幸的邻居。而那些得到帮助的人则表示,他们获得了长期变革所需的独特力量。

久受忽视的人们

翁圭地区位于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以南约180公里处,靠近泰缅边境,面积2,336平方公里,共有约300个村庄和亚村庄。这个地区山峦起伏,森林密布,人口中的85%为克伦人,这是一个具有鲜明种族特性的山地部落,其原住地延绵泰、缅两国。

克伦人一直与泰国的主流文化隔绝,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克伦人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习俗。这种隔绝本身已经从某种忽视乃至偏见得到了证明。无疑,许多克伦人认为他们在过去是被人瞧不起的。

这里的克伦人还面临诸多的经济问题。这里地形崎岖不平,耕地稀少不足;而且,耕作方式原始落后,仍然主要靠刀耕火种。由于农业收人少得可怜,为了弥补生计,很多家庭在农闲季节外出打工。据该地区发展署统计,1990年每户年收入平均约为400美元,而生计所系的农业收入却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它的问题包括,全年供水设施不足;文盲比率高;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吸食鸦片。据一份政府文件说,这里的克伦人有8%吸食本地种植的鸦片。

泰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增加了对该地区的投入。例如在1995年,政府花了约20万美元修建新学校,又大幅度增加学校年度经费8万美元。其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继续在这里努力。例如,1988年,联合国4个机构联手在贝伯高地附近的30个村子开展了一项改善社会与经济状况的四年计划。

巴哈伊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由因达旺先生以及他的朋友在80年代晚期所确定的包含26个村子的一块区域。他们的努力鼓舞了泰国巴哈伊社团。为了在这里建起一所永久性的学校,该社团在1992-93年间专门开展了一场募捐运动,并用筹得的约16,000美元在1993年建起了翁圭巴哈伊社区发展学校,这件事以及其它巴哈伊在该地区的发展工作都得到了因达旺及其朋友的中介和引导。

“简单说来,这所学校的宗旨是致力社区发展,提高克伦人社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水平,”学校校长素娜巴·德差达达农说。

为此,作为临时措施,学院在该地区那些官办教育尚施行不到的小或偏远的村子,于各个不同的时间举办村级辅导员培训点。例如1994-95年间,学院开办了7个村级辅导员培训点,为7个教育条件较差的村子的300多名学生提供了基本教育。这些学校现在已经停办了,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加强了该地区的教育建设,另一部分原因是该学校的工作人员有了变动。

这所学校还持续不断地提供道德教育和扫盲课程。这些课程起初是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如今它们已经成为该学校的主要课程。

“从这里的情况看,最重要并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对儿童与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德差达达农女士说,她是在1996年5月与她的菲律宾丈夫焦瓦尼·德·利昂一起到学校的。”我们相信这些课程能够帮助青年人建立起自信,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天生的高贵。”

德差达达农女士接着说,由于克伦青年人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高贵,他们就更加能够抵制鸦片以及其它毒品的诱惑。道德教育的目的还在于讲授天下一家——克伦人是其中一成员——的道理。她说,这样,克伦儿童和青少年认识到他们与别人是平等的,从而感到自己倍添了奋发图强的力量。

“我们自我感觉好多了!”

据听课的克伦人讲,这些课程给他们提供了至为重要的资源,并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与本国的多数民族泰人是平等的。

“有些人总爱说自己太笨,不知道怎样读或写,”14岁的姑娘丹娜拉·素基邦说,她所在的邦丁村是社区发展学校重点工作的村庄之一。“但是巴哈伊教我们认字读书,要我们不沾毒品。现在我们自我感觉好多了!我们感觉到了我们与别人是平等的。”

今年春天,邦丁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4名女孩被批准人读地区高中,这是该村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素基邦便是其中之一。

邦翁蒙村30岁的坎内·吉呐多有3个孩子。她说,尽管她的10岁女儿读的是地区公立学校,但巴哈伊学校提供的补充课程加快了她女儿的进步。

“在普通学校,孩子们学得很少,但玩的时间却很多,”吉功多女士说。“老师要么经常不来讲课,要么老是迟到。而在巴哈伊社区发展学校,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女儿更聪明了。还有,我女儿以前很文静,很害羞,如今她敢于开口说话了。”

政府官员证实说,在这样的偏远地区,学校建筑通常很简陋,比一间房大不了多少,茅草遮顶,四面透风,要请好的教师实属不易。“但现在情况有了改善,”国家社区发展部分管该地区事务的发展官员博比·瓦达威乍拉那说。“目前政府正在这里积极工作,以使泰国整体上能均衡发展。”

在这方面,翁圭巴哈伊社区发展学校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该校在其工作的克伦社区与像瓦达威乍拉那先生这样的政府发展官员之间牵线搭桥,促成政府对该地区的发展作出努力。

邦丁村村长、44岁的龙·素基邦介绍说,学校已经为他的村子与当局建立了联系渠道。他说:“只要我们有需要,就去找学校,学校就去找政府。”

身为莱农的素基邦如数家珍地列举了邦丁村的一系列小项目,这里面既有学校自己做成的,也有学校帮助该村从政府那里争取得到的。这些项目包括:一所村小学,它是由巴哈伊开办的,后由地区接管;一口水井和水管系统,给该村带来更可靠的供水,以及一所新的日托中心。

“打巴哈伊来这里后,邦丁村开始大有起色,”他说。“我们有了学校,用上了自来水,巴哈伊的教育课程也使孩子们变得懂事多了。

“由于孩子们受了这种教育,前途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他说。”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人人平等,所有的泰国人都是平等的,全世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也使我从内心里更加自信。”

当然,这些变化并非都是学校的功劳。“倒不至于说,如果巴哈伊不来,政府也不会来,”素帕猜·林曼夏民达说,他44岁,1991-92年曾任该区的副区长,这期间正是很多工作的起步阶段。“但确确实实,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对我们的支持很大。”

目前在邦丁村附近从事家庭花卉种植业的林曼夏民达先生说,学校对克伦人的土著文化特别尊重。“与其它一些组织不同,巴哈伊并不直接插手和改变现状,”他说。“他们不去干涉克伦人,叫他们不搞祖先崇拜,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些事,以使这里的人能够自行图变。所以巴哈伊教导他们开发自己的智能。变化也就由此自然而然产生了。”

参与过学校工作的巴哈伊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他们不幸的邻居,他们的动机则来自于他们自己对人类一家原则的理解。

“我之所以去教他们,是因为我看到世界的发展如此之快,我想去帮他们发展自己,”丹汉纽的77岁农民温·集那文说,因达旺先生最初到该地区考察时他便是同行之一。“这个世界很大,很大。我们不能坐井观天,固步自封,对别人这样我们也不应该坐视不理。所以,我们就行动了起来,努力去推动克伦人社区的发展。”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4-6月总第29期)
图片说明:
1, 邦丁村村长龙·素基邦的一家。

2, 巴哈伊学校由当地的巴哈伊创办于九十年代初,为泰国北部的克伦人服务。图为该校校长素娜巴·德差达达农在给孩子们上道德教育课。

3, 汉攀·因达旺(图中)是一位教师,1988年开始访问翁圭地区克伦人社区,是第一个在那里从事发展工作的巴哈伊。以后他又争取了他家乡丹汉纽的巴哈伊宗·莫博(图左)和温·集那文(图右)加入到他的努力之中。

4, 丹娜拉·素基邦(左)和诺娜·素基邦均为14岁,与另外两名女孩成为邦丁村有史以来首批读地区高中的学生。邦丁村是巴哈伊从事发展活动的主要村庄之一。

在印度丹格斯县,新观念带来
小型社区发展项目的蓬勃兴起

【印度古吉拉特邦比斯亚讯】马诺哈尔·帕蒂尔每年都要到古吉拉特邦丹格斯县的这个小村庄几趟,推广小型基层发展项目。但即便如此,当他得知这里的地方巴哈伊社团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为儿童和青少年开办英语学习班,还是颇感意外。

帕蒂尔先生是新纪元发展学校(NEDI)的外展协调员,该校是由巴哈伊开办的一个发展与培训中心,位于离这里约300公里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潘奇嘎尼。新纪元发展学校与古吉拉特邦巴哈伊社团创办的丹格斯培训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丹格斯是古吉拉特邦最贫穷的县之一,这项合作旨在增强该地区一些村庄的发展能力。其做法是举办各种培训课程,在选定的项目上进行合作,以及开展一般性的校外发展活动。难怪帕蒂尔先生在听到这种自发行动的消息时会如此惊喜。

“我们到了村子之后才听说英语班的事,”帕蒂尔先生说。“但这肯定是我们所寻求和所希望的社区发展方式。”

确实,在以丹格斯人(被政府划分为“部族”类的原住民)为主的整个丹格斯县,这种由当地人发起创办和管理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正在蓬勃兴起。

例如,去年一年,该县的巴哈伊社团(差不多全由丹格斯人组成)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兴办或资助了如下项目:为期三个月的木工培训;一项粮食银行计划;一个学生寄宿舍,以及比斯亚的英语班。另外在该地区的许多村庄,还有定期和正在开办的儿童道德课程,妇女小组聚会和数不胜数的个人创收事业。

这类活动的盛兴部分起因于近几年来与新纪元发展学校的合作,该校自1990年以来与这个县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此外还要归功于约30年前巴哈伊在丹格斯人中所做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导致了丹格斯人普遍接受了巴哈伊信仰。丹格斯县的人口约为144,000,丹格斯人占了95%,其中约20,000人是巴哈伊。

综观起来,这些事儿生动地说明了一场新的宗教运动的初现,尤其是推行一种个人能力与提高素质的新观念,一种强烈的社区责任感和一种基于精神文明的社会进步原则的运动,是怎样对社会与经济进步的一般进程产生推动作用的。

被遗忘的角落

丹格斯县离大都市孟买只有两百公里,可是却与世隔绝,贫穷落后。该县面积有1,764平方公里,处在一个崎岖险峻的山谷,以其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原始状态的柚木林而闻名。识字者只占人口的38%,在古吉拉特邦19个县中排倒数第二。

这个县近90%的人住在农村,种植粟和谷类作物,仅能维持生计甚至勉强糊口。在农闲季节则外出打工。据该县卫生局的估计,约70%的人营养不良。

其它的健康问题包括普遍的皮肤病,如疥疮和水癣病。“卫生情况很差,”卫生局的马亨德拉·恰范说。只有一家医院和57个卫生所为全区311个村庄服务。

大多数人名义上是印度教教徒,但县官员说流行的信仰其实是泛灵论。“这里的人一般敬奉老虎、森林、蛇、太阳和月亮,”县发展官员M·N·帕蒂尔说。

然而这个县远非是一个祸患之地。房屋相当牢固和干净,是用泥与牛粪的混合物涂覆竹席做成的,干结后像水泥一样坚硬。当地居民有权利用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柚木树林(但其出口由政府严格控制)。而且,乡村生活比较而言尚未受到都市文明弊端的影响,不过,这里自产一种用野生浆果酿造的酒,滥饮的情况倒是相当普遍。

印度的巴哈伊社团在30年前开始在丹格斯从事人道义举,那时孟买的医生每月一至两次在周末到这里巡诊。“医生们看病不收钱,药是从医药公司免费获得的,”莫蒂拉尔·塞瓦兰·萨罗利亚说。他是来自印多尔的巴哈伊,参加过当时的丹格斯义诊,后与一位丹格斯姑娘结婚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巴哈伊信仰的立足扎根也带来了系统的社区建设。在任何有九名或以上的巴哈伊居住的乡镇,均组成地方协理会,这种按自由选举方式产生的决策参议机构是巴哈伊社团生活的行政管理中心。目前在丹格斯,约有70个这样的地方协理会。

丹格斯县的地方协理会逐步开办起儿童德育课程,建立妇女小组,组织其它社区活动,以及定期的祈祷聚会。

新纪元发展学校是从几年前开始其外展计划的。最初的工作多半与它所培训的学生的跟进服务有关。丹格斯的很多青年巴哈伊到过该校接受职业培训,回来后自立生计。“我们开始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创办服务中心,同时也招收新学生,”马诺哈尔·帕蒂尔说。

目前,丹格斯县在新纪元发展学校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50多人。根据该校既提供职业培训也提供社区发展教育的总体指导思想,这些学生中有很多确实已经成为创建本地发展项目的带头人。

例如,在比斯亚的英语班就是由几个在潘奇嘎尼的该校学完一年或两门课程后返回家乡的学生义务举办的。英语班最初是应比斯亚地方协理会的要求而办的,到后来该村的人又要求办更多这样的班。英语能力在这里被视为有文化的标志和进步的一个先决条件。

“村民们走到跟前来对我们说:‘你把你的孩子送到潘奇嘎尼学英语,干嘛你不给我们的孩子教英语?’”迪利普·盖克瓦德解释道。他23岁,是比斯亚巴哈伊协理会主席。他说,1997年11月办的英语班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半在比斯亚巴哈伊中心上课,对全村的人免费,有84人就读。

巴哈伊寄宿舍也在比斯村,它是由该县的巴哈伊最高组织丹格斯县巴哈伊委员会开办的,为28位10-15岁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食宿和德育课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使学生在其父母外出打工时仍能继续在本地念书。

“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季节性移民,”该县的初级教育官员巴卢伯哈伊·帕特尔说。“因为这里粮食短缺,工作机会少,每年都有很多家庭不得不到邻邦的工厂或农场打工,孩子也就不得不辍学。”

帕特尔先生说,邦政府为学生开办了14所寄宿舍,但这对估计的3,500名因季节性移民而失学的学龄儿童是不够的。

25岁的巴哈伊寄宿舍舍长马纳哈尔·比拉里介绍说,巴哈伊寄宿舍是在1996年6月办起的,开始时得到了孟买一名巴哈伊捐赠的2万卢比(约合600美元)。这笔钱被用来买床、炊具和其它设备。房子是租来的,每月的总开支大约7,000卢比(约合200美元),大部分经费由该地区的丹格斯巴哈伊资助。

“有的人送来米或其它粮食,支持办寄宿舍,”萨罗利亚女士说。“它得到了当地许多这样的支持,这是很不寻常的。”

比拉里先生这位新纪元发展学校的毕业生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他和他的妻子基本上是全职为寄宿舍义务工作,所得只是免费食宿,再加上一点津贴。比拉里先生代表了丹格斯巴哈伊的新一代。他出生在纳纳帕达的一个巴哈伊家庭,1995年在新纪元发展学校得到学前教师文凭。自那以后,他就立志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

的确,在丹格斯县,巴哈伊所作的发展项目极少是由外界资助的。例如,木工培训班就是由本村富有木工经验的巴哈伊义务讲课的。这个班由纳纳帕达巴哈伊协理会举办,为期三个半月(1997年2-4月)。除了木工技能的基本培训外,还讲授了道德、社区发展以及小型企业发展技术。有13个年青人念完了课程,随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找到了工作。

纳纳帕达巴哈伊协理会还创办了一个本地的粮食银行计划,其非赢利的作法引人注目。该计划旨在帮助贫困家庭克服严酷季节的难关。纳纳帕达协理会主席莫汉·比拉里说,在冬季,贫困家庭常常以种子充饥。结果到了耕种季节,他们便不得不外出挣钱,好买种子。

“这项银行计划跟钱无关,”莫汉·比拉里说,他是马纳哈尔·比拉里的叔叔。“这不是一个赚钱的计划。巴哈伊把他们的粮食拿出来,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用。粮食借出的数量视家庭的大小而定。”

纳纳帕达村约有500人,巴哈伊占了将近一半。村民说,村里这么多人接受巴哈伊信仰,对该村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他们指出,除了像木工班和粮食银行这样的计划以外,向好的方面的社会转变也逐步为所有的人接受。

例如,村里的妇女变得更加自信和积极。巴哈伊妇女每周聚会一次,邀请全村的妇女参加。她们在一起唱歌,朗诵祷文,讨论她们关心的事情。

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上,12名纳纳帕达妇女说起她们所看到的自己生活中的变化。卡25岁的玛拉·盖恩的经历颇为典型。她说,她和丈夫是在结婚两年后、即1993年成为巴哈伊的,在这之前两口子吵架是家常便饭。“我性子急,他也是个急脾气,”她说。“后来我们读了巴哈伊有关男女平等的圣文,于是我们决定以后遇事多磋商。现在是他更多地改变自己的想法。”

盖恩女士又讲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事情是怎样起变化的。她说,不久前她去位于丹格斯县城阿赫瓦参加全地区妇女会议。她的丈夫同意她单独去,自己留在家里带儿子。要是按习俗,大多数男人是不会同意的。

“因为我们是巴哈伊,所以我的丈夫说他对我很信任,让我一个人到别的村子去,”盖恩女士说。“这在以往是不会发生的。我无法想象我爸爸允许我妈妈这样做。”

(原载《天下一家》1998年1-3月总第32期)
图片说明:

1, 在位于丹格斯县城阿赫瓦的丹格斯巴哈伊学校,来自该县各地的学生学习定期的社区发展和道德教育课程。图为近期就读的学生合影留念。课程是由本地操办的,新纪元发展学校提供专业上的援助。

2, 纳纳帕达村巴哈伊协理会办起了一个村粮食银行计划。图为协理会成员在该计划储存粮库里合影。

3, 纳纳帕达村的妇女定期聚会讨论她们关心的事务。图为一些最积极的参会者:(从左自右)安祖·比拉里,孙达尔拜·比拉里,卡玛拉·盖恩,希塔·比拉里,孙达尔拜·戈比尔,赫玛·S·帕特尔。

4, 舒希拉和马纳哈尔·比拉里全职为宿舍服务。
(附)小资料:
新纪元发展学校

新纪元发展学校(New Era Development Institute, NEDI)是由印度巴哈伊社团于1987年创办的,其宗旨是在提供学生从业谋生技能的同时,也注重培养他们理解并传授社区服务新观念的能力。

该校位于马特拉斯特拉邦的潘奇嘎尼,主要从事职业培训,提供从柴油机到农业和学前师资培训九个领域的课程,学制一至两年。

所有专业领域的课目都包含一个创新性的社区发展课程,旨在培养能力,激发志向,使学生在返回家乡后,既能谋生自立,又能从事和带动本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这一新方法正开始在像丹格斯县这样的地方产生成效。新纪元发展学校利用和依靠印度两百万巴哈伊的各基层组织网络,除了古吉拉特邦的丹格斯县以外,还在旁遮普邦、锡金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实施了外展项目。

新黎明工程公司致力研制和推广适当技术

【斯威士兰曼齐尼讯】克里斯平·彭伯顿-皮戈特先生是个典型的发明家,他在非洲南部小国斯威士兰开了一家工厂。在带我参观这家厂子时,他手上一直拿着一个电子计算器。

他不单善于计算一根铁梁的负荷力或者一块泥砖的承重能力,也能熟练地估计新黎明工程公司生产的小型机器所能带来的利润。

首先,他向我介绍了一台新黎明公司生产的榨油机。这机器只需一个人操作,用起来像榨蒜器那样简单,用冷压方法从廉价的葵花籽或其它植物的种子中榨出高质量的食油。

“这是经过彻底改良的比伦伯格榨油机,”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他的计算器。“我们每台卖1,200美元,这价格相当划算。”

这位42岁的加拿大发明家一边按动计算器键盘一边继续说:“假设你用向日葵籽榨油,那么,栽种并收获向日葵籽的成本约合每吨200兰特(南非货币),而每吨种子用这台机器可榨得大约420瓶食油。”

他手指不停地在按键盘,告诉说兰特与美市的兑换率是3比1。“每瓶食油价值2.75兰特。另外,榨完油后的余渣可做成油渣饼给鸡作饲料,大约可以收入280至600兰特。”

“这样,油渣饼收入按最低280兰特算,加上420乘以2.75,合计10天内最少可收入1,435兰特。显然,这项投资确实是不错的。你只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赚回买这台机器所花的钱。”

像这样精打细算经济帐正是新黎明工程公司的成功要诀所在。它的产品技术富于创新,适中对路,不会破坏或污染环境,因而很快便闻名于这个地区。该公司生产十几种不同的人力操作机器,价格都比较低廉。这些机器特别适合于小产业主用来生产食油、铁丝网和泥砖之类的产品。

新黎明公司是今年南部非洲的“绿色信托基金环境奖”商业组的四个候选公司之一,得此殊荣乃实至名归。

南非国立植物研究院执行院长布赖恩·亨特利教授是这次“绿色信托基金环境奖”的评判之一,他说:“就我们这次评选所掌握的所有情况来看,新黎明公司的技术方法确实很新颖,适应性强,具有优良的性能价格比。它们对很多家庭型小产业是非常适用的。这家公司生产的机器经济实惠,无需投入大本钱,一般人都买得起,这正是我们非洲所迫切需要的。”

这几句话恰好道出了新黎明公司的理念。彭伯顿-皮戈特先生与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共同创办并经营的这个公司的宗旨就是:生产能既能充份利用非洲最大资源之一人力,又尽可能不破坏或污染环境的好机器。

“我认为,在一个给定的地区,适中对路的技术不仅能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说。“我们住在一个劳力过剩的国家。在这里,若不广泛使用人力,就是浪费资源。”

“我们就有这样的糟糕先例。有人以极为昂贵的价格引进了机器设备,”彭伯顿-皮戈特先生接着说。“结果它们令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我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向你说明:采用人力操作的生产方法成本低,投资少,运用的劳力比较多,结果产生的利润也更多。”

新黎明工程公司是彭伯顿-皮戈特和他的夫人在1984年间居住特兰斯凯的时候开办的。他俩在1985年移居到斯威士兰。之前,约在1970年代的后期,他们曾在斯威士兰呆了两年,协助该国建设全国乡村供水系统。

到1993年7月为止,他们公司售出的机器超过1,500台。最畅销的是铁丝网机,占销售总额的四分之三左右。新黎明公司生产的铁丝网机用人手操作,能制作菱形和方形网眼的铁丝网,带刺铁丝,猪圈铁丝网和鸡舍铁丝网。另外,该公司还售出了数百台造砖机和约一百台榨油机。

用户对这些机器都非常满意。

“我们正在建一座鸡舍,用的是新黎明公司的造砖机,花费非常低,”基督教盲人传教团主任阿恩·乌特马克先生说。他现在斯威士兰的姆孜坡弗主持埃库卢拉梅尼成人复康网络。“这机器很管用。除了普通的泥土和少量的水泥,几乎不需要别的,这样一来就大大减低了建筑费用。”

据乌特马克先生介绍,传教团的基本宗旨是帮助盲人掌握自谋生计所需的技能。他们也大量采用新黎明公司的方形网眼铁丝网机。这种机器简单易学,绕制的铁丝网经久耐用。

传教团的训练中心有两台这样的机器,用来培训盲人学员。学成后,训练中心就资助他们购买机器和开业。乌特马克先生说:“我们的盲人学员很容易学会使用这种机器并以此谋得生计。我估计约有10至15名盲人现在自行开业。”

“越是农村地方,这类机器就越是派上用场,”乌特马克先生又说。“因为它们所需的能量出自人力。它们完全靠人手操作。从环保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样一来,人们便有了工作。”

约翰内斯堡“非洲植树工程”主任热内斯·瑟尔女士也对她的机构从新黎明购置的机器感到十分满意。

“我们在一个部落原居地的一项工程买了一台菱形网眼铁丝网机,用它培训了四个人,”她说。“这四个人后来又教会了另外两个人。这表明它的效益是多倍递增的。

“这机器很管用。我们正在植树的那地方环境严重退化,植被几乎消失殆尽,所以要用铁丝网将新种植的树木围起来,以免牲畜糟蹋,”瑟尔女士继续说。“但更有意义的是,这朴实无华的机器使这个极度贫困地区的人有事可做,并能以此谋生自立。”

彭伯顿-皮戈特先生夫妇两人都是巴哈伊信徒。他们说,巴哈伊信仰深深地影响了新黎明公司的产品观念。

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说:“巴哈伊经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理解其意思就是,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如果能使更多的人自助自立,就是最伟大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座右铭。”

(原载《天下一家》1993年10月总第14期,英文版1993年7-9月)
图片说明:

1,彭伯顿-皮戈特先生和夫人开办的新黎明工程公司专门为非洲小本生意设计及制造人力操作的机器。图中彭伯顿-皮戈特先生的右边是几台铁丝网机。

2,图为新黎明工程公司生产的榨油机内的压榨器。这机器完全靠人力操作,每吨向日葵籽可榨出300公升左右的油。

3,新黎明工程公司生产的带刺铁丝网机靠脚踏板提供动力,将两股铁丝绞到一起,左端的卷轴将绞好的铁丝绕成卷。一台机每小时能卷制150米长的铁丝。据彭伯顿-皮戈特先生介绍,这种机器的成本只及同类电动机器的1%,而产量却达后者的11%。图为技工马努埃尔在作机器操作示范。

手动碎石机造福非洲农村

【南非莫魁特讯】在非洲,找工作越来越难,碎石无疑是最苦的差事之一。干这活儿的人冒着烈日蹲在地上,挥舞锤子将大块石头敲成小块,不仅伤筋劳骨,随时有弄伤眼睛和手的危险,还要吸入碎石所产生的大量刺鼻呛喉的粉尘。

这也是报酬最低的苦差之一。

约翰内斯堡东北面约300公里处有一个贫穷的小村庄,这里的一个妇女小组近来发现,用锤子、铁钎甚至石块,她们每天只能做出半手推车的碎石,这个产量只能得到70美分。但毕竟,有好过无,这笔收入足够用来购买她们的孩子所需要的基本食物。

这些妇女是巴佩迪族人,从80年代晚期开始,她们与从事营养改善工作的地方性非政府组织Hlatlolanang合作。由凯泽家族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Hlatlolanang帮助这些妇女建起了自己的菜园。1992年,它还开始帮助她们做碎石活儿,以增加收入,这是这些妇女自己的主意。

两年前,这群巴佩迪妇女开始寻求生产碎石的更好方法,她们做的碎石是用作建筑和铺路的。于是,罗斯琳·玛兹布科,后来的Hlatlolanang的会长,去找她在新曙光公司的一位朋友帮助解决,这是一间位于斯威士兰专门从事小型生产机械的公司。

解决的办法出来了,它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手动碎石机,其设计简单,成本低廉,工效较高,有可能给非洲和其它地方碎石者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

“如今有了这样的碎石机,妇女确实兴奋,”玛兹布科女士说。“她们买回来一台,大家轮流使用。碎石的需求量很大,而这台机器一直运转良好,没有让大伙儿失望。”

现在轮到用这台机器的玛丽·曼普尔·卡迪盂这样说道:“这机器很好用。以前我们用锤子,既费时又不出活儿,有时还砸伤手指。用这台机器干活就省事多了,它非常安全,没有人受伤。”卡迪孟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

市场稳定价格低廉

碎石机械是出了名的高能耗、笨重和技术复杂的。这类机器不仅需要有技术人员专门伺候,不断耗费大量的零备件,而且价格不菲。

在世界很多地方,虽然劳力很低廉,但一般都缺乏资金、技术和燃料。因此,在许多地区手工碎石有着现成的市场需求。

不过,正如莫魁特的妇女所看出的,碎石的市场价格太低,使得这种活儿几乎没啥干头。1996年8月2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赞比亚,同样的妇女小组干一个星期才生产出“一堆齐膝高的碎石,只能卖得8美元,建筑承包商买去用作铺路或铺混凝土地面。”

新曙光工程公司的克里斯平·彭伯顿-皮戈特面对的难点在于,这种机器既要能在象莫魁特妇女这样的碎石者的体力能对付的情况下提高工效,又不能定价太高,以至于超出购买者所能获得的小笔信贷的限额。于是他拿定主意,这样的人工操作机器必须恰到好处地兼顾体力和低磨擦、易操作性和激烈的机械化竞争的经济现实。“它是一个要求适当技术的典型事例,具体到这件事上就是切合一直处于经济底层的一群妇女的实际需要,”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说,他是新曙光公司的创办人和所有人。

彭伯顿-皮戈特先生在向莫魁特妇女了解到她们的需要后还决定,他的机器的售价要低于1,500美元,每天能生产出价值3.33美元的碎石,这样在经济上是切实可行的。接下来便是长达两年的实地考察,在计算机上做模型设计,负荷试验,样机的制作和拆解,在整个过程中都不断想方设法降低重量和成本。这个项目还得到一位匿名者的3,000美元赠款,用来资助这一类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造出来的碎石机重200公斤,目前的售价为1,435美元。莫魁特的妇女小组购进了一台。虽然设计产量为10手推车的碎石,然而她们报称的产量却高达16满车。

这种碎石机含有多项技术革新:巧妙的设计,高级技术与普通技术的结合运用,而最重要的是与目标使用者的磋商。

在他设于斯威士兰曼齐尼的工厂里,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试验了各种不同的碎石方法。他首先决定增加机械动能,他装上了一个飞轮,在上面加了一个手柄,这样操作者用手柄转动飞轮,就能获得较大的力。

彭伯顿-皮戈特说:“因为石头非常硬,也非常脆,所以我明白到,如果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利用飞轮的所有动能,就象锤子击打那样,就能将石头打碎。”

他是通过将飞轮与一套“?”型金属杆连接起来做到这一点的,它们被竖放在机箱内,好象一副巨大的、向上张开的颚,这种装置俗称“鳄鱼嘴”。其中一条是固定的,另一条与飞轮上的短凸轮轴相连,每摇一下手柄,飞轮就转一圈,凸轮轴就会迫使活动的金属杆向固定的金属杆作开合运动。

一辆自卸货车的压力

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说:“两根夹杆不断地作相向运动,石头放迸机器,它们就会将它夹住,这时旋转的飞转不断加压,直到石头猛然破碎为止。我们用的飞轮重40公斤,估计它能对石头施加高达15吨的压力,这相当于将一辆满载的双轴自卸货车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到一块石头上。这样一来,再硬的石头也难保不碎。”

接下来必须解决的是,要让这机器适应非洲的使用环境和条件。例如,要找一种轴承,它能承受飞轮和曲轴的负荷,又无需加油润滑。“我们了解到,不管这机器放在哪里用,那里的人是不会给它上油的,”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说。“即使你给他们润油枪,用完后他们仍旧会照摇不误。”

他用密封滚珠轴承这项用于液压机械和挖掘机的高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轴承每件要花费45美元,但它们能承受巨大的负荷,而且由于它们是用高技术塑料PTFE作永久性润滑的,因此能够在多尘的环境中运转。”

这项研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新曙光公司对开发适当技术的理念。“许多组织在搞适当技术时想到的是,他们的机器一定要是完全低技术的,他们只应该使用那些由特定的地区所生产的零部件和技术,”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说。“有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凡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你只能使用你周围可得的材料,这种看法我们不敢苟同。相反,我们十分乐意将高科技的解决手段与简单的设计结合起来,制造出能恰到好处地解决问题的机器。如果说这意味着要用一种日本生产的轴承,行,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应该超越国界,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

“有了合适的工具和技术,手工方法甚至能跟最大的资本密集型碎石企业竞争呢!”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说。“妇女小组每增产一分,不仅每人增加了一分收入,而且还增添了一分资金,好去购买昂贵的进口中央化碎石重型设备。”

Hlatlolanang增收计划的协调员以赛亚·杰尔说,该组织现在希望能得到贷款以购买更多的机器。他说他们目前正在帮助8个村约300名妇女从事碎石创收。“这机器工作得很好,”他说。“它不用电,不用油,没有出现过故障或停转。它能压碎很多种不同的石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妇女的需要

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与莫魁特妇女磋商。彭伯顿-皮戈特先生跟莫魁特的妇女作过广泛的交谈,了解她们的需要,讨论了从石头的类型、大小到等级分类和投料批量,乃至购买机器所需的目标收人的所有细节。

这样的磋商对彭伯顿-皮戈特先生和玛兹布科女士都很重要。他们俩都是巴哈伊信仰的成员,这个信仰将磋商当作重组社区的关键要素而加以大力倡导。

“这碎石机是为那些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设计的,以前还不曾有人跟她们作过什么磋商,”玛兹布科女士说,她已经离开Hlatlolanang去政府工作,任职北部省区域初级卫生保健主任。“农村贫苦大众几乎不为那些掌管技术的人注意。可现在他们的自尊心已经大大增强了。他们觉得自己对社会有用了。”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7-9月总第26期)
图片说明:

1, 南非莫魁特附近的一个村庄,妇女小组成员说她们很喜欢用这种人手操作的碎石机,它是由从事适当技术的斯威士兰新曙光工程公司设计制造的。

2,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飞轮上的手柄及其操作,以及压碎的石头从机器下面落入盆里。

3, 新曙光工程公司生产的手动碎石机的侧面透视图 凸轮轴,与飞轮相连,将左杆推向固定的右杆 摇柄 飞轮 “V”型“鳄鱼嘴”,用来压碎石头的金属杆

(主题)银行家与宗教家不寻常聚会
(副题)世界九大主要宗教的高层代表与世界银行总裁会谈,
探讨项目评估中的一个新要素:宗教与发展

【伦敦讯】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机构的首脑,詹姆斯·沃尔芬森格外地忙碌。自两年多年以前上任世界银行总裁以来,他访问了六十多个国家,与国家和政府首脑、中央银行主要官员以及主要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会晤。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沃尔芬森先生在二月份用了近两天的时间与代表世界九大主要宗教的精神领袖会谈都是非同寻常的。在会谈中,他们探讨了看似与国际金融无关的议题,如怎样协调精神与物质发展的关系,金融机构与宗教组织如何结成新的关系以帮助解决全球性的贫困顽疾。

“对沃尔芬森这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宝贵的了,”前奥地利银行董事托马斯·拉克斯博士说,他作为犹太教改革教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因此我发现他花两天的时间参加会议绝非一般,我把他参与这样的事务看作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

另外据各种说法,就连会议本身也相当不寻常。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世界信仰与发展对话”,由沃尔芬森先生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凯里召集,于1998年2月18-19日在伦敦具800年历史的主教寓所兰贝斯宫举行。据与会说,这次会议产生出一系列开拓性的创见和倡议,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领域带来显著的改变。

“宗教的发展角色不仅得到公开的承认乃至赞扬,而且还与世界最大且最世俗——有人可能极不赞同这一点——的组织结成伙伴关系,这在当今的经济界还是第一次,”是次对话的主要组织者国际宗教、教育与文化咨询公司(ICOREC)的董事马丁·帕尔默说。“对此,经济界必须重视宗教,反之亦然。”还有参会者说,尤其是,会议高度肯定了这样一个观念:若不将个人与社区生活中的精神文明加以适当的重视,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在会议闭幕的致辞中沃尔芬森本人也说:“显然,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齐心协力的。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重视精神与文化的持续性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想这是我发现这次会议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这是一次有关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观念的全面聚会。”

首脑级代表的聚会

参加这次跨宗教会议的世界主要宗教的代表几乎都是首脑级的人物,他们包括巴哈伊信仰、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的代表。这些宗教的信徒总数估计有30亿人。

在银行界方面,沃尔芬森先生本人是主要的代表。他曾经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上任总裁后他尝试开创新路向。近些年来世界银行受到批评,有的发展专家说该行侧重资助大型项目的做法脱离了地方民众的需要。

世界银行是世界最大的发展基金组织。在1997财政年度,它给世界各地的241个项目发放了191亿美元的贷款。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世界银行一直想担当最终施救的贷款人,(此处转页)即在没有其它资源的情况下给最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

自1995年6月上任以来,沃尔芬森先生着手扩展世界银行与非政府组织和其它民间社会组织的联系。“这使得世界银行与各种各样的组织建立起联系并进行对话,”这些联系的策者之一、世界银行官员约翰·米切尔说。“这次会议在某些方面清楚地表明:沃尔芬森先生认为各大宗教是民间社会的主要角色之一。在逐个与它们分别进行对话的同时,世界银行也尝试有组织地将对话推进到更高的层面——并使其正式化。”

据帕尔默先生以及其它人说,这次会议的动因产生自1995年4-5月在温莎宫举行的一次跨宗教会议。该会议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参与举办,名为“宗教与自然保护高峰会”,成立了一个叫做“宗教与自然保护联盟”(ARC)的新组织,以此推动和加强宗教组织与环境运动组织之间的合作。

世界银行的代表之一安德鲁·斯蒂尔参加了温莎会议。作为后续程序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的官员接着就开始了与宗教与自然保护联盟及其成员的对话。兰贝斯议程的要点是去年5月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拟定的。参会的宗教领袖们少于本次,他们探讨了世界银行怎样能对地方的社区和可行价值观更为敏感些。

兰贝斯会议的主题

兰贝斯会议开始于3月17日,在白金汉宫举行了招待会,由爱丁堡公爵殿下菲利普亲王主持,温莎会议也是由他主持的。

在兰贝斯的次日上午,“世界信仰与发展对话”的正式会议以 “发展之真义” 为题开始。在该会上,根据会议议程,讨论了“贫穷”、“繁荣”和“发达”等名词的涵义,目的是就如何解决“现时的情形与我们所追求之理想社会的差距”达成共识。

下午的会议围绕“发展的标准”进行,探讨了与“参与”、“可持续性”和“表达权” 有关的主题,所有发言都将宗教信仰和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发展机构如何能够在这些方面携手合作以求得更好的成效联系起来。

会议还达成了这样的一致看法:发展包括了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进步;个人的转变与社会的变革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二者都应当被视为集体进步的核心所在;发展必须立足于可持续性、正义、协商和参与的原则。

巴哈伊信仰的首席代表凯泽·巴恩斯主持了“参与”主题的讨论。他提出了对能够加强全民积极参与各种发展努力的精神价值观的看法。

“只有当发展计划被人们认为是正义与公平时,才有可能使得他们投入其中,而这是完成发展计划的最终保证,”身为国际顾问的巴恩斯先生说。“一旦人们相信一切按准则办事,利益皆有保障,那么像诚实、乐意工作和奉献、节制以及合作精神等美德便会发扬光大,从而便有可能实现我们所追求的集体目标。”

会议于2月19日星期四结束。之后又用了一个上午对本次对话拟出的700字十一点声明的最后细节进行了议定。这项声明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沃尔芬森先生提出的,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具体建议。

最重要的或许是,世界银行和各信仰一致同意通过设立若干联合工作小组探讨下一步关心议项的方式,将对话继续下去。将由工作小组探讨的这些议项有:社区建设;饥饿与食物保障;环境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保存(包括宗教圣地);暴力与冲突后建设;以及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提供。

这项最后声明承诺将会邀请宗教社团“通过参加世界银行《世界发展年度报告》中列举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对世界银行的思考施加影响。”为使这一纳谏的结果能在主题为“了解贫穷”的2000年度报告中得到体现,还将作出一项特别安排。

“迄今为止,判断发展努力是否成功的主要尺度是经济增长,”温迪·廷代尔说,他是一位发展专家,为伦敦的基督教援助会工作,曾为大主教凯里策划这一对话做过顾问。“各信仰所提议的衡量尺度更注重社区与人民的整体福利,而社区和人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与文化特征。这一点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十分强烈的反映。”

各宗教的代表在其论文中都提出了各自的发展新标准。这些文稿稍后将集编成一本书出版【参见本书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一文】。与会者还表示他们将在国家层面“寻求进一步合作的机会”。譬如说,一些试验性的项目将会在世界银行与各信仰间开展。各宗教的代表也将被邀请为世界银行的职员培训班举行特别讲座,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宗教信仰和文化。

生态学的先例

除了以上所述的具体方面,许多与会者说,这次会议最具意义之处在于会议本身及其主导思想:即便是最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现在也必须将宗教与精神文明当作要素考虑在内。他们表示,这个思想不仅会影响世界银行,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发展议程。

拉克斯博士认为,本次会议所发动的这些步骤,可能会导致世界银行这类的国际发展组织将发展计划对文化与精神的作用当作考量的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今发展计划将环境作为其考量因素一样。

“在30年以前的发展努力中,没有人把生态当一回事,”拉克斯博士说。“今天,发展计划对环境的影响成了一个主要的议题。如果我们在精神-文化价值观方面也这样做,将对人们的非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重要影响。”

“绿化带运动”创始人、肯尼亚人万佳莉·玛萨伊参加了兰贝斯会议,她也认为这次会议标志了发展机构在对待宗教和文化的方式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开始。

“在我所在的地区,本地文化已经丧失殆尽,可以说这是倒退,对发展毫无助益,”玛萨伊女士说。“一旦人们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便有可能丧失权能,从而难以投身发展之中。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发展机构认识到了没有文化便没有方向,认识到了人们的文化以及他们所珍视的事物确实是至关紧要的。”

另一个新提出的观点是,贪污腐化是发展资金活动中的普遍现象,宗教团体若能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政府的发展工作之中,便有可能成为消除这一顽疾的良方。世界银行的一份以新闻媒介为对象的出版物《世界银行新闻》说:“在促进改善管理和增加透明度的运动中,宗教领袖的道德权威是关键。鉴于穷国的贪污浪费猖獗,代价高昂,沃尔芬森强烈支持这样的运动。”

世界犹太人大会荣誉退休副主席阿瑟·赫茨伯格拉比参加了兰贝斯会议和温莎会议,他说,这个会议的跨宗教性质特别重要。他还建议,无论可能出现什么情况,都应该将与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当作跨宗教的事业来做。“这些项目不应由某个而应由各信仰团体联合去做。”

印度教主要代表之一斯瓦米·维布德沙·蒂尔塔说:“本会的意义不可低估。这次对话重新定义了贫穷、繁荣和进步;为兼顾社会、环境和精神的新发展活动营造了新氛围。”

(原载《天下一家》1998年1-3月总第32期)
图片说明:
1, 世界信仰与发展对话的与会代表合影。

2, 图左至右:巴哈伊信仰代表凯泽·巴恩斯,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凯里和世界银行总裁乔治·沃尔芬森在兰贝斯宫召开的世界信仰与发展对话(1998年2月18-19日)期间合影。巴恩斯先生是一位国际法专家,现在位于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任国际顾问。

3, 有七百年历史的兰贝斯宫,是英国圣公会七千万教徒的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寓所。

4, 宗教家与银行家:(由左至右)阿瑟·赫茨伯格拉比、辛格·萨希卜·曼吉特·辛格斯里、乔治·凯里博士、世界银行总裁乔治·D·沃尔芬森和拉杰旺特·辛格博士。

中框文字:
本次对话内容的极大部分是交流思想。以下为得到广泛赞同的观点:
● 发展既包括物质进步也包括精神进步;
● 个人的转变与社会的转变密不可分,这二者皆应被视为集体进步的主干;
● 必须用精神原则和价值观引导发展,要提高生活质量和人的尊严;
● 成功的发展必须增强家庭和社区的凝聚力;
● 为发展订立基于共同标准和普适原则的新衡量尺度十分必要;
● 贪污是破坏信任和动摇社会基础的顽疾。
(附)
1998年2月18-19日世界宗教与发展对话参会者名单
共同主席:
○乔治·凯里,英国圣公会会长,坎特伯雷大主教
○詹姆斯·D·沃尔芬森,世界银行总裁
巴哈伊信仰:
○凯泽·巴恩斯,巴哈伊世界中心国际顾问
○劳伦斯·阿图罗,巴哈伊国际社团环境署署长
佛教:
○南巴林·恩克哈巴亚,蒙古议会少数派领袖
○素拉·西瓦拉克,泰国社会活动家、小型经济模式发展创始人
基督教:
○约翰都主教(东正教),贝尔加门,代表普世牧首
○费奥凡大修道院长(东正教),莫斯科牧首教区对外教务关系部副主任
○温迪·廷代尔(新教),基督教援助会,发展专家
○托马斯·奥尔莫里乔伊·拉泽大师(新教),坦桑尼亚路德福音教会阿鲁沙教区主教
○罗赫尔·埃切加雷阁下(天主教),梵蒂冈(罗马教廷)正义与和平主教理事会主席,枢机主教
○蒙西诺·迪尔穆伊德·马丁(天主教),梵蒂冈(罗马教廷)正义与和平主教理事会书记
○塞尔吉奥·贝尔纳尔(天主教),罗马格列高利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耶稣会神父
印度教:
○斯瓦米·维布德沙·蒂尔塔,圣(斯里)阿德马-默特首领, 南印度卡纳塔克乌迪皮
○阿查里雅·斯里瓦扎·戈斯瓦米,圣(斯里)卡伊塔尼雅-普来马-萨姆斯塔纳首领,印度弗林达万
耆那教

○L·M·辛格维大师,耆那神学院创始人,耆那教、吠陀梵语及印度语支诸宗教的主导学者,杰出的法学家、哲学家,国会议员

○帕德马纳·S·贾伊尼,耆那神学院托管人,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佛教学教授
犹太教:
○阿瑟·赫茨伯格拉比(保守派),世界犹太人大会荣誉退休副主席,教授
○勒内·西拉拉比(正统派),前法国大拉比,现教会枢机议会大拉比,教授
○托马斯·拉克斯博士(改革派),前奥地利银行董事局成员,维也纳犹太博物馆董事会主席
伊斯兰教:
○埃尔-哈桑·本·塔拉勒殿下,约旦王储
○阿迦汗阁下,尼扎利斯(什叶教派伊斯玛仪派的两个主要分支中较大者)的精神领袖或伊玛目
锡克教:
○辛格·萨希卜·曼吉特·辛格斯里,印度旁遮普阿南德普的贾斯达,锡克世界理事会主席
○拉杰旺特·辛格博士,美国主要锡克教组织古鲁·戈宾德·辛格基金会的创始成员
道教:
○张季育(音译),中国道教协会(位于北京白云观)副会长
○张逊穆(音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宗教研究中心道教学者
○谢林·哈尔贝赞姆,荷兰人,现帮助中国道教团体保护道教的七大圣山
其它被邀请者:
○万佳莉·西娃·玛萨伊博士,著名的环境与女权活动家,肯尼亚“绿化带运动”创始人
○万达纳·希瓦,印度活动家,发展专家,德里科技与生态研究所所长
○安德鲁·普尔基斯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公共事务秘书
○伊斯梅尔·萨拉杰尔丁,世界银行集团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部副主任
○安德鲁·罗杰逊,世界银行驻联合王国和北爱尔兰代表
培育下一代世界领袖人材

【巴西巴西利亚讯】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这里的联国学校的教职员工发现他们也面对着棘手的外交问题。

联国学校位于现代化的城市巴西利亚,它是这个南美国家的首都。联国学校的大多数学生是各国驻巴西外交官员的子女。

当时,美国和一些国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组成联军,对波斯湾施行军事干预,以击退侵占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学校的许多孩子就来自这些参加联军的国家;不凑巧,伊拉克驻巴西大使的儿子也正在这里读书。

校长詹姆斯·萨科博士回忆道,那时有几个学生挑衅这名伊拉克学生,说“你的国家要完蛋了!”

“庆幸的是,大部份学生都站在伊拉克同学这一边,说‘在学校里我们都是朋友,’‘在学校里无分国籍。”萨科博士说。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它们都生动地表明了联国学校在实现她的独特宗旨上的成功:培养出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新一代领袖。

在巴西利亚驻有85个国家的大使馆。1980年,一群巴西和美国的巴哈伊教育家在此创办了联国学校。多年来,该校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一步步实现创办人的理想。

在联国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三年级的全日制学生有230多名,来自25个国家。该校采用双语教学,提供别具一格的课程: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分享与交流,注重道德及宗教教育。

学校有一半的课程以巴西官方语言葡萄牙语讲授,其余一半用英语讲授。这样不仅完全符合巴西政府对学校课程的规定,也满足了外交人员和其它人希望其子女适应多元文化和互相依存世界的要求。

“我们非常赞同学校的教育观。这也是我们把孩子送到这里求学的一个主要原因,”瑞士驻巴西大使馆参赞克莱门斯·比雷先生说。他的两个女儿在联国学校就读。“我和我的妻子都深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超越肤色、种族和国籍之别。

“我们还认为,道德观念影响人际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必须有宗教信仰的帮助。”

比雷参赞说,基于这一点,尽管他与夫人都是活跃的天主教徒,但他们非常赞赏联国学校向孩子们讲授世界各大宗教的做法。

“譬如说吧,如果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又怎能做好一个世界公民呢?”比雷参赞问道。“因为伊斯兰教主要是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所以我们赞成让孩子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使他们意识到有那么一位上帝,他们可以向他祈祷。”

确实,这所学校虽然是巴哈伊开办的,而且有宗教方面的课目,但是,学校当局和教师们都极力教导学生尊重世界所有的大宗教。

就以1987年该校新建筑落成典礼为例。在那次仪式上所诵读的祈祷文除了巴哈伊信仰的外,还有基督教、回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的,代表了学生们的不同宗教背景。萨科博士特别指出:“当时,就是那名伊拉克学生诵读了《古兰经》的一段经文。”

“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有一套完整的比较宗教课程,”萨科博士接着说。“在五年级开始上这门课时,结合历史背景学习《圣经》的《旧约》部分。初中一年级时学习《圣经》的《新约》部分。二年级学习伊斯兰教。到初中三年级时学习巴哈伊信仰以及其它在19和20世纪兴起的哲学和宗教运动。”

正由于这种兼收并蓄、广纳百川的做法,所以尽管这里不乏声誉颇高的本地及其它如美国、法国等的国际学校,许多穆斯林外交官仍然乐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联国学校读书。

比尔·埃耶尔马兹先生是一位已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官,他的夫人埃梅尔目前任土耳其驻巴西大使馆的行政专员,他们有三个孩子在联国学校上学。他们俩儿对该校提倡世界公民意识的教育观非常赞赏。

“孩子认识别国的人民和文化是很重要的,”埃耶尔马兹先生说。“现在我的女儿与非洲、美国和俄罗斯的学生交上了朋友,这很好。她还向其它同学介绍自己的文化呢!”

埃耶尔马兹先生及其家人对联国学校强调宗教宽容也很欣赏。“我们的孩子学会了向上帝祈祷,明白了什么是上帝,”埃耶尔马兹先生说。

他们夫妇俩儿对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很满意。他们说,他们的长女最近从联国学校毕业,回到了土耳其。虽然她在国外居住多年,但她在土耳其接着入读的高中学校的一次综合测验中,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萨科博士也证实了联国学校的教学质量一直处于高水平。但他又说道,学校当局和教职员工最感自豪的或许是,他们成功地向学生灌输了一种适应当今相互依存世界的哲学观。

“使联国学校独树一帜的正是这方面的和平教育,即世界公民教育,”萨科博士说。
“一些校外的人士告诉我们,联国学校出来的孩子更外向,更爱交朋友,而且继续获得新经验的欲望更强。

“我们不单教导孩子们学会欣赏千姿百态、多样纷呈的世界,还鼓励他们发现差异之所在。使他们对多样性不会感到无所适从,”他最后说。“当然,这方面的教育效果很难测定。你不能像其它科目那样给它打个分数。但我们觉得,这或许是我们应该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

(原载《天下一家》1994年10月总第18期,英文版1994年7-9月)
图片说明:

1,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驻有85个国家的使馆。联国学校因其兼收并蓄各种不同文化和国家而赢得特别的声誉。图为喜欢有人为他们拍照的一群小学生。

2, 巴西利亚联国学校的学生学习多种文化。图为一些高年级学生在老师戴维斯的指导下学跳印地安舞蹈。
(主题)乡村培训成效显著有助遏止农村人流入城市
(副题)革新性教学方法,课程切合农村实际,由非政府组织
策划实施,为哥伦比亚农村提供了15,000个就业机会

【哥伦比亚哈满迪市讯】第034教育区东接泛美公路贯穿的哥伦比亚西部,西至太平洋。这里蕴藏着充足的矿产资源,拥有优良的土壤、丰富的水资源和全年温和的气候,看起来具备了繁荣的一切必要条件。

然而,这个地区与整个哥伦比亚相比却更为贫穷,只有稀稀落落的发展。哈满迪市政当局管辖的三个农村地区之一的部分居民是先前奴隶的后代,靠种庄稼勉强维生,再做些摘咖啡豆和收割甘蔗活儿聊作补充。像哥伦比亚许多农村,其实也像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方一样,人们离乡背井到城市去就业谋生。

这个问题与教育密切相关。首要原因在于该地区的中等学校不够——只有50%的适龄学生就读中学,这造成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稀缺。更糟糕的是,大部分打算读完中等学校的学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到哈满迪去,或者更远的卡利——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同时,由于这里的机会和发展不足,因此难以吸引和保留住中等教育所需的师资。

然而,一项革新性的乡村教育体系的引进,给当地的行政官员们带来了改变这一恶性循环状况的新希望。

这个名为“辅导员学习制”(SAT,西班牙文“Sistema de Aprendizaje Tutorial” 的 缩写)的计划是在四年前由多拉·阿莉西娅·奥泰罗带入该区的。这位来自卡利的极富朝气的年轻女士不久前在该体系中接受了培训,其课程教材全部是结合农村生活实际编写的。

“直到两年前,小学后的失学率还很高,”第034教育区主任霍坦西娅·伊莱玛·阿基里说。“这地方很穷,学生失学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找工作。”

阿基里女士说,可是在奥泰罗女士目前正施行SAT计划的小村庄之一维拉哥伦比亚,近来失学率却戏剧般地下降了。她说,去年小学毕业的25人中就有20人继续读奥泰罗女士主持的课程。

“若没有SAT计划,他们说不定已经离开了家乡,或者像大多数其它年轻人那样,只是摘摘咖啡豆和日复一日地劳作,”阿基里女士说。“它是这些地方的人们能够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唯一途径。”

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对这一成果极为高兴。他们支持奥泰罗女士推广这项计划,以使SAT方法能够在哈满迪的其它两个农村地区得以施行。

全国范围的成功

SAT计划正在哥伦比亚全国各地显示出光辉的前景。由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FUNDAEC)——一个设于卡利市的私人发展基金组织——所发展出的SAT方法,目前正被用于哥伦比亚30个省中的13个,受教学生达15,000多名。在该国最大的省份安蒂奥基亚,省政府支持该计划在其124个农村行政区中的60%推广运用;并正努力达到100%的覆盖率。

该计划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今年2月下旬,洪都拉斯教育部的7名代表访问了哥伦比亚,向该计划取经,并考虑引用到本国。

阿基里女士和其它人士都认为,使这种方法如此成功的因素不仅在于它的课程是为农村的学生专门编订的——虽然这是极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它的教学方式。受过专门训练的辅导员采用一套高度互动性的教学手册来授课。辅导员本身通常都来自农村地区,他们通过灵活的授课时间表使自己能随时随地满足农村学生的需要。

总的来说,这项计划是一种全新的乡村教育和注重解决哥伦比亚农村实际生活问题的方法。

“就像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的大多数其它计划一样,我们制定SAT计划的中心观念是,传统的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农村居民了,”该基金会的董事和该计划原创者之一古斯塔瓦·柯雷阿博士说。“拉丁美洲的传统教育体制通常是定向于城市的。从中学毕业出来的人全然不具备在农村安居乐业所必需的技能。除了离开别无选择。”

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使用的SAT课程教材完全是另起炉灶自行编写的,而不是仅仅在注重有关数学、文学和科学的学术——通常是理论性的——方法的传统城市教育当中加进少量的基本农业技能,如畜牧或土壤化学等。

例如,SAT的课目没有像传统分类如生物、数学和社会研究那样作划分,而是采用一种综合的方法将这三个科目组合起来,如讨论昆虫类是如何繁殖的(生物学),其数量怎样增长(数学),所需要的适合条件是什么(社会研究和生态学)。结果产生出一种既对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具有实际意义,又仍包含同样的学科而不失其严密性的综合性课程。

另外,课程也重视道德教育。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的创始人当中有些是巴哈伊,因而巴哈伊的原则也被揉合进了SAT。例如,课程是围绕为社区服务这个最重要的观念来组织的。教学中也同样强调诚实、可靠和受托人职责等基本道德观以及基本生态原则的重要性。

促进发展
整个课程的结果乃是激励人们行动起来。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教育计划,”Fundacion Commundad EL Camino 董 事詹姆斯·?·米切尔说。该基金会是一个活动于桑坦德省贝莱斯附近的地方性非政府组织,专事乡村发展。“我还没有发现有像SAT计划那样完全为农村居民设想的类似的教育计划。它当然是一项切合农村实际和着眼于人们所需要的知识——并非只局限于农业知识——的计划。”

在哥伦比亚,EL Camino基金会是20多个与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订立协议推广 SAT计划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身为天主教神父的米切尔是在六年前得知SAT计划的。现在,EL Camino在桑坦德省负责督导32个小组的约620名学生。

“我与年轻人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还从来没有看到一帮农村的学生如此朝气蓬勃,”米切尔神父说。“他们从这个课程中得到激励。他们有事业心。他们毫不胆怯地发表意见,这课程本身绝不仅仅只是一项孤立的教育计划,它是整个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

的确,SAT计划所培养的毕业生以其融会贯通的综合知识与技能在农业、畜牧业、土壤化学和其它传统上与农业有关的领域中崭露头角。而同时他们也能向人们提供如何创办小型企业的知识并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之中。

该课程所施用的有系统扩展方法在部分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的发展。由于它是一种辅导员制,更基于一套教学手册而非由某个教师所做的无限制性的课程计划,因而一个中学教育程度的人只需要学习少量的专门课程就能成为一名辅导员。不错,成为SAT辅导员的一条途径就是从该课程中毕业。

照这样,再加上一些其它训练,毕业生就有可能建立他们自己的SAT辅导计划,要是在他们自己的村庄就更好。循此方法,随着SAT的毕业生继续从事建立他们个人的教育事业,该计划本身就创造出了就业机会。由此,这个计划提供了一条产生更多中级师资的快捷方式,而且它所培养出的是那些有志于留在农村发展的教师。

安蒂奥基亚省正规教育厅前厅长、现为哥伦比亚教育部特别计划办公室官员的克拉拉·莫妮卡·查帕塔·贾拉米洛说,安蒂奥基亚省想在它的所有农村地区推行SAT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个计划对发展进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查帕塔女士说:“学生们学成后,就能够筹办小型的农用工业企业了。这个课程教授给他们足够的技术知识。”

她还说,另外,该课程对社区全面参与的重要性的重视“已经极大地增强了参与的进程,强化了那些接受它的乡村在社区文化上的认同感。”

第034区负责监管该计划的地方行政官员们也同样兴奋。

“在维拉哥伦比亚,许多SAT的毕业生已经在社区担任了一些重要的公职,”阿基里女士说。“他们现在职掌公用电话处、公共图书馆、地方药店和幼儿园学前班计划。”在过去,像这样一些职位,地方当局还不得不到外面找人担当,而且往往难以找到。

“照这样,SAT肯定能够解决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阿基里女士接着说。“因为它给农村学生提供了在他们自已的社区里创办他们自已的小型企业的手段,这样他们在本乡本土就能谋生自立了。”

“我们所正在努力做到的就是使社区能够自行管理,”她接着说。“哈满迪地方政府不必再从外面找人填补这些管理职位的时候已经指日可待了。这些职位将会由本地人担当。”

随着学生们将他们的新价值观传给他人,这样的培训正在全区引起连锁反应。“SAT确实很有帮助,因为学生们对生活在自己的社区有了更高的觉悟,”哈满迪地方教育干事哈德尔·卡拉巴里说。“随着学生所交往的人,随着家庭成员和邻居,对留在乡村工作重要性的觉悟已经传到了其它的村子。”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1-3月总24期)
图片说明:
1, 在卡利附近的小镇波多哈达一堂典型的SAT课。

2, 图中微笑者为多拉·阿莉西娅·奥泰罗,她正准备穿过哈满迪市一条繁忙的街道。她在哈满迪市所辖三个农村地区之一从事FUNDAEC的“辅导员培训制”(SAT)。哈满迪市政官员希望这个计划能帮助减缓农村人涌入城市。

3, 图为乡村致富大学中心(通称“乡村大学”)的一群学生。他们大部分都表示,毕业后将回自己的家乡创办“辅导员学习制”(SAT)

4, 图为哈满迪地方教育官员哈德尔·卡拉巴里。他积极支持将SAT课程引进到哈满迪管辖的农村地区。
新纪元发展学校树立教育服务先行者的榜样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潘奇嘎尼讯】在某些发面,新纪元中学可谓现代巴哈伊发展努力的始祖。

该校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为伊朗以外由巴哈伊最早兴办的教育项目之一。它首次开班的学生约有16人,年龄从4岁到8岁不等。教室是在这个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的山区小镇租用的一所小房子。

55年过去了,学校成长和兴旺起来,成为一座极受尊敬的学府,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它目前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备等级教学,注册学生有近1000人。

长久以来,学校道德教育和推动世界文明价值观放在优先地位,它的学生在政府举办的统考及其它学业考试中常常取得优异的成绩。

同样有意义的是,新纪元学校成为巴哈伊早期在农村地区从事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努力的实验场。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该校逐步开展了一系列外展计划,旨在帮助所在地区贫困及不发达的乡村。该计划最初是一项学生为社会服务的计划,在雷·约翰逊博士的指导下进行,他在1971-1983年期间任校长。

这些最初的努力开始于1973年。学校每月一日将八、九、十年级的学生派遣到克里希纳河谷里的奇克里村,提供诸如教材民除疥疮和新建储水池之类的帮助。

“我们做这些是基于一种强烈的信念,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服务的愿望,”简·格罗弗说,她在1971-1977年间任学校的副校长,是这个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特别是年轻人,能够通过服务实践培养服务的能力。”

这些努力逐步得到了规范化。收下了补助拨款,购置了一辆客货车,部分教职工开始专职乡村发展。还开展了改善卫生保健、提高识字率和改进畜牧养殖的计划。

到1975年,新纪元农村发展计划得以确定。接着,1980年,作为第二个计划的农村技术学校成立。在1983年这两项计划合并为新纪元农村教育和发展中乙。最终1987年,新纪元发展学校成立,它的行政管理与新纪元中学的行政管理完全分开。

现在,新纪元中学正式脱离了农村发展事业,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它的姊妹组织新纪元发展学校。不过,它仍然继续朝着服务的方向培养自己的学生。它要求学生在校园内外开展服务,并从事各类短期社区服务计划。

校长瓦苏德万·奈尔博士说:“虽然我们已是一座很好的学府,但我们的基本宗旨仍然是培养在道德观念与服务态度方面得到优秀发展的公民。”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10-12月总第31期)
图片说明:
图为校长瓦苏德万·奈尔博士,他身后是新纪元学校主楼。
(主题)印度的巴哈伊学校推行职业技术教育新方法
(附题)新纪元发展学校既提供谋生技能培训,也
传授新社会服务观,旨在培养转变型人才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萨塔拉讯】随着印度经济的迅速增长,房地产十分兴旺,因此掌握房屋电线的敷设就成为重要且有可能赚钱的技能。

16岁的拉胡尔·马哈穆米和他的朋友、20岁的希瓦吉·欣德就在这里的巴哈伊中心参加了为期两个半月的房屋电线敷设培训。不过对他们来说,从培训中得到的最重要收获却是自信心的增强和为社群服务的新愿望。

这个培训与众不同,它包括一类可统称作“个人发展”的教导课程,帮助学生增进其社交技巧和个人形象。培训中有一些基本的精神与道德原则教育,旨在给学生提供有关自身与社会的新观念。

马哈穆米说:“所有敷设房屋电线课程基本上都讲授同样的技术知识。”他说,可是,这个巴哈伊中心的学生被教导自由分享他们的技艺,并力所能及地运用它们去帮助别人,既便报酬不高。“帮助别人学成后,我们希望为社区服务,而不单是赚钱。”

来自6公里以外农村的欣德补充说:“(个人发展)课程激发我们去思考我们能为自己和社会做些什么。”

这两名学生都不是巴哈伊,可他们的心态反映出由新纪元发展学校(NEDI)所倡导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路向。这个由巴哈伊开办的研究与培训中心位于距萨塔拉30公里开外的山间小镇潘奇嘎尼。

在过去10年间,新纪元学校发展出一套乡村教育的新方法,即将特别编制的精神与道德原则课程与实用的职业培训结合起来。这一努力旨在培养出这样的有能力有干劲的青年:他们学成后返回家乡,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能够投身并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旨在培育转变型的人才,”新纪元学校校长谢里夫·鲁什迪说。“我们的宗旨是授人以一种新观念、新心态、服务志愿、不断增强的自信以及对服务社会与自身成长之间关系的理解。况且,学生若掌握几门技艺并以此赚取收入,便谋得了一项职业,这对他们所在的社区也会是有帮助的。”

这一新方法刚刚开始在萨塔拉、学校周边地区乃至印度全国各地盛兴起来。印度的巴哈伊有两百万人,基层组织众多,新纪元学校利用这些基层网络并与之密切合作,在古吉拉特邦、曼尼普尔邦、锡金邦、中央邦以及这里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实施了校外计划。

到目前为止,潘奇嘎尼的新纪元学校本部共培训了逾600名学生,而参加校外计划培训的则有数千人。综观起来,新纪元学校、其校外计划和培训出的学生都参与了诸多方面与发展有关的活动,从开设扫盲和基本卫生保健课程,到植树造林与环境保护计划;从创建小型营利项目和农村企业到促进妇女进步的各项努力。

从这方面看来,目前在全世界范围,新纪元发展学校所从事的计划是由巴哈伊所主事的发展努力中规模最大及施行最彻底的。在怎样将巴哈伊原则适用于发展的概念化方面,该校走在了前面。确实,新纪元学校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或许在于:它创造出实用技能与精神理念相结合的课程,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该学校的领导们将综合课程视为激励学生以实际行动发展自身与所在社区的关键因素。

职业教育的高招

新纪元发展学校正式成立于10年前,但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70年代早期由新纪元中学从事的校外服务计划【可参见本书“ ”一文】。成立以来,新纪元发展学校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为农村人提供职业和发展培训,它作为基本上是一个乡村职业教育中心而越来越有名气。

新纪元发展学校在提供高质量职业教育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目前,该校开设有下列9个专业的职业培训:内燃机械、摩托车修理、数据处理、制冷与空调维修、收音机与电视机修理、农业、畜牧业,以及小学和学前师资培训。据该校的调查,超过70%的毕业生在从事他们所学的专业,这个比例对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比较高的。

该校占地28英亩,拥有9座建筑:2幢教学楼,4幢学生宿舍楼(男女各2),1间工场,1幢教职工宿舍和1幢办公楼。其中2幢教学楼和2幢宿舍楼是在加拿大和挪威政府的发展援助下于1997年建成的。学校有85名教职员工,其中教师与行政人员30名。

目前,住校学生约有175名,多为20出头的年轻人,来自印度各地,还有若干名外国学生(目前有来自孟加拉、坦桑尼亚和刚果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是巴哈伊,但也有约35%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其它宗教的教徒。

新纪元学校的学费很低。该校每年为每个学生在教学和食宿上的实际开支约为1,300美元,但只向学生收费150至475美元不等,而女生更享有75%折扣的优惠。为这些减免费用及学校日常工作开支提供资助的主要有印度巴哈伊总会、巴哈伊国际社团以及加拿大和挪威政府的长期发展基金。

如上所述,新纪元发展学校的校外计划也包括主办或协调其它地区的培训计划。据鲁什迪先生介绍,在1997年,约有1,300人参加了这些校外计划的从两周到三个月不等的培训课程。

除了给学生提供职业培训外,学校还在潘奇嘎尼周围的农村直接从事了许多小型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涉及广泛,从家禽与生猪饲养、扫盲到沼气装置等。

一种 “培训技术”

鲁什迪先生说,地方也同时成为开展发展课程的部分实验场,而施行这种培训技术正是新纪元学校迄今最显著的成功之一。

“我们的成功确实在于一种培训的技术,它给个人以均衡的发展,将他们作为社区发展参与者的潜能释放出来,”鲁什迪先生说。

“每一个学习课程有四条路径:一是服务路径,二是精神路径,三是职业路径,四是文化路径。用这种方法,我们打算让每一个学生在毕业时都掌握某项服务技能,如卫生保健、扫盲技术和儿童教育等等;掌握某种思想方法,以使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去做这些;掌握某种职业技能,以使他们谋生自立;掌握某种文化技能,也就是接受宽容、多样性及艺术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建立信心,具备领导能力,并能够通过艺术形式传播发展信息。”鲁什迪先生说。

这种训练技术的要点在于该校所称的“核心课程”。凡就学于新纪元学校的学生,无论是想当内燃机械师还是想当学前教师,都要上核心课程。该课程安排在每天上午的前两个小时,还揉合扩大到了有创意的校园生活及学生必须参加的校外服务工作之中。

该校的培训统筹员拉达·罗斯特先生说,核心课程的中心在于讲授尊重普适的精神原则,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于当前的问题。

“我们讲授宗教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世界各大宗教共有的。我们并不只是讲授巴哈伊信仰,”罗斯特先生说。“但与此同时,核心课程主要内容的大部分是取自巴哈伊教义的。”

核心课程的主要构成不仅包括男女平等、人类一体性和消除贫富分化的必要性,还包括有关灵魂、生存的精神实质以及人生的基本目的等问题的深入讨论。

有关宗教与精神主题的深入讨论使得学校形成了一条基本信念:若不开发信仰的力量,要做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发展机构只要有足够的钱,它们就能够搞出任何一项计划,”鲁什迪先生说。“但我们相信,可持续性出自内心。所有发展机构正在寻找的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就是何以能激发个人采取行动发展自身与所在社区。

“我们发现,长期而言,这种激励并非来自社会工作人员或专业发展介入者。它来自个人自身与上帝的联系。

“坚定的信念是可持续性的关键,而将信念转化为行动是发展的全部真谛所在。从古到今莫非如此。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是由具有新观念并通过信仰将之付诸行动的人们创造的,”鲁什迪先生接着说。“这正是我们希望用以激励我们的学生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不单只是众多发展组织的又一员,我们还在缔造一个新文明。”

虽然对新纪元发展学校学生受精神激励并付诸行动发展家乡的实际情况难以具体收集统计,但该校的做法确实引起了许多不同政府发展机构的兴趣。自1989年以来,学校的一些计划得到了印度政府的资助。并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它还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和挪威海外发展局(NORDA)建立了联系。1997年,该校与挪威诺特敦的泰利马克学院开始了一项为期4年的合作,旨在交流师资培训课程的经验和见解,其中特别注重合作学习、和平教育以及戏剧运用方面。

还有不少的轶闻趣事说明学校的方法产生成效。前不久在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6个地方对该校的毕业生的调查表明,许多人的自信心确实得到了增强并自觉自愿为社区义务服务。

如本文开头所述,在萨塔拉开设的房屋电线敷设培训班的学生今年11月接受访问时就表达了这种新的态度。这个课程是由马哈拉施特拉邦巴哈伊协理会与新纪元发展学校合办的。该协理会将萨塔拉巴哈伊中心提供作教室和休息间,学校则提供教师并支付授课费用。培训班有29名学生,都不是巴哈伊。还应该说明的是,与地方巴哈伊组织和机构的这种合作,对这所由印度巴哈伊总协理会开办的学校来说是一项基本任务。

与此同时,在邻近的拜博瓦迪村,马哈拉施特拉邦巴哈伊协理会与新纪元发展学校同样携手合作,开办了一系列有关扫盲、妇幼保健和提高自尊的课程。

1997年11月20日,在该村领导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对这些由该校教师及该校培训出的志愿人员免费提供课程的感激之情表现得十分明显。招待会气氛热烈,一直开过半夜,在宴席款待之后,村领导们相继发言,称赞新纪元学校所做的工作。他们还表示欣赏学校通过道德教育鼓励自我发展的做法。

“这是一项着眼于我们村的整体计划,而全村的人都得到了一种新的自信心,”村长图尔斯兰姆·莫雷说。“我们有些不好的习惯。要是村里有人力求上进,我们有时候会待以冷嘲热讽,拖其后腿。然而通过精神教育,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发展进步。”

在距拜博瓦迪村以北约20公里处的申度尔间村,新纪元发展学校在今年11月同马哈拉施特拉邦巴哈伊协理会又进行了一次合作,开办精神发展课程。这个为期两周的课程是以拉丁美洲巴哈伊教育工作者编写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教科书之一为基础的。该系列教科书统称“鲁希学校课程”,颇有名气。精神发展课程的内容包括有灵魂的性质、死后灵魂的继续存在、灵魂的演进与在世间为人类服务的关系等。

对参加了该课程的12名青年来说,上述内容与家乡的发展显然是有关联的。在学成后接受采访时他们说,这课程有助他们认识伦理道德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

20岁的印度教徒、农民巴普·亚德哈夫说:“上过这些课程的人,他们不会伤害别人或去干坏事,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记着,无处不在的上帝会过问我们的行为。”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10-12月总第31期)
图片说明:
1, 希瓦吉·欣德和拉胡尔·马哈穆米在萨塔拉地区新纪元发展学校上房屋电线敷设课程。

2, 1997年19月新纪元发展学校庆祝成立十周年。该校位于印度的山间小镇潘奇嘎尼,占地约28英亩,目前拥有9幢主建筑。图为行政楼。

3, 在新纪元发展学校提供的职业培训中,有为期一年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像别的课程一样,它包含一个道德教育的核心课程,以利学生回去后从事家乡发展。图为来自瓜利尔的苏莉塔·库什瓦(左)帮助来自马尼普的维亚亚南达·夏尔马解答变程问题。

4, 在潘奇嘎尼新纪元发展学校的校园里,上摩托车修理课程的学生正在修理一辆轻便摩托车。

5, 在比博瓦迪村,新纪元发展学校与马哈拉施特拉邦巴哈伊协理会合办了一系列识字、个人发展和妇女进步的课程。图为1997年11月某村为读完这些课程的人举行结业仪式。有的妇女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演讲,显示出她们新的自信。

6, 新纪元学校校长谢里夫·鲁什迪在他的办公室。
图表文字:

1, 对新纪元发展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30%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另有40%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总计70%能够学以致用。

2, 潘奇嘎尼离孟买不远,是一座山间小镇,新纪元发展学校坐落在这里。

3, 新纪元发展学校在印度5个邦实施了校外计划:古吉拉特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曼尼普尔邦和锡金邦。

印度拉巴尼学校为农村青年提供优良教育机会

【印度中央邦苏塞拉讯】1969年,本地的歹徒绑架了两名拉巴尼学校的学生。他们要求用赎金换回这两个学生。拉巴尼学校是巴哈伊开办的寄宿学校,座落在印度中北部主要城市瓜廖尔市以北15公里处的这个小村庄里。

可是,没隔多久,绑匪未收赎金就将这两个学生放回了学校。

“原来,这帮歹徒以为我们寄宿学校的学生必定都是富家子弟,因而肯定能索取可观的赎金,”校长康纳少校说:“但是,当它们得知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为贫穷的农村子弟时,没有要钱就放人了。”

这个小插曲反映出了拉巴尼学校与中央邦的其它寄宿学校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以往乃至现在都是该地区唯一的为贫穷青少年服务的学校,为他们提供通常只有印度中上层人士的子女才能获得的教育机会。

拉巴尼学校实施了新的外展和奖学金计划,吸收了周围30公里范围乡村地区的贫穷学生,他们约占学校学生总数的75%。要不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在寄宿学校里念书。

“我们的课程从六年级开始,但是大部份学生刚进校时只够三年级的程度,”康纳少校介绍说。1986年来拉巴尼学校之前,他是印度军事学院语言系主任。“别的寄宿学校是不会录取这些学生的。”

尽管拉巴尼学校的很多学生入学时的起点都很低,可在去年中央邦政府举办的十年级学生期末统考中,该校的学生却荣获总分第一的佳绩。“我们十年级学生的及格率为百分之百,”康纳少校说。“而邦里的其它学校却平均只有45%的学生及格。”

“拉巴尼学校是中央邦最好的学校之一,”吉阿瓦德先生说。他是中央邦区域学校监察助理,分管包括拉巴尼学校在内的瓜廖尔地区的学校。“而且,拉巴尼学校的学生来自农村地区,而我们其它一些最好的私立学枝的学生却来自中上阶层的家庭,这一点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与社会服务

据康纳少校及其它人介绍说,拉巴尼学校所取得的累累硕果部份归功于该校遵循的教育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生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我们认为,学校不能办成单纯闭门读书的象牙塔,”康纳少校说。“学校是社会的一部份,它应该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学校和社会之间必须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作为巴哈伊信徒,我们的最高目标是为社会服务。在拉巴尼学校,我们认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明白服务的道理,以便他们长大以后成为充满爱心、助人为乐的人。”

这条原则在拉巴尼学校的外展计划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该校“包干”了邻近约20个村庄,组织学生们利用部份时间去帮助这些村庄从事发展活动。这些发展活动包括植树、提高燃料效能、推广无烟炉灶以及各类卫生保健计划。拉巴尼学校还帮助当地各村庄开办了辅导学校,它本身则担当起师资培训与管理中心的角色。此外,该校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土壤改良和其它农业技能的技术培训。

“每年的雨季来临之时,也就是植树活动开始之日。这时拉巴尼学校的学生们就从学校的树苗圃里领取树苗,然后分头到各村帮助植树,”拉巴尼学校社会与经济发展教研室主任乔拉西亚先生说。“当政府的卫生部门要进行儿童防疫注射时,我们就要我们的学生到各个村子登记需要注射的儿童名单,然后把编写好的名单和地址交给政府卫生保健人员。”

中央邦分管本区域的学校监察助理吉阿瓦德先生说,一所学校这样参与社会发展活动,确属难能可贵。“在瓜廖尔地区,拉巴尼学校肯定是唯一从事社会与经济发展活动的学校。”

荣获国家环境奖

1986年,由于积极参加植树和土地改造活动,拉巴尼学校荣获印度环境与森林部嘉奖。该奖是为纪念英迪拉·甘地总理而设(全称Indira Priyadarshin Vrikshamitra Award)。那一年共有20个团体和个人因对印度环境保护作出显著贡献而共同获奖。嘉奖状说,拉巴尼学校的植树活动是“学校参与社会植树的感人事例。”

“每逢星期六,由老师带队,学生们分组出发,带着树苗到邻近的村子展开植树活动,”嘉奖状写道。“学生们说服家长和村里的年长者在自家地里种树,效果很好。在学校的鼓动和安排下,成千上万株树苗已被种下……”自1985年以来,拉巴尼学校的学生已经种了250,000棵树。

在另一个与此有关的活动中,拉巴尼学校的学生负责在包干的20个村子推广建造无烟炉灶。这种炉灶带有特制的烟囱,是由当地一家印度政府资助的能源公司提供的。学生用比原价低得多的价格将烟囱分销给各家各户。学生们还教村民们将烟囱安装到改良过的炉灶上。这种改良炉灶的效能要高出旧式炉灶约30%。

中央邦能源开发公司负责全邦烟囱管的供应任务,该公司的总工程师桑吉夫·马登先生说,拉巴尼学校帮助建起了1,000多座无烟炉灶,是瓜廖尔地区成功推广这种炉灶的主力之一。“拉巴尼学校是本邦推广无烟炉灶的主要非政府组织之一,”马登先生说。

拉巴尼学校不单安排学生参与本地发展活动,对学业的要求也一丝不苟。该校参加中央邦统考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拉巴尼学校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道德教育。

“我们的学生有四分之一来自最低阶层,即所谓‘不可接触阶层’,”康纳少校介绍说。“刚开始,有些出身较高阶层的学生不愿和出身较低阶层的学生坐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上毫不含糊。经过了一段时间,在我们学校的平等氛围之中,再加上道德教育,这些学生原有的偏见消除了。”

学生们证实了以上所述。一名来自尼泊尔、名叫纳拉扬·加切哈达夫的12年级学生说:“这里的一些同学来自不可接触阶层,可我们都成为好朋友,人人都善待他们。”

在拉巴尼学校,约20%的学生是巴哈伊信徒,这与周围地区巴哈伊信徒所占的比例差不多。

“不过,我们对巴哈伊学生和信奉其它宗教的学生一视同仁,”康纳少校说。“德育课程采用了许多巴哈伊教义内容,但也有其它宗教的历史和教义。”

去年,该校的注册学生有275名。尽管大多数的巴哈伊学校都很重视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但是拉巴尼学校只收男生。因为“在印度,农村的人还不接受男女学生同读一间寄宿学校。”康纳少校解释说。

拉巴尼学校还重视职业教育,每个学生都要掌握一些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与校外发展活动一样,重点放在以用带学,学以致用。学生要花一定的时间在田里劳动和饲养家禽牲畜。学校占地72英亩,大部份用作农耕地,还有两座禽蛋舍,另外还计划盖一个牛棚。

这种学习方式不仅使学生们得到一定程度的实际经验,而且还使学校能在某种程度上自我补贴。康纳少校说,学校每年的财务预算大约为一百七十万卢比,约合十万美元。其中约十一万卢比,约合六千五百美元,是来自学校销售剩余农产品的收入。

“我们生产的大米和芥子油,除了自己食用之外还有剩余,”康纳少校说。“我们所需的小麦有40%是自己种的。蔬菜也完全自给自足。将种植、销售和学费收入加起来,我们学校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的。”

拉巴尼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学费为4,500卢比。这个数字低于本地区其它寄宿学校的平均收费水平。

“我们有时会对某些学生免收一切费用,”康纳少校说。“但通常来说,我们都会要求学生家长支付一些费用,即便有的家庭经济上较为拮据。因为我们认为,要送孩子来这里接受这种富有意义的教育,家长应当付出一些牺牲。”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9月总第5期,英文版1991年1-3月)
图片说明:

1, 图为拉巴尼学校校长康纳先生。该校位于印度瓜廖尔市附近。他身后为行政楼,以前曾是当地一位王子辛迪亚邦主狩猎时住的行宫。

2, 图为家禽养殖场经理S·K·西迪克希特与三个学生在查看一只鸡。
3, 拉巴尼学校有三幢新宿舍楼。
另有地图!
(主题)印度农村妇女职业培训硕果累累
(副题)识字、卫生保健和道德教育的多样培
训使农村妇女掌握了家乡发展的工具

【印度印多尔市讯】18岁的德迪出生并成长在印度中部这个工业城市以西200公里处的一个偏远部落村庄。对她来说,学会使用那崭新的脚踏缝纫机可谓梦想成真。

她也没有想到自己还学会了读和写,现在她明白到有文化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

“我已经学会了缝纫,但是能读会写也很重要,”德迪说。她去年五月份参加了这里的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课程不但有缝纫,还有识字、卫生保健和道德教育等内容。“要是有人找我做衣服,我就能把他们的姓名和衣服尺寸记下来。”

去年九月,德迪和培训学校的另一位年轻同学一起参加了国际扫盲工作组在新德里主办的歌曲创作比赛,获得了一等奖。这两名妇女创作的是一首颂扬扫盲的歌词并谱以部落的传统曲调。参赛者是全印度34个扫盲组织选送的学会读写的人。

“在三个月内使这些青年妇女摘除文盲的帽子确实了不起,”贾布阿区的区长马图尔先生说。许多学员家住该区。在印度,区长是区一级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大多数政府机构做不到这一点,即便有的培训时间长达一年。”

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创办之初只打算为农村的妇女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结果后来在扫除文盲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这表明了多样结合的农村教育方式能够花费少,见效快,效果好。

道德教育是关键

据校长和其它人介绍说,培训之所以产生成效,是因为学校以倍受歧视的青年妇女作为重点培训对象,并进行道德和精神教育。

“文化课、职业培训和卫生保健课程固然重要,但我们认为,培训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帮助这些青年妇女充分认识她们作为人所具有的天赋潜能,”校长珍妮克·帕尔塔·麦吉利根说。“这正是道德教育发挥作用之处。”

这所培训学校是由印度巴哈伊社团开办的。它以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其培训课程强调工作的重要性、男女平等、消除偏见和个人尊严。

“通过实用技能培训和道德准则教育的结合,这些部落妇女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样,她们返回家乡后就能起到带头作用,”印度巴哈伊总协理会社会与经济发展协调员拉希米·普拉萨德说。“这种培训使她们能够自行从事发展计划,并保持自信、自强和自立。”

培训学校鼓励妇女们受训后返回家乡,将所学到的文化、卫生保健知识乃至集体决策方法等传授给父老乡亲。

培训学校还鼓励妇女们回到家乡后与当地的巴哈伊分会(即地方协理会)保持联系,磋商事项,因为这种现成的组织网络能为她们开展活动给予支持和帮助。例如,在贾布阿地区的几个村庄里,各村的协理会正与从培训学校回来的学员一起为村里的儿童开办学龄前教育班。

“众所周知,在印度,妇女被普遍视为二等公民,”塔希里·瓦杰迪博士说。这位印多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协助创办了这所培训学校。他说:“人们认为妇女只能料理家务和生儿育女。然而在培训学校里,她们感受到了爱,得到了重视,并逐渐明白了男女平等的道理。

“我们设法帮她们建立自信,使她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从而使她们能够在改善自己家庭生活和帮助家乡进步与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瓦杰迪博士说。

“我们发现,这些妇女回去后确实影响了整个村子,”瓦杰迪博士接着说:“她们带回了卫生保健的新观念,还宣传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自1983年建校后,有430多名妇女参加了培训课程。尽管多年来一直处于很小规模,但是最近它得到了印度和加拿大政府以及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资助,盖起一座可容纳20名学员的宿舍楼、一座办公和教学楼以及校长的驻校宿舍。

学校每年的经费约为一万九千美元,由印度政府和印度巴哈伊社团提供,前者主要来自农村技术人民行动促进理事会(CAPART)。

典型的一天

从目前进行的大多数小组日程安排表中可以看出该校是如何将实用课程与精神教育相结合的。就拿学完了三个月培训课程(今年五月至八月)的20位年轻妇女来说。她们每天清晨六点钟起床,在学校的示范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

“这些妇女习惯了在地里开始每天的劳作,我们也不想让她们忽视农业的重要性,”负责安排农业培训课程的吉米·麦吉利根说。“在示范菜园里,我们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还注重灌溉改良技术以及培植新型和改良型的蔬菜品种。”

之后,学员们回宿舍自己做早饭。“女孩子们自己安排膳食,她们在这里吃家乡菜,”麦吉利根女士介绍道。“我们不给她们城市化的食品,以免她们吃惯了以后不再适应家乡的饮食。”

上午9:00-10:00,主要讲授道德和精神原则。在这之后是一小时的卫生保健课,内容包括孕期、产后护理和家庭用药常识等。

再接着是一个小时的文化课。中午1:00-2:00为午餐时间。下午主要是职业培训,内容包括缝纫、编织、手工艺和家政。另外还讲授如何采用本地的原材料制作手工艺品以及制成后的销售。

“我们每天安排一个小时的手工艺制作课,帮助她们发挥创造力,”麦吉利根女士说。“例如,学员们上缝纫课时,我们就鼓励她们把传统部落的式样与图案融入自己设计和制作之中。这对学员们很重要,因为她们由此明白到自己也可以设计出优美的服饰。这样做还可以帮助她们增强自信,认识到自己与其它任何人一样享有人的平等地位。”

在学校的实习工场里,老师还教这些妇女建造并使用无烟炉灶,这种炉灶能使紧缺的燃料更充分地燃烧。另外,还教她们使用太阳能灶,尽管目前这类科技产品在当地部落还难得一见,学校以此尝试让学员们预先了解一些将来可能用得着的新技术。

在从早到晚的学习与生活过程中,学员们都自行商定膳食、晚间活动安排和其它宿舍生活。所有的决定都通过小组形式依巴哈伊的磋商原则进行。磋商是一种无敌意决策方法,它力求在团体决策过程中尽可能广泛地考虑和斟酌各种不同的观点、信息和个人。它是地方巴哈伊协理会的优先决策方式。

晚饭后,学员们或是唱歌,或是跳土风舞,或是表演滑稽小品。“我们鼓励她们看重自己的文化,”麦吉利根女士继续说。“这样一来,我们这里的培训就成了加强而非削弱她们传统文化的手段。”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6月总第4期,英文版1990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在偏远的奥吉哈部落村庄,18岁的德迪自豪地站在一台新缝纫机前,这是她用九月份参加一次识字比赛赢得的奖金买来的。在印多尔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德迪不单学会裁缝,还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2, 图为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的教职工在位于印度印多尔的学校总部的宿舍楼前合影。女士从左至右为:孙代·布里;希拉万蒂·巴伊;拉杰妮·夏尔玛;宾杜;学校校长珍妮克·帕尔塔·麦吉利根;维贾亚拉希米。后排男士(左三)为学校的协调员、农业专家吉米·麦吉利根。

3, 裁缝是职业培训的主要课程,农村妇女可以免费学习。图为学员在主工场学习缝纫。
(主题)澳门联国学校德育课程荣获国际赞誊
(副题)该校的中学德育课程荣获全球国际学校服
务协会颁授1995-96年度社区服务三等奖

【澳门讯】澳门联国学校编制的中学道德教育课程荣获全球国际学校服务协会颁授的1995-1996年度社区服务三等奖。联国学校是一所按照巴哈伊精神和原则办学的国际学校。这是该校首次参加这类评比活动并获奖。

全球国际学校服务协会是一个国际性专业组织,其成员有一百多名,均为世界各地的国际学校,总部设于美国的新泽西州。该协会的宗旨之一是建立一个国际学校的网络,使各地的成员能够交流和分享彼此的信息和经验,从而提高国际学校的教学水平。

这次获奖的联国学校道德教育课程开始于六年前,适用于该校中学部从中一至中六所有年级。该课程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让学生通过为社会服务而获得真切实际的体验。在联国学校,中学的每一个年级都设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服务以及其特定的服务对象和主题。第二部分是制定周详的计划使学生参与各项服务活动,使学生们从中了解其所提供的服务和有关服务的组织、运作和管理。每一项计划均作公开展示,使学生受到教育和启发。第三部分是让学生逐步实践和掌握磋商的方法,使他们体认到磋商是和平解决冲突与问题的必要和基本的手段。

按照这些道德教育课程,联国学校的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特定的课题和服务对象。具体来说,中一的课题是社区经验,服务对象是儿童与青少年;中二是环境保护,服务对象是公园及其它公众场所,澳门的市政厅和垃圾专营公司为此提供协助;中三的服务对象是老人。学生登门看望老人,给他们提供各种所需要的帮助;中四的服务对象是残疾人士,学生经常到医院为残疾人士提供必要的协助;中五的课题是公民教育,向学生灌输社区意识和正确的人群关系概念,使他们将来能更好地融合于所在的社区;中六学生的视野更扩大到整个世界。该课程让学生扮演不同国家的代表,运用磋商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寻求实际可行而又不违背原则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演习,学生们能够更深入地体验磋商的全过程,掌握相关的原则和方法,并初步建立世界公民的意识。

联国学校编制这个道德教育课程,意在为学生提高自律的能力创造机会和条件,向学生灌输当今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培养他们对家庭、社区和社会作出承诺所必需的基本素质。该校创建伊始就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灵和道德教育。从1990年开始采用这套内容丰富,结合讲授、讨论与实践的道德教学课程,致力于全面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心智能力和品行规范,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联国学校的这项道德教育课程的学生参与率为百分之一百,这一点得到了国际学校服务协会的特别赞许。一位参加该课程的学生说:“参与德育课程不但让我更加认识自己,而且所实践的内容对我和对社会都极具意义。我认为德育课是每一间好学校都应具备的课程。”还有一位学生说:“我对生命的认识加深了,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人生经验。能够帮助别人是多么的幸福!”

联国学校经澳门政府教育司审批于1998年创建,是澳门第一所非营利性的国际教育机构。它的宗旨是,通过教育这样一个“发掘个人潜能和推动社会转变的强有力的手段,培养学生投身文明进步所必需具备的素质,完善他们的品性,提高他们的心智能力。”

联国学校的课程是经过精心编订并不断加以完善的,它们具有三个特色:强调服务的重要性;用英语和普通话教学;以及注重科学知识。

澳门与香港隔珠江口相望,素为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在这个弹九之地(面积19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文化、风俗、语言和人口成分极其多样化。这一特色也反映到联国学校本身:该校的近500名学生来自35个不同的国家,其中约85%的母语为非英语,约80%为本地居民。该校的小学课程中采用英语授课的约占70%,中学课程的这一比例则为80%,其余的为中文(普通话)授课。英语教材分别采自新加坡、美国、英国和香港,中文教材采自中国和台湾。学校要求学生掌握和运用中、英两种语言,并能运用其中的一种作为将来升学的桥梁。

联国学校的教职员工也来自多个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他们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培育出具有世界公民意识,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够胜任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的新型人材。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4-6月总第25期)
图片说明:
1, 联国学校的学生为老人服务。
2, 联国学校的老师在为学生作实验辅导。
3, 联国学校的学生在进行文艺表演。
(主题)印度农村妇女职业培训硕果累累
(副题)识字、卫生保健和道德教育的多样培
训使农村妇女掌握了家乡发展的工具

【印度印多尔市讯】18岁的德迪出生并成长在印度中部这个工业城市以西200公里处的一个偏远部落村庄。对她来说,学会使用那崭新的脚踏缝纫机可谓梦想成真。

她也没有想到自己还学会了读和写,现在她明白到有文化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

“我已经学会了缝纫,但是能读会写也很重要,”德迪说。她去年五月份参加了这里的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课程不但有缝纫,还有识字、卫生保健和道德教育等内容。“要是有人找我做衣服,我就能把他们的姓名和衣服尺寸记下来。”

去年九月,德迪和培训学校的另一位年轻同学一起参加了国际扫盲工作组在新德里主办的歌曲创作比赛,获得了一等奖。这两名妇女创作的是一首颂扬扫盲的歌词并谱以部落的传统曲调。参赛者是全印度34个扫盲组织选送的学会读写的人。

“在三个月内使这些青年妇女摘除文盲的帽子确实了不起,”贾布阿区的区长马图尔先生说。许多学员家住该区。在印度,区长是区一级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大多数政府机构做不到这一点,即便有的培训时间长达一年。”

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创办之初只打算为农村的妇女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结果后来在扫除文盲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这表明了多样结合的农村教育方式能够花费少,见效快,效果好。

道德教育是关键

据校长和其它人介绍说,培训之所以产生成效,是因为学校以倍受歧视的青年妇女作为重点培训对象,并进行道德和精神教育。

“文化课、职业培训和卫生保健课程固然重要,但我们认为,培训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帮助这些青年妇女充分认识她们作为人所具有的天赋潜能,”校长珍妮克·帕尔塔·麦吉利根说。“这正是道德教育发挥作用之处。”

这所培训学校是由印度巴哈伊社团开办的。它以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其培训课程强调工作的重要性、男女平等、消除偏见和个人尊严。

“通过实用技能培训和道德准则教育的结合,这些部落妇女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样,她们返回家乡后就能起到带头作用,”印度巴哈伊总协理会社会与经济发展协调员拉希米·普拉萨德说。“这种培训使她们能够自行从事发展计划,并保持自信、自强和自立。”

培训学校鼓励妇女们受训后返回家乡,将所学到的文化、卫生保健知识乃至集体决策方法等传授给父老乡亲。

培训学校还鼓励妇女们回到家乡后与当地的巴哈伊分会(即地方协理会)保持联系,磋商事项,因为这种现成的组织网络能为她们开展活动给予支持和帮助。例如,在贾布阿地区的几个村庄里,各村的协理会正与从培训学校回来的学员一起为村里的儿童开办学龄前教育班。

“众所周知,在印度,妇女被普遍视为二等公民,”塔希里·瓦杰迪博士说。这位印多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协助创办了这所培训学校。他说:“人们认为妇女只能料理家务和生儿育女。然而在培训学校里,她们感受到了爱,得到了重视,并逐渐明白了男女平等的道理。

“我们设法帮她们建立自信,使她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从而使她们能够在改善自己家庭生活和帮助家乡进步与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瓦杰迪博士说。

“我们发现,这些妇女回去后确实影响了整个村子,”瓦杰迪博士接着说:“她们带回了卫生保健的新观念,还宣传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自1983年建校后,有430多名妇女参加了培训课程。尽管多年来一直处于很小规模,但是最近它得到了印度和加拿大政府以及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资助,盖起一座可容纳20名学员的宿舍楼、一座办公和教学楼以及校长的驻校宿舍。

学校每年的经费约为一万九千美元,由印度政府和印度巴哈伊社团提供,前者主要来自农村技术人民行动促进理事会(CAPART)。

典型的一天

从目前进行的大多数小组日程安排表中可以看出该校是如何将实用课程与精神教育相结合的。就拿学完了三个月培训课程(今年五月至八月)的20位年轻妇女来说。她们每天清晨六点钟起床,在学校的示范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

“这些妇女习惯了在地里开始每天的劳作,我们也不想让她们忽视农业的重要性,”负责安排农业培训课程的吉米·麦吉利根说。“在示范菜园里,我们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还注重灌溉改良技术以及培植新型和改良型的蔬菜品种。”

之后,学员们回宿舍自己做早饭。“女孩子们自己安排膳食,她们在这里吃家乡菜,”麦吉利根女士介绍道。“我们不给她们城市化的食品,以免她们吃惯了以后不再适应家乡的饮食。”

上午9:00-10:00,主要讲授道德和精神原则。在这之后是一小时的卫生保健课,内容包括孕期、产后护理和家庭用药常识等。

再接着是一个小时的文化课。中午1:00-2:00为午餐时间。下午主要是职业培训,内容包括缝纫、编织、手工艺和家政。另外还讲授如何采用本地的原材料制作手工艺品以及制成后的销售。

“我们每天安排一个小时的手工艺制作课,帮助她们发挥创造力,”麦吉利根女士说。“例如,学员们上缝纫课时,我们就鼓励她们把传统部落的式样与图案融入自己设计和制作之中。这对学员们很重要,因为她们由此明白到自己也可以设计出优美的服饰。这样做还可以帮助她们增强自信,认识到自己与其它任何人一样享有人的平等地位。”

在学校的实习工场里,老师还教这些妇女建造并使用无烟炉灶,这种炉灶能使紧缺的燃料更充分地燃烧。另外,还教她们使用太阳能灶,尽管目前这类科技产品在当地部落还难得一见,学校以此尝试让学员们预先了解一些将来可能用得着的新技术。

在从早到晚的学习与生活过程中,学员们都自行商定膳食、晚间活动安排和其它宿舍生活。所有的决定都通过小组形式依巴哈伊的磋商原则进行。磋商是一种无敌意决策方法,它力求在团体决策过程中尽可能广泛地考虑和斟酌各种不同的观点、信息和个人。它是地方巴哈伊协理会的优先决策方式。

晚饭后,学员们或是唱歌,或是跳土风舞,或是表演滑稽小品。“我们鼓励她们看重自己的文化,”麦吉利根女士继续说。“这样一来,我们这里的培训就成了加强而非削弱她们传统文化的手段。”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6月总第4期,英文版1990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在偏远的奥吉哈部落村庄,18岁的德迪自豪地站在一台新缝纫机前,这是她用九月份参加一次识字比赛赢得的奖金买来的。在印多尔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德迪不单学会裁缝,还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2, 图为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学校的教职工在位于印度印多尔的学校总部的宿舍楼前合影。女士从左至右为:孙代·布里;希拉万蒂·巴伊;拉杰妮·夏尔玛;宾杜;学校校长珍妮克·帕尔塔·麦吉利根;维贾亚拉希米。后排男士(左三)为学校的协调员、农业专家吉米·麦吉利根。

3, 裁缝是职业培训的主要课程,农村妇女可以免费学习。图为学员在主工场学习缝纫。
(主题)努尔大学在玻利维亚高等教育界崭露头角
(副题)实用技能、道德教育与传统教学相结合,加
上其它创新,使该校在六年内扩大了十多倍

【玻利维亚圣克鲁斯讯】说起毕业,通常都是学生被授予某种有利于将来仕途发展的东西,如毕业文凭或证书等。

但是,在去年7月下旬的一个小型毕业聚会上,传统的角色却临时颠倒过来了:六位努尔大学的学生向母校赠送一块小匾额,以示感激之情。

这块简朴的铜制匾额上刻着:“敬赠努尔大学,感谢予我们以综合教育!”六位毕业生署了他们的名字。在有教师、校务行政人员、家长及其它来宾出席的小小仪式上,他们将这块匾赠送给努尔大学校长马努切尔·舒耶。

或许这只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学生给学校赠匾却反映出努尔大学自开办以来所赢得的高度尊敬和公众的赞赏。6年前,一群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者和发展专家差不多白手起家创办了这所大学,第一年的入读学生仅97人。如今,努尔大学的在读学生多达993人,成为玻利维亚第二大的私立大学。

这些数字上的成就固然可观,但更重要的是它的教学声望与日俱增。虽然努尔大学的迅速成长也反映出拉丁美洲的私立高等教育越来越受欢迎的趋势,但它却是因常规教学与实用技能培训相结合、创新的行政管理及独特的育人观念而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的。

巴哈伊创学

努尔大学虽然不是由巴哈伊信仰或其所属组织主办,但却是由巴哈伊信徒们创建的,而且它的教育及管理理念都出自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学校的教职员工大部份不是巴哈伊信徒,但他们都表示,巴哈伊教义是该校独特教学体制的指针。

例如,努尔大学的教学思想提倡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实践经验和若干道德准则的教导 “相结合”。这些道德准则包括:重视社区服务,社会公正和尊重人类多元化。(即学生赠送学校的匾牌上所指的“综合教育”。)

“这个综合课程就是努尔与众不同的主要之处,”努尔大学教务主任萨拉·加西亚·德·贝当古博士说。他在玻利维亚多所大学工作过,资历丰富。“我们学校不仅教授大学科目,还尝试诲人以基本的人生原则,如自由探求真理、消除偏见和男女机会平等。”

“尽管我本人是天主教徒,但我也同意这儿的巴哈伊信徒的观念,即这些原则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且十分重要,”贝当古博士说。他在这儿兼授历史课。

贝当古博士所说的以及其它的道德原则都是放在一个叫作“通理研习”的系列课程里讲授的,是每个学生必修科目的一部份。

“努尔大学的通理研习课程是独一无二的,”舒耶校长说。“因为这些课程是基于一些促进和平与社会整合所必需的社会、教育及人道普适原则。通理研习课程包括五门课:个人发展、社区发展、文明发展、生命科学和领导能力训练。”

通理研习课程尤其注重学生对文明历史、宗教的历史角色和全人类相互依赖性的认识。
舒尔校长说,我们要求学生自行探索这些核心观念,因为我们一向都主张独立探求真理。

“譬如说,我们的课程并不专讲某个宗教信仰或思想观念,”舒耶校长接着说。“相反,我们要求学生研习多个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和巴哈伊信仰。他们必须了解宗教对文明的贡献,还要与其它同学交流学习心得。”

非政治立场

的确,正是因为努尔大学强调自由探索和非政治党派原则,使得它与众不同,独树一帜,若从玻利维亚的国情来看,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要向外界人士解释拉丁美洲公立大学的复杂情况实在很不容易,因为这些学校的教学工作常常被政治党派势力所左右。根一项估计,本来只需五年的学位课程却平均要花上八年才能读完,原因很简单:政治性罢课及骚乱浪费了许多时间。

“这些大学经常发生罢课,总是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通理研习部协调主任何塞·冈萨雷斯教授说。“而在努尔大学,你可以顺利教完整个课程。我们非常重视是教学质量。”

有些大学的课程反映出控制该学府的某个政党的狭窄观点和主张。重政洽理论,轻实用培训,可说是家常便饭。冈萨雷斯教授及其它人士指出,这导致毕业生有时不具备胜任社会角色所应有的能力。

在努尔大学,学位课程注重培养为迅速发展的玻利维亚社会所需要的素质和技能。它提供六个专业领域的学士学位课程:农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商业工程、应用电子计算机科学、社会传播学,以及公共关系与社会促进。

努尔的学生都赞同学校不涉及政洽的原则。

“我在拉巴斯的国立大学读过一年,”来自科恰班巴市、主修传播学的22岁学生哈维尔·拉马略·费尔南德斯说。“跟其它的国立大学一样,那里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政治宣传活动。”

“对我来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虽然努尔以巴哈伊思想为办学指针,但并不强迫别人接受巴哈伊的观念。这里有宗教自由,有思想自由,”费尔南德斯先生说。

他的系友和老乡、24岁的列宁·加西亚·佩雷斯补充说:“每个人享有思想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可别的大学就做不到这一点。那里没有充分的思想交流。”

重视服务
强调社区服务是贯穿努尔的教学及行政管理的另一项原则。

如前所述,这里的学位课程和计划都尽量适应玻利维亚社会的需要。此外,每位学生在毕业前还必须完成二百个小时的校外社会服务,而这些服务活动多半是由学生自己设计的。

例如,约有20名学生现在正参与一项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扫盲计划。学生们在校内和周边八个地点自行组织扫盲班并讲课。这项扫盲计划开始于一年前,至今已向200多人提供了基本的读写和算术教育。

“努尔不同于玻利维亚其它大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努尔把灌输社区服务意识当作一项宗旨,”努尔大学创始人之一、现任校制发展主任的赫雷米·马丁先生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学校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统计数字(学校其它基本情况)

目前,努尔大学的学生中约有30%获得减免费用或奖学金资助。例如,公立中学考入的学生,视各人的具体情况,可减免20-50%的学费。

虽然现在有大约一千人就读,但还需要增加几百名学生才能达到收支平衡。努尔每年的经费短缺约为两万美元。
不过,
该校前不久刚刚开展了一项国际筹款计划,希望藉此在不远的将来能拥有自己的永久校址。

“我们一直在力求生存,”马丁先生说。“可是,我们做出了别人预想不到的成绩。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远见。”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3月总第3期,英文版1990年7-9月)
图片说明:

1, 努尔大学1984年创办至今发展迅速。去年的在校学生近1,000名,目前是玻利维亚第二大的私立大学。图为该校6年内第4次搬迁的现址。

2, 图左至右:丹尼丝·托里科教授;玻利维亚卫生部的塞尔希奥·贝哈拉诺和他的两个助手尼奇梅·萨莫拉·穆斯塔法和范尼·罗德里格斯·萨拉。贝哈拉诺先生在主持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图为他在托里科教授的技术英语班派发问卷,了解学生对毒品的看法。

3, 在努尔大学传播学系的录制室,四名主修传播学的学生在为一个由学生制作的录像节目配音。从左自右为:克劳迪娅·比利亚罗埃尔;哈维尔·拉马略·费尔南德斯;列宁·加西亚·佩雷斯和纳尔登·皮扎罗。

4, 图为努尔大学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努尔”(Núr)源自阿拉伯语,意为“光明”。
有玻利维亚地图!
斯威士兰的学前教育进展关键在官民合作

【斯威士兰赫拉蒂库卢市讯】在赫拉蒂库卢市巴哈伊学前幼儿学校的操场上,萨莉娜·马哈奈伊指着一棵大树。20来个幼年学生围成一圈专心地听着。

“小朋友,”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双臂指向树。“这棵树有许多像大手臂的粗杆,它们叫做什么?”
“树枝,”几个孩子答道。
她又指着树干问道:“这棵树的这一部份又叫什么呢?”
“树干,”一个早慧的孩子回答。
这位担任首席教师的马哈奈伊女士要求道:“对!让我们一起说‘树干’!”
“树干!”孩子们大声地跟着说。
“树是怎样吃饭的呢?”马哈奈伊女士又问。
“在水浇下来的时候吃,”一个小男孩答道。
“对了,”她说。“在水浇下来的时候。”
课,就这么简单,可是,它所教的,孩子们将终生难忘。

“三岁至五岁是人格形成的主要时期,对儿童身心发育非常重要,”斯威士兰教育部考试局局长本·德拉米尼博士说。“因此,学前教育是儿童教育的关键阶段。”

不幸的是,政府并不总是拥有开发和举办全面的学前教育计划所需的资源。因此,这方面的角色常常落在非政府组织的肩上。

在南部非洲的这个小王国里,巴哈伊社团特别出色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充分利用社团内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工作者的技能、充足的志愿人员以及社团本身的团结与合作精神,在斯威士兰的学前教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至今,斯威士兰巴哈伊社团已取得了下列的成就:

● 创办了三个城市学前教育中心和三个村级学前教育课程,它们共向全国四个主要地区提供服务。

● 协助创办了全国性的学前教育师资在职培训计划。目前,该巴哈伊社团仍继续和斯威士兰教育部合作,管理并操作这个项目。

● 与教育部共同编写了全国学前教育课程指南。这部指南更切合斯威士兰的实际及人民的需要。
伙伴关系

最有意义的或许是,拥有约7,500名成员的斯威士兰巴哈伊社团的经验说明,在教育课程和计划上,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十分必要。

“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提供设施,用巴哈伊中心作为教室,”斯威士兰巴哈伊社团儿童教育委员会委员伊尔玛·艾伦博士说。“我们还提供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不仅如此,我们也做组织与协调工作。”

“政府则派出学前教育督察员,负责对学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颁授办学资格证书。此外,荷兰的一个捐赠机构贝尔纳德·冯莱尔基金会提供了额外的备用基金和重要的技术援助。”

“这种合作关系的最终结果,”艾伦博士说。“是我们只花了很少的钱就得到了高质量的师资和学校。”

斯威士兰的教育总督察S·N·西梅拉内先生同意艾伦博士的评价。他认为,这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发展斯威士兰的学前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西梅拉内先生说。“我们未能提供师资和校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学前教育不重要,我们只是缺乏资源。”

他指出,巴哈伊社团对学前教育计划特别积极。“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巴哈伊信徒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说。“凡有问题出现,他们就会过来帮助我们解决。”

他还特别提到,自觉自愿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似乎是巴哈伊社团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有时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报酬,但他们却投入那么多时间与精力。”

变化中的斯威士兰社会
约十年前,鉴于斯威士兰社会的迅速变化和明显的需求,巴哈伊社团开始从事学前教育活动。

“今天的斯威土兰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参加工作,”艾伦博士说。“所以需要有学前教育,因为母亲们没有时间在家里教导孩子。”

随着斯威士兰力求赶上一个日益依赖的世界的步伐,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学前教育是培养人格的成长过程,我国的儿童在上学前常常得不到这种机会,”同样任斯威土兰巴哈伊社团儿童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弗朗西丝·弗莱彻说。“斯威士兰的孩子并不是都有机会接触到书本、玩具或其它有助于激发他们好奇心的束西。”

发挥作用的巴哈伊中心
巴哈伊社团认识到,它在斯威士兰主要城市建立的三个巴哈伊中心能够起到双重的作用。

目前,在姆巴巴内、皮格斯皮克和赫拉蒂库卢的巴哈伊中心分别建立了学前学校,每间学校为大约60名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巴哈伊社团还在莫贾内、姆尼西尼和姆非塞尼开办了三个乡级学前学校,学生也是60名。每间学校都是自付盈亏的,靠酌收学费维持开支。

“我们在镇上还有三个学前幼儿班,”皮格斯皮克巴哈伊学前学校助理校监格洛里·屈内内先生说。“我们不负责膳食,但我们的收费仍然是最低的。家长都非常希望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每年来申请就读的人数比我们接纳的多出二十多人。”

这些巴哈伊中心还被用作巴哈伊社团组织的全国学前教育师资培课程的教学点。由政府经管的贝尔纳德·范利尔基金的资金和专业人员也对这个培训项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唯一的学前教育培训计划
“我们是目前斯威士兰唯一从事学前教育师资培训的团体,”该计划的协调员弗莱彻女士说。

被录取的学员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我的上司很高兴有这个培训,”尼科利内·姆博卡齐女士说。她今年28岁,在赫拉蒂库卢一家由天主教开办的学前教育班任职。“通过培训,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信心。”

这项培训计划与政府的学前教育督察计划密切配合。它每年为每个参与教师提供6周的培训,三年学成后可获得学前教师资格证书。到1992年12月,至少有160多名学员毕业。

由于为妇女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所以这项计划也起到了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在赫拉蒂库卢医院当过三年的勤杂工,本来是没有机会再进学校的。因此这次培训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了,”埃莉诺·德拉米尼说。她现在被赫拉蒂库卢巴哈伊学前学校聘为教师。她的培训只化了8美元的书本和纸簿费。

培训计划采用了巴哈伊社团协助编写的全国统编教材。这本教材侧重于适合斯威士兰国情的活动,如利用本地的材料制作教具,讲授斯威士兰的文化特色等等。“比方说,我们建议用羽毛做油漆刷,用草做编织品,”艾伦博士说。“我们还建议学校请家长来学校讲传统故事。”

如果没有这个课程,就不可能在斯威士兰培训并检验学前教育的师资。“他们确实帮助我们在全国开展了这项工作,”斯威士兰教育部全国学前教育督察比蒂·恩杜马洛夫人说。“巴哈伊的这种培训做法非常好!”

(原载《天下一家》1993年1月总第11期,英文版1992年7-9月)
图片说明:
1, 在赫拉蒂库卢巴哈伊学前学校的空地上,萨莉娜·马哈奈伊老师教她的学前教育班的孩子们认识树木。
2, 皮格斯皮克巴哈伊学前学校的学生集体做游戏。该校在皮格斯皮克巴哈伊中心上课。
3, 皮格斯皮克巴哈伊学前学校的学生在上午开课前祈祷。
扫盲课程在天际间展开
【智利拉布兰萨讯】随着教学法专家寻求改进扫盲方法的新路子,无线电广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媒介。
1989年,智利巴哈伊电台参加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实验性计划:通过广播,用马普丹贡语教阅读课程。

这项计划是与考丁省教育厅合作进行的。电台用西班牙文和马普丹贡文每天播出两次读写课程。同时,还给五个选定的村庄大约60名的学生提供作业本、笔和橡皮擦。在这些村庄的学校里,老师也会给这些学生进行辅导。

“我们发现,这些广播课程对那些只念了两三年书便辍学、以后因长期不用而又变成文盲的人非常有帮助,”何塞·斯基亚蒂尼说。他是监督这个节目的教育厅官员。“这个广播节目是我们教育策略的一个新尝试。”

尽管政府努力使所有的适龄儿童上学,但考丁省的识字率仍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智利的全民识字运动始于八十年代,”斯基亚蒂尼先生说。“四十年代我国的文盲占人口的比例约为20-40%; 5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下降到6%。但是本省的文盲比例在10%左右。这是因为很多地方偏远闭塞,那里的人没有机会上学。”

而且,斯基亚蒂尼先生接着说,乡村的生活方式很多都无关读写能力;那里没有报纸,没有文件,没有公告牌,也没有街道名称。“我们要让那里的人感觉到识字的必要,”斯基亚蒂尼先生说。“不然,有些人会觉得,‘多次一举有何必要呢?我不识字,这一辈子不也过得挺好?!’我们把识字的实际用途摆出来,这样好让他们学会写信、订立合同和认识城镇里的地址等。”

广播识字课程使那些不好意思到学校念书的成人比较容易参与和学习,斯基亚蒂尼先生说。农民家庭也觉得很难安排时间接受教育。

“广播识字节目为全家人开启了一种新的沟通经验,”斯基亚蒂尼先生说。“另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孩子与父母亲一起收听并帮助他们。”

斯基亚蒂尼先生表示,教育厅希望能与巴哈伊电台继续合作。“我们最看中巴哈伊电台的就是它的非商业性,”他说。“这家电台不收任何费用。在我们省范围内有30多家广播电台,巴哈伊电台是唯一提供系统服务与教育节目的。”

巴哈伊电台的台长罗伯托·哈拉说,即使教育厅不再给予资助,巴哈伊电台仍将继续做一些识字教育节目。“因为我们所服务的区域亟待提高文化水平。”(珍妮特·鲁-舍恩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0年12月总第5期,英文版1990年4-6月)
图片说明:

广播教员马里奥·卡云(左)正在智利巴哈伊电台用马普丹贡语上扫盲课。图中和图右者为利娅·丘克洛夫和何塞·斯基亚蒂尼,他们俩用西班牙语讲授。

(主题)巴哈伊广播电台弘扬民族文化
(副题)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电台的经验表明,无线
电广播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上能发挥重要作用

【加拿大多伦多讯】智利巴哈伊电台是世界上巴哈伊办的七个电台之一。与其它电台一样,智利巴哈伊电台也非常重视广播对发展的促进作用。它的服务对象是为那些被商业媒体忽视的土著人。

“巴哈伊广播电台主要着眼于其广播区域内巴哈伊社团体的发展,”库尔特·海因博士说。他是巴哈伊国际视听中心的干事长。该中心设在多伦多,对全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电台提供技术协助和训练。

“其次,”海因博士继续说。“巴哈伊广播电台重视保存社区整体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巴哈伊看来,保持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很重要,因为我们相信保持人类大家庭的多样化是极其必要的。”

巴哈伊电台有五座设在拉丁美洲,另外两座分别设在北美洲和非洲。拉丁美洲的五个电台全都大量使用土著语言播音。

“一般说来,巴哈伊电台的听众正受到外来优势文化的严峻压力,而这些文化并不属于他们自己。其结果是,特别就传播媒介而言,他们的声音和文化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势不可挡的的影响下趋于消失。”海因博士说。

在智利,正如《扫盲实验课程在天际间展开》一文提到的,巴哈伊电台用马普切人的语言播音。在厄瓜多尔,设在奥塔瓦洛市的电台以西班牙语和克丘亚语播音。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分别设在楚奎奥和卡拉科拉的电台则以西班牙语、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广播。而在巴拿马博卡德蒙特的电台用西班牙语和圭米人的语言播送节目。

北美洲的电台设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海明威市,为周围的农村居民服务。另有一个电台在非洲利比里亚的佩内斯维尔,对该国多个民族和部落团体广播。

巴哈伊广播电台也播送各类信息节目,报导农业和种植消息、母婴保健常识,以及有关环保的信息。这些节目当中有许多是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等国际发展组织合作进行的。

数家电台的听众调查一再显示,巴哈伊广播的收听率很高,约65%的潜在听众定期收听。海因博士说:“要是知道了没有别的电台用自己的土语播音这个事实,你对这个数字就不会感到惊奇了。”(珍妮特·鲁-舍恩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0年12月总第5期,英文版1990年4-6月)
图片说明:
在玻利维亚卡拉科拉巴哈伊电台的录播室,拉蒙·尼尼亚在录制节目。
(主题)在柬埔寨,扫盲计划促进团结与自强
(副题)“新心愿”计划既提高读写能力,又灌输建立无暴力文化所需的价值观

【柬埔寨干丹讯】温·索肯姆和切·森与世界其它地方的18岁女孩子没什么两样:有点儿害羞,见到陌生人瞧自己时不敢对视;爱笑,连最简单的一句话或一个问题都会令她们之间咯咯地笑个不停。

然而,她们身上那股少女特有的天真浪漫之气却为强烈的责任感所压抑。她们住在金边西南约4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这里出产稻米,风景如画但贫穷落后。她们都要做很多农活与家务,以至于常常不能到校上课。

“我会读和写,但不太好,”温说。“因为我在家要干很多活,很少有时间去上学。我家里吃用不足,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必须干农活儿。”

不过,现在这两位少女都上了一个特别扫盲补习班,它是由柬埔寨巴哈伊社团在该村办的。她们俩都说,扫盲班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她们读与写的能力,还学到了更多重要的道德原则。

“我觉得我的阅读能力比以前大大提高,”切说。“而且,补习课程在其它方面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帮助。”她说,例如,听了家庭和睦与男女平等这两个原则必须并行不悖的道理后,她能够与丈夫更好地和谐相处。

“有一点是,我知道了怎样更清晰地思考,”她解释了价值观课程如何使她明白很多道理。“我在考虑怎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里所推行的计划并没有依赖大量外援和外国专家,相反,它主要是依靠柬埔寨本国的志愿人员为自己或周围的社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取得成功,从国际层面上看是具有启示意义的。事实上,扫盲补习计划的众多工作人员只是些十几岁的中学生,经过速成培训后,他们便回到各自所在的社区讲授识字课。

这里的扫盲计划还具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课程中揉合了德育的内容。其目的是在提高计划参与者的读写能力的基础上,帮助激发和振奋他们的精神,正如该计划的名称所包含的意思那样。

为了和平的未来

以这种方式,“新心愿”计划不但提供社会急需的扫盲课程,还尝试帮助提供社会整体重建所必需的基础观念教育。虽然该计划目前只是在金边西南的萨昂地区的十来个村庄进行,范围不大,但柬埔寨巴哈伊社团的成员对整个计划却很有信心。他们认为,在提供扫盲课程的同时重视道德与价值观教育,会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能享有更加和平的未来有所帮助。

“我想帮助老百姓,所以我参加了这个计划,”23岁的讪·涅特说,他是巴哈伊全国扫盲委员会的委员。“有时,小事可以化大。有些人要是发起怒来,就轻易动武。”讪先生说。

他接着说,我们所需要的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转变。“要是我们教育人民深刻思考,不抱偏见,不背后说人坏话,他们就能够有所改变。”

这项计划是严格依照巴哈伊圣文所规定的不涉及政治的原则进行的。它将身体力行与精神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该计划使用了专门编制的教材。它按学生的读写能力程度撰写,用故事和寓言的形式讨论各种美德。这样,学生在学到了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道德的熏陶。

初级课本名为《一园之花》。它的主旨是:全人类本是同一个种族,息息相通,因此需要各种美德。中级课本叫做《自由之路》,在这个程度的教学过程中有问题讨论。

“课本以一系列问题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先理解课程内容,然后就学生本人的思想、文化背景、习惯和处事态度以及对自己与社区生活的改善建议等议题进行讨论,”森米·史密斯说,她是这项计划的顾问,来自曼谷。“然后提出问题:如果想求变,自己又该如何去做?这样一来,讨论者都不再说‘我们应当’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说‘我有责任’和‘我做这个’。要是人民的思想不觉醒起来,就谈不上人力资源的开发。

“在某些方面,可以把这种课程叫做‘扫盲后课程’,因为大多数听课的人都会一点儿读和写,”史密斯女士说。“这项计划的真正重点在于,促进人民的自强自信,鼓励他们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提高他们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除了这种具有革新性的教材以外,该计划另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它使用柬埔寨的志愿人员而不是受薪的工作人员。例如,在计划实施的初期,干丹省萨昂地区就有13名本地青年接受了扫盲工作人员培训,其中12名是女性。之后,1996年初,他们在各自的家乡主讲了每天1小时、为期3个月的课程。共开办了5个扫盲班,每个班的学习人数平均为15人。

19岁的奇姆·马卡拉就是一个典型的扫盲计划志愿人员。他是个中学生,萨昂地区普列达村人。今年4月,他参加了扫盲工作人员培训班,之后准备在计划的第二阶段主持一个村级的扫盲班。这个原计划今年夏季开课的班因故延迟到今年秋季开学。

“在我们国家,大多数青少年没有机会上学,”奇姆说。“我自己有了一点儿文化,因此我想让别人也能分享。这是为社区服务的一部分。”

对奇姆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志愿工作人员来说,最终的目标是减少暴力。“大多数人都没有文化。我相信,要是他们有了文化,他们就会思考和反省,这样就会减少冲突,就会形成团结。”

虽然志愿工作人员的热情很高,但扫盲计划还是遇到过重重困难和障碍,而且至今也是如此。在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一些志愿人员有时不能上培训课,因为他们的家里需要他们干农活,或者因为考试临近而需要集中学习。而且在局势紧张之时,也不可能开课。

大部分志愿人员是巴哈伊。他们表示,他们的信仰也是促使他们投身这计划的一个因素。“在还没有成为巴哈伊前,我就想过为社区服务,”松森说,他和奇姆一样大,19岁,也是普列达村人,在今年4月参加同一期培训班。“我的老师说,你要是有了知识,就不应该只是自我满足,而是应该传播给别人。但成为巴哈伊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为人民服务是多么地重要。而作为一个志愿者,也是不应该想着报酬的。”

巴哈伊社团

扫盲计划是由柬埔寨研究、发展和教育组织(CORDE)主办的。该组织1994年由柬埔寨巴哈伊社团创立,目的是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柬埔寨研究、发展和教育组织还赞助过柬埔寨北部城市磅同的一项发展计划。

巴哈伊信仰在柬埔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不过,像其它宗教组织一样,70年代巴哈伊在那里的社团组织基本上瓦解了。到了80年代,该社团在泰国边境的难民营中得以重建。在那里,很多柬埔寨人与巴哈伊的发展工作人员有了交往,并接受了巴哈伊信仰。据一项估计,约有5,000柬埔寨人在难民营里成为巴哈伊,而这些人在90年代早期基本上都回到了祖国重新定居。现在,柬埔寨的巴哈伊信徒人数估计有7,000左右。

柬埔寨的很多巴哈伊相当贫穷,而巴哈伊社团生活的全面重建也仍旧在进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扫盲计划能够召到这些志愿人员,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

“新心愿”计划得到了巴哈伊国际社团社会和经济发展处提供的一笔8,000美元的基金,这是该计划唯一的资金来源。在计划的启动阶段,这笔钱曾被用来支付两名工作人员的薪金,不过目前的工作人员都是不领薪水的。该基金也被用于一些基本的交通及教材印制的费用。

在教材方面,扫盲计划向参与者提供的也很少。“这是巴哈伊扫盲计划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所在,”全国扫盲委员会委员利·西塔说。“我们只是提供培训。除了一本教材以外,我们不提供别的。”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7-9月总第30期)
图片说明:
1, 温·索肯姆和切·森从“新心愿”扫盲课程中获益良多。

2, 图为参加首批村级培训班学员的合影。他们是1995年初受训的。在13位学员中有12位是女性。1996年初,他们成功地在各自的家乡开办了五个为期3个月的扫盲班,每个班收15名学生。

3, 莱·希塔,柬埔寨巴哈伊社团扫盲工作队的成员。她自愿参加这项工作是想为了推动柬埔寨的和平。

4, 奥姆·萨雷斯(左),1996年初首批扫盲师资培训班的自愿参加者。图右为他的朋友索蓬,也是一位自愿参加者。他们两人都是巴哈伊。该照摄于普列美村辛先生家前。

5, 图左自右为:松森,奇姆·马卡拉,伦本·托文和罗·萨雷斯。他们是“新心愿”扫盲计划近期的自愿工作人员。

6, 图表!
妇女与和平

如果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和太平盛世作历史的盖棺定论,那么学者们很可能会认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为这个新世界奠定基础的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之一。

无疑,八十年代末期冷战的结束为实现国际和平带来了转机。但是,冷战结束只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并不等于为新的纪元打下基础。

然而,在九十年代,联合国举办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世界大会。首先是1990年纽约儿童高峰会议,继之以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1994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国际大会和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高峰会议。

有人说,这些会议空谈多,实质少。但是,无论它们在具体承诺上有什么不足,只要我们留心阅读各会议所形成的文件,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声明,便会发现,在建立一个公正、和平与可持续的世界文明所必需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观上,国际间已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1995年9月,这系列的下一个会议,即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同样,这个会议也旨在提醒全世界注意到创建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另一项基本条件:全面实现男女平等。

纵观这系列会议我们会看到,全世界的妇女越来越积极活跃,她们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事态将极大地有助于全世界确切认定最能促进全人类和平与幸福的价值观和原则。而这也正是北京大会所要加以表彰的。

近些年来,妇女的主张已经显著地改变了世界对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看法。由妇女所推动的这些变化是缔造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因素。

在里约热内卢,妇女让世界领袖们注意到,作为小农产者和家庭主事人,妇女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维也纳,妇女们使全世界了解到,要想获得和平与正义,就必须让人权超越任何人为的界线,无论人种、民族、国籍或性别。作为受压抑的大多数——妇女占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她们给予维也纳大会极大的道义推动力。

在开罗,妇女成功地辩明,妇女的教育和素质提高是降低人口增长率与促进富有成效发展的最佳途径。身为人母,她们的见解是不容置疑的。

在哥本哈根,妇女帮助分析并提醒人们旧世界经济体系对贫穷大众利益的损害,而大多数的贫穷者是妇女。她们还对新的社会发展替代模式提出构想和建议。(当然,妇女一向是社会发展的先锋;她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才干直到现在才开始得到承认。)

尽管仍旧有人会轻视妇女的贡献,并因此而贬低北京大会的重要性,我们仍然认为,从各个方面看,它都是本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遍布世界232个国家和属土的巴哈伊社团拥有五百万信徒,他们都共同坚信,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必须开始建立新的、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不单关乎正义,更是实现人类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太平盛世的关键所在。

八十多年前,巴哈伊信仰创始人的儿子阿博都-巴哈指出:“一旦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实现男女平等,战争的根因便会被彻底消除。”他还说:“……这种平等实现不了,人类就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和成就。”

巴哈伊信徒都相信阿博都-巴哈所言。他还指出,一旦做到男女平等,妇女在各方面能够施展才能,世界和平就因此可以实现。

“在过去,世界一直为强力所统治。男人在身心两方面都比女人更强壮有力,更富有进攻性,因而居支配地位,”他说。 “但是,这种均衡已经开始改变。强力正丧失其重要性;妇女优于男性之品质,如敏感、直觉、爱心和奉献等,则逐渐占据上风。因此,新时代将会是一个少一些阳刚多一些阴柔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时代将是一个阴阳更为调和的时代。”

男女之间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乃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由此看来,北京妇女大会本身就是一个成功。世界各地的妇女在会议准备过程中所进行的策划、组织和联络工作,加上她们在以前的联合国会议上所起的作用,已经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要是这些大会所认同与加强的新价值观和准则在将来缔造出世界和平,就应该大大归功于全球妇女的努力。全世界越是倾听北京大会妇女的声音,就越是从中得益。

(原载《天下一家》1994年1月总第15期,英文版1995年4-7月)
男女并肩协力推进女权

本期重点报导一项旨在通过提高妇女地位来促进社会与经济福利的创新性发展计划。【参见本书“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巴哈伊合作计划广受欢迎"一文】

这项名为“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的计划运用传统歌谣、舞蹈和戏剧的形式在农村地区宣传男女平等的理念。

利用所谓“传统媒介”向没有文化的人传播新观念并非新鲜事。许多其它计划也通过民间媒介传播健康和营养知识。

在发展工作中重视妇女的切身利益也不是新做法。近几年来,全世界各发展机构已逐渐地认识到,妇女不仅在维持家庭上、而且在农业和经济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的创新之处又在哪里呢?在于它把上述两种作法结合起来运用。仅这一点我们就认为值得在本期作详细介绍。

不过,这个计划最独树一帜的地方却在于,它把男人当作不可或缺的角色,积极鼓动他们参与到改变对妇女态度的能动过程之中,由此推动整个社区的进步。

正如发展专家帕梅拉·布鲁克所指出的:“许多妇女计划只有妇女参与。但是,巴哈伊认为,通过男女之间的交流与磋商,可以更好地促进变革。因为,要是到头来妇女仍旧满腔怨气地坐在角落,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联合国主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将于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全世界对此翘首以待,值此之际,这一简单的见解为改善妇女的境况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事实上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在男女间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必将是全世界妇女运动的下一个步骤,同时也将是发动男人运动的主题。因为,改善妇女地位不是妇女事务,而是人类事务。

在工业化国家,许多女权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提高妇女对自身权利的意识;要想再取得新的进展,就必须改变男人的观念。

在发展中国家,调查统计显示,妇女在劳动量、贫穷、文盲、缺医少药和不能参与决策等方面一直承受着更大的负担。显然,在这些国家改变所有人的观念更是当务之急。

在当今世界中,许多人尽管在理性上认识到了妇女应当享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利,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在家庭、社会或工作场所,妇女仍然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这严峻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没有把男女平等的原则摆在应有的位置。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就连最开明的社会也不例外。

“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为如何触及人类的心灵,特别是男人的心灵,提供了一套详细具体的工作模式。

这个计划通过三个步骤改变社区:1、开展各种活动鼓励基层群众分析男女之间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2、通过巴哈伊的磋商方法以及加深参与者对男女平等这项重要道德原则的认识,来提高分析的深度和准确性;3、运用各种亲切感人、无敌意的传播形式将分析结论加以宣传。

这三个步骤提供了一种一般性的方法,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甚至适用于城市及高度发达的社会。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达成真正转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但要在理性上承认男女平等是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进步思想,更应该认识到它是一项真正的精神原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之一。

早在一百多年前,巴哈伊信仰创始人巴哈欧拉就说过:“人人皆须明白,并藉此达到确信之阳,受其启明:在造物者的眼中,女人和男人从来并永远平等。”

这句话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作用。由于这句话及其它的宣示,巴哈伊信仰成为第一个在其圣典中明确主张男女平等的独立世界性宗教。

因此,巴哈伊信徒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地促进这项原则。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在两性冲突的气氛之下是无法达成男女平等的。相反,只有通过男女之间的合作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平等。

这种合作要求男女双方具备新的态度和责任意识。一方面,妇女必须努力发展她们的才能,争取在各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男人要充分认识和评价妇女的贡献,由此对她们给予鼓励与支持,并在社会体制和机构中为她们提供施展的空间。

如此重新估量和改变旧思想及旧行为是不容易的,也不能单靠立法、委员会会议或强迫推行某种意识形态来加以促进。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提高思想觉悟。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合作关系的精神层面。因为正是人的精神性质促使我们从内心深处领悟真理,进而激发我们雷厉风行地达成真正的转变。

图片说明:
1993年3月8日,乌干达的巴哈伊社团参加在穆本德区举行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游行。
(主题)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巴哈伊合作计划广受欢迎
(副题)让男人参与妇女发展计划并运用传统媒介推动基层民众变革

【喀麦隆东部省巴丹讯】去年七月的一个墟日,在非洲西部这个小村子里的一块空地上,村民们表演了戏剧小品。这样的剧目是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

由村民自编自演的短剧在情节上并不复杂:一位种花生的农民在卖完收成后,瞒着妻子,揣着赚来的钱去酒吧消遣。在酒吧里,他请所有朋友喝酒,又把剩下的钱花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他回到了家里,妻子责备他不该乱花钱。后来,儿子得了重病,但已经再没有钱治病了。幸亏一位好心的医生免收了药钱。最后,这位农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以后花钱时要与妻子事先商量。

尽管主题简单,且不是专业表演,也没有戏服和布景道具,可是,这个小品剧以及其它类似的剧目受到这个偏远和落后省份的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UNIFEM)和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在三个国家实施为期两年的实验计划的成果之一。这类短剧描述了当地男女村民所熟悉的情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项计划旨在运用像戏剧、歌谣和舞蹈这样的传统媒介方式提高妇女的地位,并以此初步推动整个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这个短剧虽然简单,但能引起人们的很多思考,”该计划的国际技术主任莫娜·格里泽女士说。“其中包括做父亲的责任,家庭开支管理以及家庭成员的平等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等。但最主要的是,观众中有不少男人。他们正是我们的计划所针对的目标。”

这项由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主办的实验计划名为“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它别开生面地把有关发展交流的重要观念与促进男女平等结合起来。然而,它最与众不同的却是它主张男女共同参与。

“这个计划的独创之处在于它呼吁男人参与,”发展交流顾问帕梅拉·布鲁克女士说。她被聘请为该计划在马来西亚的活动提供技术协助。

“许多妇女计划只有妇女参与。但巴哈伊信徒认为,通过男女双方的磋商,可以更好地促进变革,”布鲁克女士。“因为如果到头来还是妇女满腹怨气地坐在角落,哪还会有什么变革,不又成老样子?!”

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下,这项计划在喀麦隆、玻利维亚和马来西亚同时展开。这些国家的巴哈伊社团,无论是国家级的或是地方级的,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它们为该计划在本国的开展提供了本地资源和热心的自愿工作者网络。

成功的迹象

“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的宗旨是改变人们的态度。尽管人的态度很难评定,不像改良农业生产或提高疫苗接种率之类能产生具体成果的工作,但是,仍然可以从真人真事和统计数字上看出它的效果。

在喀麦隆的东部省,该计划已在七个村庄展开。根据一些调查结果显示以及曾经访问该地区的人的反映,当地的男人已经开始和妇女一起参加田间劳动,与妻子协商家庭开支,并让妇女更广泛地参与全村事务的决定。

“这里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办事处的高级项目助理马德琳·埃伊迪女士说。去年夏天她在该计划实施区域考察了一星期。“传统上,庄稼活都是由妇女做的,但我见到男人也开始下地干活,帮助妇女。我认为这项计划真不错。”

据该计划在喀麦隆的全国协调人蒂亚蒂阿·佐克先生介绍说,1992年初,曾对这七个村庄的各约45个家庭作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家庭财务实际上均由男人说了算。后来在1993年又作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已有80%以上的家庭由夫妻协商决定。

另一则统计数字表明:在巴丹村,自该计划开展以来,入读乡村学校的女孩人数增加了82%。

在玻利维亚中南部省份丘基萨卡省,该计划目前已在八个村子实施。在该计划开展时间最长的坡孔奇村,从专题小组讨论的发言中显示,现在妇女更多地参与全村事务的决策,更多地表达她们对受教育的渴望,而在日常家务上也更多地得到了男人的帮忙。

另外,最近还有一位妇女被选入坡孔奇村委会,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选入村委会的妇女。在她当选之后不久,村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村民更重视妇女的意见。

在马来西亚,该计划已在两个村庄和一个城市展开。现在也有具体的迹象表明,妇女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组织工作。例如,自该计划推行以来,在上述三处地方被选入当地巴哈伊协理会的妇女人数有了增加。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沙捞越的一个偏远小庄坎磅雷汶。在该村,这项计划派生出了一系列的活动。通过该计划所提倡的方法,村民们认清了村里的问题。他们开辟了一块菜园,新盖了厕所,还开办了主要为妇女而设但男人也可参加的成人识字班。

该计划在马来西亚的全国协调人江如蓉介绍说,这三项活动都出自男女村民共同协商的结果。“在农村地区,男人很少和妇女交换意见和磋商,而我们的这项计划给妇女提供了讲述她们所面临困难的机会。”

当然,在全世界范围,将妇女纳入发展活动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大量的研究和统计结果表明,只要妇女更健康,受到更多的教育,更积极地参与发展,整个家庭就会更加祥和幸福。

“我们认为,当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在经济与社会进步以及平等获得保障时,人人都会受益,”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总裁玛乔丽·索普说。“不仅女性的生活会得到改善,而且所有人的生活,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得到改善。”。

别具一格的做法

“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采取了多种方法来实现其目标。其中许多手法,如运用传统媒介传播新观念,已在过去试行过。该计划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把来自众多不同方面的观念(其中包括巴哈伊教义)加以综合集成。

这项计划基本上由以下要素组成:

● 它促使人们自己讨论和分析自己的问题。首先是训练人们如何运用现代的分析工具,如中心组和社会调查,以及巴哈伊的磋商方法;

● 然后,通过强调积极的道德原则,对这种分析加以分析引导。在这计划中强调的原则就是男女平等;

● 讨论和分析达成结论后,最终通过戏剧、歌谣和舞蹈等为人喜闻乐见的传统媒介广为宣传,影响人心,从而推动社区的变革。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索普女士还说:“这项计划的开展是以不识字人群中有传统文化修养者为前提的,例如从事戏剧、舞蹈、木偶、报幕和歌唱的人,他们传播的信息很受当地老百姓的重视。因此,如果以此宣传提高妇女地位的观念,那么,就可以在整个村子形成讨论与对话——当然是以善意与平等的方式进行。”

虽然这些活动都是由各地的巴哈伊社团组织实施的,但它们的目标却是促进当地所有人的观念与态度的转变。索普女士在解释联合国妇女基金会为何资助这项计划时说:“与巴哈伊合作的好处之一是,他们与基层民众有着密切和牢固的联系。巴哈伊社团并非精英组织。由于巴哈伊运动拥有广泛的基层群众基础,由于这个组织一向为基层民众服务,因此他们能为我们提供非常有效和实用的联系。”

一般说来,巴哈伊社团不会和其周围的社会隔绝。相反,他们与所在的整个社区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在该计划开展的各地,巴哈伊信徒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少则不到1%,高则在10%左右。

进行过程

在每个开展“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的国家里,均以举办全国性的培训班为开始,帮助地方巴哈伊志愿工作人员积累社区活动的经验。

刚开始的研习课程是温习磋商原则,这项巴哈伊独有的原则是一种非对抗性决策方法,为各级巴哈伊组织运用。

“巴哈伊磋商方法的训练对于人们学会尊重他人的意见有很大的帮助。这对妇女来说尤其重要,”马来西亚的一位发展顾问卢莉莉女士说。“因为许多妇女觉得自己的意见不重要。”

志愿人员还学习有关调查与资料搜集的现代技术,特别是参与式调查和专题座谈,用以了解社区的需求。另外,还掌握评估、记录和组织等技能。

受完训的志愿人员被送回他们各自的村庄,再由他们来组织类似的培训班。

结果,该计划在每个村子都形成了志愿人员核心组织。通常,这种核心组织是由当地的巴哈伊行政机构即地方会的成员组成。地方协理会由当地的巴哈伊选举产生,负责管理当地巴哈伊社团的事务及福利,所以它为分析所在社区的需要及协商采取行动提供了现成的组织体系。

地方培训结束后,志愿人员被派去走访社区成员,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由于有些志愿人员尚不具备读写能力,所以在调查阶段有时会用到录像机和一次成像照像机等辅助工具。

在施行该计划的各国,调查的重点是男女平等的状况与当地问题之间的关联。

“有一种简单易行的调查分析方法很有效,可以帮助这些地方的人进行自我分析,做法是要他们把本地妇女的日常劳作一一列出来,”喀麦隆的一位初级培训教师理查德·格里泽博士说。他和他的夫人莫娜·格里泽一起参加了该计划各阶段的大部份工作。

“然后我们又要他们将男人的日常活动列出来,”理查德·格里泽博士接着说。“对照下来,男人与女人在劳作负担上的差异十分明显。说实在的,男人们普遍觉得很尴尬,因为列表上他们所做的事均不及妇女的一半。”

一旦对本地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工作人员就要求村民将这些共识反映到本地人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中,如歌谣、舞蹈、故事和戏剧等。他们还鼓励当地的艺人和演员为此提供指导和协助。这些故事、戏剧、歌谣和舞蹈制作成节目后在各种节日、特别晚会和其它集会上为本村及其它村的人表演。

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施行“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的三个地方,一些相同的基本问题在初期阶段就由计划参与人员发现了。在咨询了当地的需求之后,他们决定优先解决这三个基本的问题:一、女文盲;二、男人对家庭财务管理不善;三、妇女的劳动负担过重。

“这里的人不仅开始认识到妇女享有社会权利,也逐渐明白到她们具有相当的才干,”喀麦隆的蒂阿蒂先生说。“譬如,许多男士现在认识到妇女不仅有理财的本领,而且比他们更好,男人却往往将很多钱花在饮酒上。这项计划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参与的家庭现在多半由女人掌管家庭财务,或者至少协商家庭的开支。”

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问题。“在马来西亚所发现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成年及未成年妇女缺乏教育和上进的机会,”马来西亚的卢莉莉夫人说。“人们以善意坦诚的方法确认这些问题,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加以解决。”

在玻利维亚,专题小组的讨论也摆出了教育和工作机会不平等的问题。
下一个阶段

“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的构想是巴哈伊国际社团在提交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32届会议的一份声明中首先提出的。该声明阐明了改变妨碍男女平等实现的种种观念态度的必要性,并指出“男人应该成为宣传妇女发展计划的一个主要对象。”

这个构想给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任玛格丽特·斯奈德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于是和巴哈伊国际社国商量合作计划。经过三年的筹划,这项计划于1991年10月展开。到1993年9月完成了第一个阶段。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为这计划的初始阶段向巴伊国际社国提供了205,000美元的资助。以国际发展基金的标准来看,这只是一个小数目,因为该项计划在三个国家进行,且历时两年之久。

巴哈伊国际社团不但希望将这个计划继续下去,而且还希望推广到其它国家和地区。

“所有参与该计划的巴哈伊社团都希望将计划扩展和深入下去,”巴哈伊国际社团妇女促进署署长玛丽·鲍尔女士表示。该署负责这项计划在国际层面的运作。“它们现在拥有受过培训的巴哈伊骨干队伍,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还能为其它国家提供技术帮助。”

事实上,尼日利亚和巴西的巴哈伊社团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实验计划,与联合国妇女基金会资助的计划相配合。此外,马来西亚的一些地方巴哈伊社团也借鉴其它兄弟社团的成功经验,自行组织以传播媒介为基本手段的妇女促进活动。

(原载《天下一家》1994年1月总第15期,英文版1993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与大多数发展计划不同的是,“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还力求男人参与。图为喀麦隆南洞格村的男女村民一起上培训课。

2, 在喀麦隆的巴丹村,参加“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的村民将他们学到的男女平等概念编写到传统的歌唱和舞蹈之中。

3, 在马来西亚的坎磅雷汶村,“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激发出了很多活动。在认清了本村的问题之后,村民们开辟了一块菜园,新盖了厕所,还开办了男人也可参加的妇女识字班。

4, “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在三个国家开展期间,参与者被要求将自己的日常劳作一一列举出来。结果表明,每个妇女的操劳负担几乎都比男人多得多。这使男人们颇为尴尬和感触。图为在喀麦隆进行计划时一次这样的列表活动的情景。

5, 在“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计划实施的所有地方,均使用一次成像照像机,将观察所得拍摄下来。拍摄者分成男女两组,各自拍出的照片反映出男女看待事物之观点的不同。本照片为一位参与该计划的玻利维亚妇女所摄,反映出本村妇女每日打水的艰辛。

6, 在玻利维亚的坡孔奇村,当地的歌手谱写了有关提高妇女地位的歌曲。从该村的专题小组讨论中显示,妇女现在更多地参与村事务的决策,受教育的愿望更强,在家务上也更多地得到男人的帮助。

世界各地巴哈伊妇女团体越来越积极活跃

在今年各式各样欢庆国际妇女节的活动中,有一个在印度印多尔附近的皮皮鲁德村举行,它也许是与都市的文明庆祝方式最为不同的。

这项活动由部落的青年妇女主办。主要内容有舞蹈、个人经验交流和讨论她们关心的事项,包括她们家庭中的酗酒和文盲问题。

它引起了地区官员和新闻媒介的注意。塔尔地方行政长官兼税务官什里·V·R·苏布拉马尼亚姆说:“只有妇女被授予权能,这个国家才能向前发展。”

最偏远的庆祝,也可能是在西太平洋群岛之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楚克举行的集会。它吸引了周边环礁岛的300多名土著妇女参加。

今年3月8日举办的这个集会是楚克第二次庆祝国际妇女节活动。第一次是在8年前举行的,按当地传统只邀请高级官员讲话,所以,站到讲台上的只有男人。今年,女主办者决定把它搞成一个纯妇女的活动。“8年之后,”今年集会的主调发言者贝蒂·本森女士强调说。“一扇新的大门敞开了。”

上述两个事例,加上其它数以百计的庆祝会、研讨会、座谈会和运动,充分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为推动妇女进步积极从事各种努力。这个趋势自五年前巴哈伊国际社团设立巴哈伊妇女促进部以来已经迅猛增强。

截止1997年6月,约有30个全国性巴哈伊社团成立了专门的妇女促进部或委员会。这趋势不仅反映了巴哈伊信仰的全球扩展和多样化特性,也体现了它对男女平等的基本承诺。

男女平等:一项精神原则

“巴哈伊经典文献明确教谕男女平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社团,我们一直恪守不渝,”巴哈伊国际社团妇女进步署署长玛丽·鲍尔说。“它作为一项精神原则是巴哈欧拉在一个多世纪前倡导的,这在世界大宗教中独一无二。

“在另一个层面,我们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世界正义院在1992年创建了这个国际事务部后,各全国性巴哈伊社团正在纷纷响应,”玛丽·鲍尔接着说。“这极大地鞭策、鼓舞和支持了在全国层面设立类似的部门。目前,从地方、全国和地区日益增多的活动来看,这样做确实产生了成效。”

一项对国家一级巴哈伊活动的非正式调查发现,巴哈伊在支持妇女发展方面的活动与计划接连不断,多不胜数。总之,这些事实表明了一个世界性社团在其内部各级都热心思考妇女问题并积极应用于整个社会。

例如,皮皮鲁德村的妇女节活动庆祝是由不久前在印多尔巴哈伊农村妇女职业学校受过培训的部落妇女组织的。举行这项活动的决定就是在该校一次为期两周的家庭生活培训中做出的,参加培训的有18对来自边远乡村的夫妇,他们在一起讨论家庭的重要性,以及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相同责任。

楚克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这磋商会不是由巴哈伊组织的,但定调发言者本森女士是一位巴哈伊,并且她是因为巴哈伊在南太平洋地区促进男女平等基层工作的成就而受到邀请的。

北京行动纲领

巴哈伊从事的很多活动的宗旨是伸张和贯彻在1995年9月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世界各国政府通过的《行动纲领》。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巴哈伊参加了与大会并列的、在北京怀柔县召开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会后,这些男女将一种新的眼界和力量带了回去。

“对我个人来说,参加北京会议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经验,”1993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巴哈伊社团妇女促进部主任琳·莱恩说。“它使我真正能够从全球而非一国之角度——这是我以前的主要思路和出发点——去考虑问题,并激励我为实现男女平等做出更大的努力。”

莱恩女士说,北京会议以后,澳大利亚的妇女促进部做了跟进落实活动,如与澳大利亚全国妇女促进联合会(CAPOW)密切合作,支持“妇女与和平”和”妇女参与决策”特别工作组,这两个事项被北京《行动纲领》列为“重要问题”。

在非政府论坛期间,新加坡巴哈伊社团妇女促进部与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联合举办了两个研讨会。今年,在新加坡卫生部的配合下,该部又正在与该理事会共同组织一个历时9个月的妇女健康问题系列演讲会。

在英国,为了落实北京世妇会的事项,英国巴哈伊全国妇女委员会与其它宗教团体共同努力,争取通过法例,对英国公民剥削海外儿童予以惩治。为此,该委员会在一项名为“为儿童举义运动”的支持立法运动中,从159个城镇征集到近10,000人的签名,最终,这项立法于1997年3月由下院通过。

在美国,巴哈伊全国管理机构美国巴哈伊总协理会担任了一个由100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合组成的工作组的主席之一,这个小组成立的目的是敦促政府批准联合国的《妇女公约》。美国总协理会前不久还发表了一项声明,题目为《一鸟之双翼:平等是全人类进步的基础》。它激起了“社团内外”对男女平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基层行动
为了策划全国性的活动,很多巴哈伊妇女开始建立地方或区域性网络。

——在丹麦,1996年1月成立了丹麦巴哈伊妇女协会。协会主席英厄那德·比斯科夫说:“简略地讲,我们的宗旨是尝试开发妇女的潜能。”迄今为止,协会的成员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主题分别为“妇女与爱滋病”、”女性生殖器损伤”等。

——在德国,巴哈伊社团在一年前创立了“巴哈伊妇女论坛”,目前拥有来自这个国家10个地区的130个成员。该论坛已经成立了若干个“专题小组”,以促进对“妇女与艺术”、“人类的进步”和“针对妇女的暴力”这样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论坛秘书吉扎·迈尔·弗勒特说:“有很多推动妇女——还有男人——进步的大好时机。”

——在法国,早于1989年就在巴黎成立了巴哈伊妇女发展、和平与团结协会,现在它拥有8个分会。协会秘书埃拉希·洛卡肖说:“成立了这么多的分会,表明了这个国家的妇女充满活力。”

全国一级的巴哈伊妇女团体和委员会所关心和处理的具体问题十分广泛,其中多半是与地方或全国的具体问题和情况相关的。

——赤道几内亚巴哈伊社团致力解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它与该国的妇女和社会事务部合作,从1996年11月至1997年4月为马拉波和巴塔的妇女开办了实用文化课,由社团提供教学场所,课程包括识字、生育卫生、营养和算术。

——在加纳,巴哈伊全国妇女委员会侧重于开展能改善家庭卫生和帮助妇女充分发挥她们的潜能的计划。加纳巴哈伊社团的罗斯玛丽·米尔斯·特泰说:“调查显示,非洲妇女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可她们的自尊程度却很低。”

在世界各地受到特别关注的其它问题还包括对妇女使用暴力以及倡导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
社团的转变

妇女活动的激增也给巴哈伊社团内部带来变化。例如在奥地利,全国性的“妇女问题特别工作组”组织了主题分别为“鼓励”、“变化”和“服务”的系列专家讨论会。工作组秘书达尼埃拉·赫拉瓦奇·马凯克说:”我认为,经过4年的工作,人们对妇女问题与其它高度相关的议题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大体的认识,巴哈伊社团如此,整个社会亦然。”

在巴哈伊妇女委员会早于1972年便已经成立了的新加坡,那里的巴哈伊社团男女成员的态度都有了逐步的改变。“在过去,很多妇女经常不参加巴哈伊的会议、研习班和其它活动,因为她们必须照料孩子,”新加坡巴哈伊妇女促进部的谢里尔·胡姆说。“并且在这些场合中,做准备布置、端茶倒水和善后清洁卫生工作的也通常是妇女。在我们的管理决策机构里,被选人的男人占绝大多数。

“最近几年,随着男人和女人越来越认识到以平等伙伴身份携手努力以及能干女性参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性,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程度的实质性改变,”胡姆女士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被选进管理机构;在委员会里和在巴哈伊活动中,男人和女人肩并肩地工作;男人和女人分担筹备招待及善后清洁职责;做丈夫的也常常照料孩子,以使妻子也有机会参加各项事务、委员会工作以及研习活动等等。”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4-6月总第29期)
图片说明:

1, 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巴哈伊社团于去年7月在伊巴丹大学赞助了一个题为“妇女、平等与宗教”的跨宗教研讨会,与会的有巴哈伊信仰、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社团的代表。这件事反映出近些年来巴哈伊在世界范围开展多种活动推动妇女进步。

2, 在英国,为了落实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事项,英国巴哈伊全国妇女委员会与其它宗教团体共同努力,争取通过法例,对英国公民剥削海外儿童予以惩治。从左至右为:英国巴哈伊社团的洛伊丝·海因斯沃思;“为儿童举义运动”的桑德拉·胡姆巴特和约翰·威利牧师;下院议员马克·沃尔夫森和卡曼·亨利,以及英国巴哈伊社团的温迪·莫门和丹尼尔·惠特利。

3, 新加坡巴哈伊社团妇女促进部与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和新加坡卫生部在今年联合举办了一个卫生保健系列讲座,吸引了很多听众。

马来西亚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妇女
卢莉莉·露德尔

作者简介:卢莉莉·露德尔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位高级行政和外交官员,同时还担任《东南亚时事新闻》的主编。她曾获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及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并正在撰写有关工业化国家妇女家务方面的博士论文。作为亚洲巴哈伊督导团的成员之一,卢莉莉女士积极从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还特别参与筹划在柬埔寨、越南、老挝、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和蒙古等国进行的妇女发展计划。

戈云达玛:创业者

她的路边小摊面对着岔路口,其中一条马路直对一片住宅区。这个地点按中国的风水先生说来不太吉利,因为冲着一条岔路,搞不好会使她的财运流失。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却给她带来了好运,给她带来了新的挑战,使她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并增?了自信。作为一个“纳西列马”﹙一中掺有椰奶的米饭团﹚的小贩,戈云达玛现在感觉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

所有这些发生在一年以前。戈云达玛的丈夫丢掉了小货车司机的差事,只得做一些零活以养家糊口。他们一家搬到一处租金低廉的房子住。长女范妮退了学,去当地的一家工厂打工。然而,即使加上范妮的工资,他们的收入也不够维持家计和供另外两个女儿及一个收养的儿子上学。争吵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像往常一样,一次吵完架后戈云达玛出去散心,注意到路边这个地点。于是她意识到是自己做点什么事的时候了。

戈云达玛决定做“纳西列马”去路口卖。她花了几天时间才鼓起勇气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他听了很不高兴,讥讽揶揄她,说她肯定失败。然而,他越是责骂,她却越是有信心取得成功。

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煮了五杯米饭,用家里所剩的“伊坎比利斯”(鳀鱼汁)做成“三波儿"(一种辛辣的调合冷食),加上黄瓜片,再以蛋卷丝饰边,就做成了“纳西列马”。她装成一包包,每包卖五毛钱。装入篮子后她出门向三岔路口那块以前留意的地方走去。

她留心观察行人的表情。有三位女士买了她的东西。这使她大受鼓舞。买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篮子空了,荷包里装满了钱。

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回家后将首战成功告诉了答应帮她的女儿们。然而,当她丈夫回来时,一切兴奋嘎然而止。他嘟囔着,抱怨茶凉了,随后又离去。虽然如此,戈云达玛照样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她迫不及待地盼望第二轮的成功。

在“纳西列马”越卖越好的同时,戈云达玛还增加了茶、小吃和糕点等新品种。范妮放工后也来帮手。她侄子助她添置了桌椅板凳。作为交换,她给他50%的股份。

生意越做越红火,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地痞流氓索要保护费,戈云达玛和她的侄子吓得不敢不给。由于他们没有营业执照,市政当局的执行官员多次威胁要没收他们的小摊。听说拿执照是多么的难,他们也不愿意去当局。因而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有希望的生意危殆可及,但又无计可施。

非正规经济部门

像戈云达玛这样的例子并非少见。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妇女一样,戈运达玛在面临家庭危机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小企业家。她在市场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经勤奋努力而取得成功。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像戈云达玛这样的妇女对社区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且,她们将挣来的钱花在家用和子女教育上,而非自己身上。然而,戈运达玛的故事也表明,从事非正规经营有着它潜在的危险性。

像大多数国家一样,马来西亚政府尚未对“非正规经济部门”作明确的界定。国际妇女发展研究与培训学会出于研究的目的,拟出下列可资识别的特征:1

● 简单的技术
● 极少量的资本
● 无固定营业场所
● 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或没有登记注册
● 很少作营业簿记

发展专家们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合法企业所提供的工作职位不足,大量民众靠官税和正规经济部门以外的工作维生。这些构成无牌经营大军的人们是革新者,生存技能很强,有时也会在高度规范的环境中成功。虽然非正规经济是工作、收入乃至住房的重要来源,可是,作为一个公民,从事合法经济以外的工作会使其丧失所有的权利。”2

这种法律上的脆弱性对妇女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大量妇女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据一项1985-1992年马来西亚经济调查显示,女性劳力中有47.05%从事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作。3这些人当中的61.2%是雇员,21.8%是无薪家庭工人,16%属于自我雇用,只有1%是雇主。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所有自我雇用者中26%是女性。而所有无薪家庭工人当中,妇女占65%。4在马来西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这些都是妇女对经济作出贡献的重要一部分,然而却未被充分认识和估计。

马来西亚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妇女

马来西亚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典型的城市或农村妇女受过初等教育,家庭有五个成员,在结婚生育后进入非正规经济部门;而现今对她的家庭的全部收入有实质的贡献。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靠举债来筹措其经营所需的资本。大多数城市女性以前曾经在正规经济部门工作过。5

近些年来,一个相当新的群体进入到非正规经济部门之中。她们是一些挣钱能力很强的专业人士,自谋职业。常常从事与家庭无关的工作。咨讯技术的发展和工作的民主化使她们在正规经济部门以外工作成为可能。例如莉莉和安安,当她们发觉自己负担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时,便辞去学校教书的工作,做起了家庭辅导老师。这样她们可以专注于教学并更多地关心学生的成长,也能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6

障碍

尽管她们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作出贡献,但从事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妇女仍然面临很大的障碍:报酬低;缺少获得资本、教育和训练等资源的机会;被排斥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

低报酬

妇女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所作所为常常被看成是她们家务的延伸,连她们自己也往往这么认为。结果她们得到的报偿不是基于劳力市场价格而是基于家务工作价格,要么很少,要么没有。即使是职业人士,她们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收入也要低于她们在正规经济部门做同样工作的收入。例如吴太太,她在干家务和照料小孩之余做些簿记工作。她收费较低,因为她的开支很少,并且她本人也只将之视为补充收入。

获得资金的困难

从事非正规经营的妇女很少或无法从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借贷到资金。因为要求和手续是偏向正规经济部门而非妇女。目前,马来西亚政府有14个部和其它40多个机构扶助正规化的(注册的)中小型企业,所提供的贷款总额不低于10亿马币。而用于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较大的贷款计划只有三个,其中涉及面最广、最成功的是“伊克泰尔贷款计划”,在1993年向4,303个小组约21,000名妇女发放了贷款。从该计划开始的1986年到1993年,累计发放的贷款总额只有一千三百万马币。从事非正规经营的妇女筹措资金更多的是通过传统的借款途径,如放贷商、亲戚和“库图”(一种传统的民间互助会)。

从事非正规经营的妇女极少知道怎样按符合财务制度要求的形式记帐。例如,福齐娅和另外四位女士,她们用能够为自己和家人购买多少手镯和金项链来估算她们的赢利,而储蓄的钱则是预备用作穆斯林朝圣的(她们自订的一个目标)。尽管这些女士对财务制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她们会是值得信赖的客户,会偿还所借的每一分钱。可是,又有哪家银行会相信她们呢?她们没有担保抵押,没有银行帐号,没有收入单或结算单去证明她们的成功和她们的诚实。

缺乏训练和教育机会

新近的一项调查7表明,那种认为妇女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只是临时性的看法是错误的。调查显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大部分从业妇女并非出于自行选择而是受迫于缺乏训练和教育。莱女士为运动衫缝合口袋。结婚后她与一家以前曾工作过的服装厂签订了分包合同,成了一个家庭工人。工厂按件数付给她报酬。她想成为一个裁缝,但没有机会接受培训,只好继续做她的计件工作。

与决策制定过程无缘

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女性,人数虽多,但却缺乏组织形式,因而她们的声音和意见毫不为人注意,也极少可能参与政策制定。

马来西亚现行的政策注重非正规经营部门的规范化,要求商业注册和纳税。在马来西亚,注册一个小型企业初始花费约两千多马币,一年下来的文书和簿记服务的费用则不少于一千马币。

实际上,许多像戈云达玛这样的妇女情愿交纳费用和税金以使自己的生意合法化。然而无论是正规还是不正规,都容易使她们畏手畏脚。譬如,与发牌机构和官僚打交道就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作为政府,应该创造某种条件让她们参与到与她们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定之中,这样能使那些初次入行者的需要得到充分的了解和重视。

行动纲领
首先,非正规经济部门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必须得到充分认识和肯定。

其次,妇女全面参与社区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和其它障碍必须清除。最佳途径之一是让妇女参与制定与非正规经营有关的经济结构和相关政策。另一个是必须认识到妇女在信用风险上是值得信赖的。拒绝让妇女、尤其是从事非正规经营的妇女获得资源(包括贷款、教育和培训等)的机会,等于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和不良商业行为。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将非正规经营的从事者——尤其是妇女——放在整体的经济当中加以重新认识。如果说妇女对参与经济活动有着某种独特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最有可能体现于广泛的且没有正式组织形式的非正规经营领域。举例来说,在马来西亚,一项仍在进行的有关分包合约女工调查的初步研究显示,大多数分包合约女工的商业目的从价值观上来说并非很看重金钱。8

这样一种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也许能够使我们用新的眼光去寻找出创造和贡献财富的新方法,并使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本身产生新的认识。事实上,妇女所具有的经验、价值和领悟力或许能成为有利于人类整体繁荣的经济模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原载《将属于他们的伟大成就》,巴哈伊国际社团妇女进步署出版1996年出版)
女孩子们在联合国表达对成人问题的关心

【联合国讯】面对坐满会场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17岁的冈比亚女孩凯梅·达姆巴-达尼奥勇敢地哭诉她14岁的堂妹死于产后并发症的悲惨遭遇。她的堂妹交了一个男朋友,他使她怀孕,又不肯守诺娶她。像许多未成年妈妈那样,她在生产时得了并发症,数周后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她的婴儿不久也随她而去。

正在勤工俭学的达姆巴-达尼奥说,假如婴儿没死,她会收养她,就像自己的孩子那样。她正在养育她姐姐的孩子,她姐姐在怀孕后因生殖器切割导致的疾病而死去。这种有争议的生殖器切割的传统做法属于联合国所指的“女性生殖器损毁”(FGM),存在于非洲一些地方。

“女孩子死于妊娠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达姆巴-达尼奥在1998年3月4日召开这次名为“听女孩诉说”的圆桌讨论会上说。“我希望所有的女孩子都能避免这样的不幸。”

达姆巴-达尼奥是被邀请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15名女孩之一。她们此行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女童工作小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NGO-WGGs)提供资助的。本届会议于1998年3月2-13日在这里举行,在各项会议和研讨会上提出了大量的报告和统计数字,女孩子们的故事则为这些做了生动的实例证明。

按照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所确定的时间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在今年召开这届会议,评估四个相关主题的解决进展:妇女人权、妇女与武装冲突、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女童。

很多人认为这些领域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有人说,女童的问题只不过是影响妇女的一连串问题的早期阶段。

在一份由非政府组织女童工作小组(WGGs)在纽约与日内瓦发表的名为《为女童开辟坦途》的报告中,87个国家的248个非政府组织指出它们国家的女童状况中最有进展和最少进展的方面。较多提到的问题有:健康和营养;经济剥削;消极的文化(习俗)态度和做法,包括“女性生殖器损毁”(FGM)、早婚和青少年怀孕;以及“对妇女的顽固及普遍的歧视”,而这种歧视“构成了女童所有面临问题的唯一最顽固及根植最深的原因”。

据该报告,全世界女童问题最显著的改善在于初级(小学)教育方面,自1990年以来女童的就学率有了大幅的增长。可在初中阶段,辍学率仍然很高,其原因在于早婚、怀孕、工作,或是学校课程不切当地实际。报告确认的最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在保护女孩免受暴力方面几无进展,而对女孩的暴力有时为习俗所认同,并不被视为犯罪。

性虐待的现象仍然持续,其原因在于有各种忌讳而使得这类现象难以得到揭露。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女童问题专家小组成员、菲律宾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儿童希望” 的特蕾西塔·席尔瓦说,这样的事情在她的国家俯拾即是,受害者忍气吞声,不敢挺身揭发。“在家庭中,父亲、继父和哥哥恃威肆虐,”她说。“甚至还有警察、教师和牧师。”

为了与女孩(将来的成年妇女)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作斗争,非政府组织在上述方面努力从事授能与教育的工作,它们是帮助女孩树立自尊、使她们了解与声张自身权益并力求自身进步的重要力量。

“教育女孩是如此的重要,”巴哈伊国际社团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说。“以至于若经济能力有限而必须作出选择时,父母被劝告优先考虑他们女儿的教育。”

作客这次会议的女孩子们分别代表八个国家(亚美尼亚、巴西、智利、冈比亚、尼伯尔、新加坡、英国和美国),年龄由13岁至18岁。在3月4日举行的圆桌讨论会上,她们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这些少女的发言主要围绕缺乏自尊和少女怀孕方面的问题,而她们本身即为她们所要求之女孩的授能与教育的明证。

“所有的女孩都必须上学,”18岁的巴西女孩米连娜·达尔马斯科伊说,她此行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女孩工作小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NGO-WGGs)成员之一的巴哈伊国际社团资助的。“她们是整个家庭的潜在教育者。”

“教育女孩也就等于教育她未来的孩子,”同样受巴哈伊国际社团资助的14岁新加坡女孩阿德琳·科阿伊说。她指出,有的家庭不送女孩上学是因为担心她们受到性虐待或性骚扰。她说,教育机会的受限影响了女孩的自尊心。另一位13岁的新加坡女孩索妮亚·昂补充说:“教育和培训是扩展妇女角色和改善她们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向委员会提交的对自1995年北京会议以来妇女进步的各项报告是令人鼓舞的。据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EDO)的一份名为“进展图”的报告,187个政府中的70%制订了满足各自国家妇女需要的计划。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归功于非政府组织。该报告指出,妇女非政府组织对家庭暴力、贩卖妇女和儿童、生育保健、政治参与和财产权方面的立法具有显著的影响力。(韦罗妮卡·肖夫斯托尔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8年1-3月总第32期)
图片说明:

1, 被邀请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女孩子们在联合国总部的会场主席台上合影。她们一行有15人,年龄从13岁到18岁,分别来自亚美尼亚、巴西、智利、冈比亚、尼伯尔、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由从事女童问题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她们所作的青少女面对之问题与挑战的证词很多都一针见血。

2, 来自新加坡的索妮亚·昂与阿德琳·科阿伊在为“听女孩诉说”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作准备。该讨论会是1998年3月4日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期间举行的。她们两人都是巴哈伊。

赞比亚初级卫生保健措施在农村地区成效显著

【赞比亚卢萨卡讯】今年35岁的亨利·卡桑达靠种田为生,在离开首都卢萨卡550公里的姆维尼伦加区的马孔亚村种植稻米、玉米和木薯。

他的副业却是乡村社区卫生志愿工作人员。1988年他在马塞恩拉巴哈伊学习中心接受培训,由此开始为父老乡亲服务。该学习中心座落在中部省利特塔市附近,离首都以北约65公里。

卡桑达先生在不久前参加该中心的进修班时说:“在我受训成为卫生辅导员以前,我们情况很糟糕。雨季时草长得很高,小孩和醉酒的人嫌去草丛麻烦,干脆就在路上方便。我受训回来后跟村长谈了有人在道路上大小便的问题,村长听了也觉得很不高兴。他派他的手下对全村宣布,每家每户必须有厕所、垃圾池、餐具凉干架、盥洗间。现在我们村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了这些。”

认识到修厕所和挖垃圾池的重要性,明白洗干净的餐具应该放在架上让它们在阳光下消毒,培养做饭与进食前洗手的习惯,等等,这些根本上都是简单的常识。

难处在于,如何将这类知识与其它卫生常识传授给居住在偏远地方、极少得到政府服务的人民。

针对这一问题,赞比亚政府推动建立了一个乡村卫生辅导员网络。辅导员站在国家的初级卫生计划的前线,每周用10小时左右的时间向乡亲们传授卫生知识。

从1987年开始,赞比亚的巴哈伊社团与该国政府合作,为志愿卫生辅导员提供免费培训,并运用巴哈伊地方组织网络选拔和鼓励本地的辅导员。

赞比亚的其它主要非政府组织也提供了类似的培训。而巴哈伊的初级卫生计划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培训内容包括讨论服务与奉献等“道德”主题。这种方法有助志愿工作者立志加倍努力。

“我们政府训练了大批卫生人员,但有很多人中途退出,”国家卫生部的一名护士凯特·布瓦拉说。她并不是一个巴哈伊信徒。“他们虽然是自愿参加培训,然而并未有全心全意地服务。他们的热心须有某些东西去支持。他们似乎还不清楚自己真正是在为谁服务。”

“但巴哈伊培训出来的卫生人员就知道他们在为谁服务,”布瓦拉女士接着说。1980年代后期她曾在姆维尼伦加区任职,而当时巴哈伊的计划在该区刚刚开始。现在她在距巴哈伊学习中心约15公里处的卫生示范区医院工作。“在我看来,两个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精神价值观方面。”

“我们在为政府培训的卫生人员提供进修课程时,所讨论的总有许多是关于金钱报酬的,而巴哈伊课程的学员就没有提出这类的问题。”

与基层挂钩

从1987年起,有来自赞比亚全国各地约132名地方卫生辅导员在巴哈伊学习中心或通过其外展计划接受了培训。这计划是与巴哈伊地方社区网络挂钩的,这样能使辅导员获得基层群众的支持。

“通过各巴哈伊地方协理会与当地村庄挂钩是这项计划的关键所在,”加拿大巴哈伊国际发展服务署的项目主理人阿伦·富勒说。该署负责为赞比亚的这项计划筹措资金和提供技术援助。“如此,本地居民不是为金钱利益,而是在为人群服务的价值观的激励下去工作。这计划并不仅由个人去做,还与整个社区密切相关,所以更有持续能力。”

赞比亚巴哈伊社团拥有一万五千多名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组成145个地方协理会。这些地方组织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负责监管本地巴哈伊社团的一切事务。其中有80多个地方协理会参与了这项乡村卫生教育计划。

当然,辅导员受训回来后的工作目标并不只是为巴哈伊信徒服务,更要为全村人服务。受训或者以其它方式参加这计划的人也不必是巴哈伊信徒。例如,参加1995年6月举办的培训班的24人之中,只有10人是巴哈伊。

这项计划现时每两年培训出一批新的辅导员。在过去的两年里,有26名辅导员结业,还有21名以前受过培训的辅导员参加了进修班。据其中部分辅导员的汇报,他们做了689人次的家庭访问,在小学讲授了192次卫生常识课,对村民演讲234次,作了372次脱水时如何施行口服补液疗法的示范。另外他们还报告说,他们在家乡新建了422座厕所,463个垃圾池,602个餐具凉干架,还改良了189口水井。

“我们实施这项计划的一个目的,是协助赞比亚政府成功推广‘2000年人人健康’的工作,”赞比亚巴哈伊初级卫生保健计划主理人斯特凡妮·帕罗特女士指出。“我们并非只限于培训卫生辅导员,它还是一项综合性的保健教育计划。这计划的基础思想是:保健教育不仅传授知识与信息,还帮助大众将这些增进健康的知识运用到个人生活之中。”

这项服务计划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巴哈伊学习中心培训出的辅导员还踊跃参加其它乡村发展计划。在西北省有三位辅导员(一女二男)被水务部委任为委员会委员,负责鼓励地方民众参加修建水井。还有一名辅导员则在同一省份内的国际农业发展工程中获委派为驻乡村营养技术专员。而在北方省,有两位辅导员受聘于当地的诊所,为病患者提供卫生辅导。

学习中心使用多种教材培训辅导员,其中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出版的《生命常识手册》和肯尼亚巴哈伊社团编写的《养育更健康的下一代》的小册子。课程内容包括简单生活卫生措施、急救办法、口服补液疗法、母乳喂养、营养、常见疾病预防和治疗等。整个课程强调预防疾病和思想沟通技巧。

男女平等是关键目标

妇女一旦获得卫生知识,对她们的孩子和家庭会十分有益。所以巴哈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达成男女平等。为此,学习中心的课程强调平等对待男女两性的重要性,注重向妇女教授母乳喂养、儿童免疫、口服补液疗法等常识。

各村子也被鼓励选派本村妇女参加培训。在许多时候,由于交通困难和需要照料孩子,她们不能参加培训。但即便如此,巴哈伊学习中心培训出的学员仍有27%是女性。

帕罗特女士又说:“尽管与其它的卫生教育计划相比,本计划的妇女参加率是相当不错的,但我们仍然不满足,继续探索各种办法,以求再进一步提高。例如,妇女参加学习人数较少的原因之一是她们不习惯走远路上学。有鉴于此,我们明年会到东北省去开办培训班。”

居住在金戈夫瓦村的30岁农民弗林特·桑伊科萨先生是巴哈伊学习中心1988年结业的学员。在最近的一个进修班上,他说自己在工作时尽力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我教导男人们要帮助妻子做庄稼活儿,搜集柴草,照料孩子。”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辅导员,不仅使全村受益,也帮助了自己一家。他说:“在以往,我们的孩子只是吃肉类和木薯,不吃其它的食物,因而身体发育不太好。通过培训,我知道了我们需要三大类食品,于是开始注意改善家里的饮食习惯。现在我们也吃上了豆类、鸡蛋和卷心菜之类的疏菜,真是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原载《天下一家》1995年7月总第21期,英文版1995年4-7月)
图片说明:

1, 马塞斯特巴哈伊学习中心举办卫生辅导员培训班。图为学员在学习如何用适量的盐和糖加水制成简单的口服补液盐水。口服补液疗法用于对儿童因腹泻而脱水的紧急处理。

2, 巴哈伊学习中心的部分老师前往姆波罗科索镇举办校外培训班。图为他们在启程前与中心邻里的孩子们合影。他们背后是该中心的小货车,这在道路难行的该地区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

3, 在巴哈伊学习中心,护士多萝西·哈科马(图左)在为学员乔伊斯·哈马特约作婴儿洗澡的示范。这个婴儿是哈马特约太太的儿子。巴哈伊学习中心培训班的学员有27%是女性;培训中强调男女平等的原则。

4, 巴哈伊学习中心培训班的学员在练习用椅子抬送重伤者。
(主题)方法简便培训简明:推行乡村初级卫生保健要诀
(副题)在偏远地区建立当地工作组织可发挥巨大作用
【乍得萨尔讯】营养不良的婴孩患上轻微腹泻,若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和照顾,不须八小时便有可能丧命。
其实,治疗腹泻的过程很简单:以水混合盐和糖,再加上基本的育婴及卫生常识便可奏效。

然而,要在乍得南部地区这样的穷乡僻壤传播这类简易的急救方法,却非常困难,即使是设备先进的国际救护组织亦同样感到十分棘手。首先,交通是一个重大的障碍。连结村落之间的所谓“道路”只是野外泥土小径,若在雨季,更是无法通行。凭这些地方的经济能力,也根本请不起医生或护士。

健康和发展计划专家认为,培训本地的基层保健人员并给予他们支持,是满足偏远乡村居民对初级保健需求的有效办法之一。这样的本地工作者虽然只得到最简单的医疗技能,而且多为半文盲,但他们是为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服务,因此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发展计划专家认为,在贫穷的地区培训基本健康保健人员的计划必须从基层开始持续发展,而工作人员先要具备紧密的组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及全心全意的精神。巴哈伊团体正合乎以上各项有利的条件。因此,巴哈伊团体在乍得南部,非洲及亚洲多个地区举办的培训计划,逐渐成为开发计划专家渴望的典范。

巴哈伊团体在乍得南部的培训计划由在八十年代初期从美国迁居乍得南部的拿莎里夫妇发起。内战爆发后,他俩人自愿帮助该区难民组织派发食品及药物。由于该区附近村落拥有较多巴哈伊信徒,因此,巴哈伊机构成为联络当地村民的桥梁。拿莎里夫妇的工作就是显得特别收效。

当内战结束,局势稳定后,他们便积极开始培训初级健康保健人员。拿莎里太太是两子之母,但依然参加工作,并且说:“这里的村民正须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俩刚巧也在这儿。这是我们肖皂力之内可提供的最佳贡献。”

拿莎里夫妇及当地巴哈伊团体与“红新月会”合作,由该会提供物资及训练,他们二人及当地巴哈伊议会培训邻近的六十多个村落的村民担任基本健康护理工作。至于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络及物质补给,则由两名全职的辅助医疗指导人员,骑摩托车穿梭于村落间进行。

他们的努力足以证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作人员的投入与紧密的组织是推动工作的主要因素。例如,某村子的一位初级保健人员用树枝和茅草盖起了一个候诊室,避免候诊的人日晒雨林,他还教本村的人在修建坑厕。

这位保健人员的药箱内只配备有病人登记册、剪刀和简单的药方。这些药方包括用于治疗儿童腹泻的糖盐溶液及治疗虐疾的哥罗金鸡纳。

这位保健人员工作起来不管白天黑夜,每次看诊只收十美分,这钱用来补充药品和绷带。另外,当地的巴哈伊协理会还给予若干资助,因此该项培训计划差不多可自给自足。

美国麻省哈佛国际开发学院的卫生课程主任艾行医生说:“巴哈伊信仰的目标正确。一般成功的健康护理计划都着重持续稳固的发展及当地居民的参与。巴哈伊信徒明白小规模的好处又着重善用有限资源。”

巴哈伊团体现在负责世界七十多个地区的健康护理计划。其中超过十二个类似沙亚基本护理计划一样,着重培训当地人担任基本健康护理。培训计划正在以下地区实行:孟加拉、布基纳法索、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扎伊尔、赞比亚及津巴布韦。

艾杜·马丁医生说:“训练当地人担任保健工作是推动初级卫生保健计划的要点。”马丁医生是加拿大人,现任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健康顾问,拥有社会预防医科及公共卫生学之高级学位,曾多次主持巴哈伊团体在亚洲及非洲主办的保健人员培训课程。

马丁医生又说,巴哈伊的培训方式成功地保持了学员的数量:“在非洲一些国家,官方培训的保健人员的流失率高达40-70%。相比之下,巴哈伊培训的学员,在过去两年的流失率是2-5%。就以肯尼亚的一个培训计划作例子,40名学员中只有两名中途退出。在赞比亚的19名学员中,只有一名放弃工作。”

成功的因素有三:训练的提高,本地巴哈伊行政组织的大力支持,及发自坚定的信仰的全力投入。

马丁医生指出巴哈伊发展计划的成功,其中的独特原因是其着重学员在研习班上的参与。学员从训练中领略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单在课室听讲有更大的收效。

另外,工作人员得到地方巴哈伊议会的全力支持。这些议会称为地方灵体会,每年在每一个村落,市镇、城市由成年的巴哈伊信徒选出。它们肩负促进本地群众精神及物质上的福利,因此是广大村民沟通的主要桥梁。

马丁医生声言:“我相信我们所以能够成功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以服务人群为焦点。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工资。但是,因为信仰上心灵的起因,使他们努力不懈,效果就不同凡响了。”(基梦妮实地报导)

注:基梦妮是国际卫生顾问,现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赞助的一项开发通讯系统计划的主任。
(原载《天下一家》1990年创刊号)
图片说明:(2地图2照片)
乡村医院成功 经费短缺严重

【洪都拉斯帕拉西奥斯讯】差不多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小型乡村医院的经济状况都不会很好。开办一家医院,无论其技术和设备水平如何,最要紧的是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自己掏钱看病的人。可是,这样的人在农村地区却并不多。

这样的问题在洪都拉斯东北海岸边这个偏僻闭塞的七百人小村庄尤为严重。这里的人多数是布莱克卡里伯(嘎里富纳)人的后裔和土著米斯基托印第安人,主要以捕鱼和种田为生,只有为数不多的男人在海湾群岛一带水域作业的商业渔船上打工。

而且,帕拉西奥斯及附近地区的人口分布零落星散。这个当地人称作“地带”的地方有七千到一万人居住,散布在海边热带丛林型沼泽地纵横交错的内陆河道岸边。这一带很闭塞,与洪都拉斯其它地方不信道路。交通只能靠船或飞机,电话也没有。

然而,正是因为这里的人收入很少,感觉闭塞,就更需要医疗服务了。1985年,两名信仰巴哈伊的医生携他们的妻子,在他们所遵循的精神原则的激励下,到这里建起了巴杨医院。当时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这个地方的人服务,并为其它形式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起始点。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巴杨医院办得很成功,或许是太成功了。它现在拥有一间手术室、一间诊室、一台X光机、一间药房、一间化验室、四张成人病床,两张儿童病床,以及一间候诊室,提供收费低廉的日夜医疗服务,另外还有包括心脏病科、妇科、牙科、眼科和主要手术方面的专家定期到诊。

同世界众多的小医院一样,这家医院的问题在于,它为每一位病患者倒贴钱。“前不久我们坐下来查了查收支帐目,发现事实上我们在每一个来这里看病的人身上贴3美元,”医院创办人之一巴里·史密斯医生说。“我想对我们来说,关门大吉是再便当不过的了。”

当然,跟许多慈善计划和机构一样,这样的结局对巴杨医院的负责人来说是不能考虑的。创办巴杨医院就是为那些得不到良好医疗照顾的人服务的,它的主管们可没想过就此一走了之。

不过,巴杨医院与许多慈善机构和组织资助的慈善性医院和诊所不同,它的基础组织和济世准则是不容许如此持续亏损的。巴杨医院没有固定的外界资助,而它的创立原则也是不允许这样连续不断的津贴的,因为这样做会助长依赖性,也不可能长久维持。

“我们的‘慈善’概念与大多数其它慈善机构所奉行的概念的区别之一在于家长主义【paternalism,家长制的统治,特指供给人民需要而不赋予任何义务——编注】的做法上,”史密斯医生说。“巴杨医院从来都不搞家长式慈善。人们还以为我们也搞这一套,这也正是我们的难处之一。”

“从一开始,我们的哲学观就是要使巴杨医院成为这个地方总体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起始点,”史密斯医生说。“因此医院就从一个单纯的服务机构转变成一个发展试验场。”

的确,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巴杨医院的故事开始了新的转折,展现出它对提供人道援助的独特方法。
两名医生的构想

巴杨医院的共同创办人兼医师史密斯医生和侯尚·萨布里博尔医生是本着为洪都拉斯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做些实事的愿望而来到这个国家的。萨布里博尔医生于1976年携妻子从伊朗来到这里;史密斯医生和他的美国籍妻子则是1980年来到这里的。

了解到这个国家的需要后他们断定,这个当时尚未有正规诊所和医院的偏远地区急需他们能够提供的服务。于是,在洪都拉斯巴哈伊社团的帮助下,他们成立了巴杨协会并着手筹建医院。

“这个计划是由两个家庭以典型的拓荒者式的努力开始的,”威廉·米切尔说,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麻醉师,曾6次到巴杨医院提供义务医疗服务。“就靠这种个人锲而不舍的艰巨努力,医院逐步建了起来。”

在初期,两位医生和他们的家属差不多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他们两位在医院几乎全职为病人看病,同时还要干其它的活儿。萨布里博尔在盖医院时当泥瓦匠,还负责主要的设计工作。身为教师的史密斯女士是这个计划的行政主管,萨布里博尔女士则做起了护士。

在北美一些信仰巴哈伊的医生和医学专家的共同帮助下,史密斯夫妇和萨布里博尔夫妇征集到了捐赠的建筑材料和设备。80年代晚期的一个时候,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巴哈伊团体的协助下,价值数千美元的剩余医疗设备从美国空运到帕拉西奥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几个单位也为此帮了忙,他们是把这次空运当作一次训练来做的。

这些年来,医院还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员和青年自愿者。此外,还有几批由不同宗教背景的医生组成的医疗队来这里呆上15-10天,提供专科和外科服务。这些医疗队的到访吸引了很多的病患者,也有助于提高医院的声望。

医院建了起来,创办它的人就有了精力回头考虑怎样制订社区的参与形式。他们认为这对巴杨医院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是极为必要的。

“在我们的构想中,这所医院始终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计划旨在帮助这里的人懂得怎样去思考他们的问题,怎样能够为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萨布里博尔医生说。“只是因为这里的医疗卫生状况很差,人们太需要这样的医院了,所以医院才不得不比计划的其它方面先一步建起来。”

1992年,巴杨医院的负责人拟出了一份文件,描述了这个计划的长期发展构想。它包括了几个相关的方面:医院,外展方案和该地区人民的能力的发展。之后他们扩大了董事会,吸收了来自其它宗教的人。

接下来他们开始进行了一些旨在提高当地人民能力的附带发展活动,其中有相当于高中程度的辅导员培训计划以及社区的供水、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计划的建立。

曾数度参观过该计划的国际发展专家罗伊·史泰纳说:”这里迫切需要这家医院,但巴杨医院的负责人认识到,巴杨医院若要长期生存,就必须重视教育和能力的培养。

“两位创办人一直都坚信这一点。巴杨医院差不多是靠两个家庭着手创建的。而且现在它确实提供了出色的医疗服务。它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但在这背后还有一项承诺,那就是帮助人们自己拿主意,帮助他们为自身的福利承担起责任,”史泰纳博士说。

史泰纳博士以及其它人都指出,特别是高中程度辅导员培训计划的施行,对提高当地人的素质和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计划是以哥伦比亚的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所发展出的SAT(System for Tutorial Learning,辅导员学习制)【详见本书的“ ”一文】模式为基础的。它提供一套专门为农村学生编写的课程,运用高度交流与互动性的系列教材来特别训练那些本身也来自这一地带的辅导员,使他们能够回去为得不到良好教育的农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同时也与他们的处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教育。

课程是围绕社区服务概念而组织的,着重讲授诚实、信赖和受托人职责等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观,还有基本的生态原理。

“巴杨协会已经在这个地区的23个村子开设了SAT课程,在将来的两年里就会有至少300个学生通过这些课程获得高中教育,”史泰纳先生说。“这个课程在从单纯提供服务到培养素质和能力的转变中确实提供了一种手段。”

社区会议

接下来巴杨协会要做的就是将一个由外来人开头的计划转变成一个得到社区本身支持的真正可持续的计划。去年夏末他们非常成功地召开了一系列的社区会议,有力地促进了这些转变步骤。这些会议还表现出社区对医院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这两个于今年8月31日和9月1日召开的相关会议,总共有巴杨医院所服务的8个村庄的60多名代表出席。在摆出了医院所面临的财政困难后,村长和代表们表示他们会尽力为巴杨医院找出新办法,以使它能做到自我维持。

“若非失去,人往往意识不到拥有它,”巴塔拉村女商人和嘎里富纳社区领袖祖尔玛·诺拉莱斯说。“我们会采取措施落实会议的决定,以拯救巴杨医院,因为它是我们的。”

代表卫生部的希拉里亚·马丁内兹护士称赞了巴杨医院的工作,说它在这个社区扮演厂至关重要的角色。“巴杨医院是这个地带唯一的医院,”她说。“我认为它的收费是低廉的。要是没有这家医院,我们就不得不坐飞机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病,还得有人陪伴病人才行。”

两次会议后,当地政府部门开始与巴杨医院合作,努力扩展支持的基础。近来,该国的卫生部也开始过问这件事。凡是参与该计划的人都对巴杨医院渡过难关十分乐观。

巴塔拉村议事会主席纳蒂维达德·菲盖罗阿表示,他的村管会将与其它村合拟一项计划,以确保巴杨医院得到它所需要的支持。“关掉医院的想法是不行的,”他说。“但我们现在也要及时帮它恢复元气。”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10-12月总第27期)
图片说明:

1, 帕拉西奥斯及周边地区被当地人称作“地带”,与洪都拉斯其它地区隔绝,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图为一名伤者正被送往巴杨医院。

2, 地图文字: 中美洲 洪都拉斯 帕拉西奥斯 拉塞巴 特古西加尔巴
3, 巴杨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在医院前合影。
4, 图为巴杨医院繁忙的候诊室,这里日夜都有人就诊。

5, 在帕拉西奥斯附近的米斯基托人的可可比拉村,一组SAT的学生在学习。SAT(辅导员学习制)模式包含一套专门为农村学生编写的课程,用具有高度交流与互动性的系列教材来特别训练辅导员,使他们能够再去为得不到良好教育的农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同时也与他们的处境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

社会福利中心服务计划为流浪儿童开辟新前途

【巴西马淄斯市】十三岁的黛莉丝唇上涂了口红,身穿衬衫和紧身裙,一副饱经世故的模样,似乎和马斯罗职业学校五年级的同学格格不入。

马斯罗职业学校座落于圣阿塞市郊一个人烟稠密的贫民区。那个地方称为马法斯市,位于亚马逊河流域腹地,拥有二百万居民,且数目在迅速增加。

当黛莉丝刚刚进校就读的时候,她告诉老师她梦想将来能成为妓院的老板娘。对一位生活于这个贫民区的女孩子来说,这可能就是凭经验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抱负”。

黛莉丝在马斯罗学校获得就读小学的机会,而且还获得职业训练、道德教育和膳食供应。经过一年之后,她对未来的想法产生了极大的转变。

最近黛莉丝说她将来长大后要当一名教师。她解释说:“这里的老师对我好象父母一样。他们教我要尊敬别人和要有良好的品行。这些都是我父母从来未有教我的。”黛莉丝的这些话充分证明了马斯罗学校的成功。

在此处地区有一项服务工作计划,旨在帮助流浪街头的贫童成为社会上健康、正直和有用的成员。马斯罗学校就是这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这项服务计划称为“社会福利中心”,综合多方面的工作方法来促进社会福利。除了马斯罗学校教授一般的课程外,这个中心亦为流浪儿童特别设办职业及道德训练班,而且协助居住在附近的贫民妇女发起社区组织,目的在于使妇女发挥其潜能。此外又为街坊提供清洁用水及保健等服务。

这个由巴西巴哈伊社团主办的福利中心的服务与众不同。它除了提供教育及物质方面的援助外更给予这些青少年思想与精神的工具来改善本身的生活,使他们最终还可以有能力向别人伸出援手。

福利中心的主任费里阿·法辛女士说:“当然,在巴西有不少专为流浪街头的儿童服务的组织。我们这中心相信人人都有值得我们努力探寻的天赋潜能。这就是我们与别不同的地方。”

费里阿·法辛女士又说:“大部分的机构并没有兴趣栽培这些孩子。他们认为孩子需要金钱来过活,所以就教他们如何卖冰淇淋。这些依旧在街上游荡的孩子赚了钱,就学得吸橡胶水来麻醉自己。如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却相信要注意的是发展他们的天赋潜能,而且以综合精神与实际生活的有效方法来教导他们。”

全球性问题

当然,无家可归的儿童,并不仅是巴西的社会问题,而是可见于世界各地。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世界上约有一亿儿童和青少年在城市街头过着流浪生涯。他们之中的十分之一是被家庭遗弃或是离家出走,全凭自己的机智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拉丁美洲的流浪儿童占全球数字十分之四。而近年新闻报导在巴西的街童被半组织地杀害,引起了全球各界人士的特别关注。美国《新闻周刊》称在过去四年期间约有六千名流浪儿童在巴西遇害。

巴西的流浪儿童问题,部分是由于人口迁徒所造成。三十年前,巴西的人口十分之七居住在乡村。时至今日,十分之七的人口却是城市的居民。乡村居民向城市大量迁移,加上全国人口从以前的七千万人增加到现在的一亿四千六百万,社会服务及就业机会都远远不足以承担如此庞大的需要。全国各大城市周围出现的贫民窟就证明了这点。

马瑞斯市的人口在迅速地增加,街道两旁徘满以砖头废木搭盖,权充为居所的棚子。法辛女士指出,这些人家大部分是由妇女当户主,主要是由于她们的丈夫在城市找不到职业而被迫返回内地从事林业或矿场工作。每家平均收入大约每月60美元。

据亚马逊省国立研究院所称,马瑞斯市的儿童百分之四十营养不良。只有百分之十二的房子有化粪池,而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儿童患有寄生虫病。

家庭一般有多个孩子,儿童终日无所事事,在街头游荡。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儿童通常以从事盗窃、嗅橡胶水和卖淫渡日。

福利中心往日是孤儿院

这座社会福利中心在1985年创办,最先的数年租用一间屋子,作为被遗弃或受过虐待的儿童而未获人家收养前暂时居留的地方,基本上是一座孤儿院。屋子可以同时收容50名儿童。而在1985年至1992年就曾经为300多名孩子提供过服务。

在1988年,福利中心在圣何塞市郊买得12公亩未开发的土地,之后凭私人捐款修建数座建筑物,一年后迁到现址。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心开始转移其工作方向,发展成今日的综合教育学校和对外社会工作工程。

马斯罗小学可容纳240多名学生。十分之四的学生免费入学,而其中的40名更在课日下午接受免费的职业训练。

这所民办小学不单是因为它专为圣何塞市最贫困的儿童服务而出名,而其所用的教学课程也是与众不同。学生除了学习读、写、算等传统科目之外,更要接受道德及精神教育。这些道德与精神教育课程以巴哈伊思想为基础,强调宗教同源和人类一家,从而使孩子萌生更坚定的自信及自尊。

在马斯罗学校已任职一年的莫斯德保拉女士曾在官立学校任教四年,她说:“在其它的学校,精神教育课只是教授天主教的教义。如果班里有信奉其它宗教的学生,他们就感到失望和沮丧。我们的课程让他们讨论天下万民的同一造物主,对他们各人的心灵生活都有所帮助。”

伊哈莫斯德保拉女士接着补充说:“幸亏有我们这所学校,否则这些学生大部份会被遗弃,跟其它许多的孩子一样流落街头。许多学生出身自社会最贫穷的阶层,日常体验不到关怀和温暖。我自己感到他们需要爱护,目为这是他们家中所通常缺乏的。另外,有些学生常常挨饿,所以是极之需要学校方而的帮助。”

这学校教师的工资大约半数由政府支付。国家及市政府对这学校的看重由此可知。亚马逊省教育部长若苏埃·菲奥表示政府方面乐意和各个组织紧密合作以普及教育。而他却特别提出他对福利中心所倡导的教育思想格外满意。

菲奥博士说:“官方和巴哈伊社回有友善的关系。此外,巴哈伊和省长及我本人都是朋友。我们的精神和感情是互相系在一起的。”

向外界提供援助
除了办学,福利中心还尽力帮助附近社区的人,尤其是协助妇女改善社区的组织和发展。
例如,在学校附近街坊组织的母亲回,就是靠福利中心的帮忙而成功地创立。
附近有很多孩子都是就读于马斯罗学校。回为这关系,家长逐渐组织起来,成为一股推进社会变革的行动力量。

在傍晚时分,时常可以见到母亲团的成员联袂探访遇到了困难的家庭,大家设法提供援助和支持。法辛女士很多时也会加入探访的队伍。而最近的一晚,她们造访各位街坊,商讨食水供应的问题。

这地区缺乏清洁的用水。市政府没有为这处的居民安装自来水,所以全部食水是要由区外运人或从当地的水井汲取。

福利中心挖掘了两口50公尺深的水井,足以提供街坊大部分所需的用水。中心非但未有单方面决定在何时及何处设水管,反而邀请母亲团和各街坊磋商并且作出最后的决定。

这件事表面似乎是很琐碎,但在这个组织松散的地区,在何处设置供水管却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如果大家事先未有共识和一致接纳的决议,居住在水龙头所在的地段的一户人家可能会向其它人收取费用。而那户人家也可能成为其它人嫉妒的对象。

福利中心为母亲团提供了磋商的技术训练,使她们能够有更佳的组织和更善于调解各人不同的意见。所谓磋商,是全球巴哈伊社团都采用的非对抗式的决议方法。

法辛女士说:“通常一谈及用水的问题就有诸多的争执和党派问题,因为政治家一向是利用供水的问题来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你免费供水,大家没有拥有感,对水管被破坏或是失修都会漠不关心。然而,我们向坊众说明是让他们集体决定水管在何处安装和如何管理。例如我们要求各人合作,付出少数金钱来支助水管和水井的维修。到今时一切都顺利进行。我们相信这是懂得磋商所带来的良好效果。”

母亲团探访每一家人并和他们一同讨论设置新水管的优点和缺点与及应该在何处装设水龙头。全部过程都是家常闲话一样,不过主要是力图达到共识。这经验使大家明白到改善生活的责任是在他们自己身上。

玛丽亚·埃德马尔女士是母亲团的一位成员。她说巴哈伊社团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新观念:“许多人向我们许诺了很多东西,但却很少有实现。但是巴哈伊信徒总是愿意服务,树立了好榜样。”

(原载《天下一家》1994年4月总第16期,英文版1994年1-3月)
“无界孤儿院”成功,个人努力起作用

【多哥索图布亚讯】阿姆格那·科塔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在多哥腹地莫诺河畔的这个农业小镇长大。他的童年坎坷多艰,充满辛酸。

部分由于童年的经历,科塔科先生5年前在这里建起一所孤儿院。虽为本地人所办,却无分国家或种族,只要是孤儿,一律尽可能接收,因此闻名遐尔。

“我自己的童年多灾多难,”30出头、热情奔放的科塔科先生说。“在加纳和多哥,天灾人祸频生,很多儿童成为孤儿。我知道他们的痛苦。”

科塔科先生创办“无界孤儿院”(Orphanage Without Borders)并悉心养育孤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传奇故事。他的事迹也生动地表明,在看来几乎毫无可能的情况下,一个充满抱负的人,只受过一点儿训练,只得到社团一点儿帮助,怎样能够开创并操作一项成功而又适中对路的本地发展计划。

目前,该孤儿院租用一套有16间房的大屋,带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据科塔科先生介绍,现在收养了30个孤儿,还有30个走读学生。他还说,1992年建院自今,总共约收养了108名孤儿。

他聘请了6名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年长妇女,她们的子女已经长大,现在愿意从事照料其它孩子的工作。每个孤儿都被指定给一位妇女,并在一种尽可能营造的“家庭式”环境中得到养育。

科塔科先生在1984年成为一名巴哈伊。九十年代初,他在科特迪瓦的一所精神训练学校进修,在启发和激励之下,他开创了这项计划。“学校注重务实,如家禽饲养,也探讨精神问题,”当时住在多哥的美籍教育家梅雷迪斯·福莱说。“科塔科先生深受启发地返回家乡,立志为本地儿童的教育做些事情。”

起初,他办起了一个走读学校,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巴哈伊道德课程。但没多久他就认识到,真正急需的是照顾孤儿。可是,他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经验,他所受过的高等教育主要是新闻函授课程,另外,当地的绝大多数孤儿院是由外国的人道团体或宗教组织主办的,因此,要在这方面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和证书对他来说殊为不易。

“刚开始,他不得不为孤儿院的选址四处奔波,颇费周折,”帕尔文·琼内迪说,她也是一名巴哈伊,住在尼日尔,对孤儿院的事十分关心,曾数次到索图布亚访问该院。

福莱女士说,例如,在起步阶段时,科塔科和他的兄弟花了一年时间多种了一块地,用额外增加的收入作为计划的开办经费。他还得到了巴哈伊世界中心社会与经济发展处拨给的一笔为数2,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不过这里必须指出,这项计划只是个人行为,也没有多哥巴哈伊社团或其它巴哈伊机构的资助。

科塔科先生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及有口皆碑的人品,终于获得了回报。来自一些政府、非政府人道组织和个人(其中一些为科塔科先生致函联系的外国巴哈伊)解囊相助的款项一年比一年多,科塔科将它们集中起来妥善管理。例如,去年他自己编制的预算约为十一万美元,这个数目与西非国家中同样类型的计划相比,算是相当宽裕的了。他说,大部分的钱会用来购买更大和永久性的房子。

对科塔科先生来说,特别值得他骄做的一点,是接纳来自各种背景的儿童,无分彼此,一视同仁。多哥有30多个不同的种族,还有来自邻近国家的各种难民。

“我们接受任何国家的儿童,不论来自加纳.多哥,或是贝宁,”科塔科说,这便是起名‘无界孤儿院’的缘由。“这样,我相信无界孤儿院能够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尽一份力,”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7-9月总第30期)
图片说明:
1, 多哥索图布亚,“无界孤儿院”的部分工作人员与孩子们合影。
2, “无界孤儿院”院长阿姆格那·科塔科。
3, 地图文字:多哥 索图布亚 洛美 多哥
(主题)推广环保收音机
(副题)新型高灵敏度太阳能收音机为解决电
池需求激增问题提供了“绿色”方案

【中国成都讯】位于这个中国中部城市的成都电视电器联合集团公司的绝大部份职工每天都骑着自行车上班,这种交通方式被公认为最经济且最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这些职工们现在又在进行一项有关绿色技术的探索:大量生产一种廉价高效的太阳能收音机。

这个计划是与一个由一些巴哈伊组成的私人基金会合作,力求推广使用这种新型收音机,帮助乡村发展和提供解决由于电池引起的污染问题的方法。

“对所谓的第一世界而言,这里的问题是关乎环境影响的,”迪安·斯蒂芬斯博士说。他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电路,可使这种新型收音机比其它已出品的太阳能收音机更加有效率。“生产一个电池所消耗的能源是那个电池所贮存能源的80倍。电池用完后就被扔掉,不断制造污染,其重金属成份将污染大地达数年之久。

“我们正在做的是在探索一种能更好保护地球环境的新技术,”斯蒂芬斯博士说。他也是先锋信托基金会的会长,该基金会属非营利性质,正在为这个项目做协调和推广工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的问题在于,购买电池的钱加起来要大大超过收音机的价格。这对许多村民来说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斯蒂芬斯博士补充说。

“我们作过计算,譬如在象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如果每个月都更换收音机电池的话,那么这个开销就要占到一个工人月薪的10%。这和使用太阳能收音机比较起来,差别就很明显了。”

斯蒂芬斯博士指出,尽管以前也有人做出过小型太阳能收音机,但只能引人好奇一阵,未能最终推广。因为它们要么售价太高,要么用起来诸多限制,如要求在明亮的阳光下使用等。

“而这种新型的收音机里装有一种全新设计的电路,使它能在较暗的光线下,如窗口旁边,甚至在夜晚的汽油灯光下都可以正常收听,”斯蒂芬斯博士说。“要是在过去,你必须把太阳能收音机放在太阳光下曝晒才能收听。”

试产

斯蒂芬斯博士还说,这种收音机比以往的同类产品便宜的多。巧妙合理的设计,加上在劳力低廉的中国生产,因而大幅度降低了成本。第一批试产样机共100台,售价为25美元。以后生产批量越来越大时,售价将会越来越低。

“最终,每台的售价大概会降到17美元左右,”斯蒂芬斯博士说。“这个价钱在其它任何地方只能买到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据斯蒂芬斯博士介绍说,这种既高效率又低成本的产品已引起了多家无线电广播公司和发展机构的相当重视和兴趣。英国广播公司和丹麦全国无线电广播公司正在评估这种收音机的样机。

多家国际发展机构也订购了这种收音机作为测试之用。

“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美国华盛顿的教育发展学会负责发展信息服务的副会长朱迪·布雷斯女士说。“经常更换电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大难题。所以先锋信托基金会的做法肯定是值得推广的。”

布雷斯女士说她已订购了一部收音机作为测试之用,如果能通过实地测试,将对她的机构正在从事的一些无线电广播项目产生重大的意义。她说:“这种产品一定会有它的市场。”

这种收音机的首批样品型号为“先锋SR-2”,采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作为基本电源,串联成电池板装在收音机的背后。该型号收音机只能接收中波信号。斯蒂芬斯博士说,若加上调频和短波接收功能,会使价格大幅提高,而这通常是不必要的。“我们正计划在其它市场投放多波段的产品。”

这种收音机的尺寸要比现代便携式收音机大得多。它高15厘米,宽28厘米,厚6.5厘米。“它是一种桌面收音机,”斯蒂芬斯博士说。“是一种可以放在桌面或窗户边为全家收听的收音机。其4英寸喇叭和后置的大块太阳能电池板决定了整机的尺寸。”

创新的电路设计

斯蒂芬斯博士设计的这种新型电路只用1/25瓦特的功率便可驱动4英寸的大喇叭。“这大约是大多数收音机功效的十倍,”斯蒂芬斯博士说。他是电子工业的一位先驱,曾经负责为阿波罗登月太空计划设计超小型彩色电视摄像机。

斯蒂芬斯博士认为,中国参与生产这种收音机是很重要的。“成都电视电器联合集团公司在达成最后的设计和生产细节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斯蒂芬斯博士说。“我对我们的合作关系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对先锋基金会的原则和宗旨抱有极大的兴趣。”

在1992年5月完成的第一批产品数量为100台。“这只是试验产品,”斯蒂芬斯博士说。“下一步是生产一千或一万台。我们希望产品能引起一些慈善家或发展机构的兴趣,来购买或下订单。这样我们就可以大批量生产这种收音机。”

生产太阳能收音机是先锋基金会努力促进乡村广播的重点项目。该基金会的宗旨是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并推广实用和适当的技术,而其主要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为乡村无线电广播系统发明当地可承受的技术。

乡村广播系统

“我们在建立乡村无线电广播系统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引起了发展专家们的浓厚兴趣,”斯蒂芬斯博士说。“我们的构想是,设立一个微型的无线电台,使乡村有自己的本地广播。”

“也可以说,乡村电台是为乡村服务的一种工具。它可用于协商咨询,也可用来保护各种传统和文化。而且,在 “信息就是力量”的时代,乡村无线电广播还是提高底层民众素质的一种有力手段。它能将信息直接传达给人民。”斯蒂芬斯博士说。

先锋基金会最近发行了一本名为《乡村广播电台手册》的小册子,里面概述了有关设立乡村广播电台的技术和组织的知识。先锋基金会已经广泛试验过由斯蒂芬斯博士设计的小型太阳能系统。波多黎各的一所巴哈伊培训中心就是用它作照明和冷藏电源的。

该基金会还办有《先锋》通讯季刊,报道基金会的各项活动,刊载有关上述技术的辅导和普及性信息。

先锋委员会委员、现住在波多黎各的肯尼思·卡兰塔尔教授说,先锋基金会及其《先锋》通讯季刊的名称皆取自巴哈伊圣文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敦促巴哈伊信徒力争科学成就的“先锋”。

“我们的特别兴趣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适当的技术,”卡兰塔尔教授说。他是波多黎各圣赫尔曼的全美洲大学化学副教授。“尽管先锋基金会是由巴哈伊信徒建立的,并在巴哈伊信仰原则的指引下工作,但其会员资格却向任何怀有相同目标的人士开放。”他说,目前,先锋基金会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其成员却来自方方面面,背景多样,他们都很关心适当技术。

(原载《天下一家》1993年1月总第11期,英文版1992年7-9月)
图片说明:

1,“先锋SR-2”型太阳能收音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太阳能电池板较大,电路经过特殊设计,因而能在微弱的光线下正常收听。

2,图为中国成都电视电器联合集团公司的太阳能收音机生产线。

3,在前不久访问北京期间,迪安·斯蒂芬斯博士(图右)与中国广播技术学会会长何大中(音译)教授(图左)就“先锋SR-2”型太阳能收音机交换意见。中间是中国广播技术学会会长高级工程师和先锋信托基金会国际顾问团成员岳涛(音译)。

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改善玻利维亚高原环境
注重适当科技和基层教育,以改善资源贫瘠的高原环境

【玻利维亚科恰班巴讯】在安第斯山东麓的一个环境研究中心,威廉·贝克尔博士放眼眺望四周荒凉的山坡和干涸的谷地。然后他表示,有朝一日这里将重现湿润和葱绿的景色。该中心是贝克尔博士一手创办的。

这位年届66岁的生物化学家说:“虽然现在这一地区贫瘠荒芜,但根据民间传说,以往这里每年10月至来年的4月会下雨。我想,只需稍加筹划,用二、三代人的时间,就可重现往日的气候,使这片荒凉的沙漠变回绿地。”

沿着研究中心后面的溪谷向上走,贝克尔博士指着一道道用泥土和石头筑成的小集水坝说:

“这样的工程很简单,一天之内就可建好,而且所费无几。可是,如果它们构筑得足够多,就能够减缓雨水流失,使雨水渗入土壤中。我相信,久而久之,势必能提高地下水位,以前这里曾经有过的树林就可重新生长起来。如果整个玻利维亚都这样做,就能够改变气候。”

作为“多萝西·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贝克尔博士在他的有生之年肯定是看不到这样巨大的变化了。但是,这种治理环境的长远观念却是“多萝西·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一贯的工作原则和方法。

该研究中心致力探索如何利用适当的科技和教育来改善当地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的境况。长期以来,这些土著人在贫瘠的玻利维亚高原上过着困苦的生活。

例如,前不久该研究中心对一种太阳能温室进行了改进,以它能在高纬度地区低成本生产蔬菜和瓜果。已有约30个村落建起了120多座这样的温室。

研究中心还大力开发和推广适合高原地带的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技术。目前正在设计一种低成本沼气发电机,它能在高原上极大的温差情况下照常运转。

然而,研究中心不单是一个研究机构,它还通过外展计划和教育,把这些技术直接传授给当地的人民。比如,研究中心举办了农村环境知识成年学习班以及学龄前儿童班。这些学习班对各村接受新技术帮助很大。

“在学习班里,我们引导人们自己探求真理,然后付诸行动。”贝克尔博士说。“我们不把真理强加给他们。这样就有利于个人能力的发展。一旦村子里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发展,这个村子就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

高原的挑战

高原特有的气候和条件构成了与别处不同的挑战。玻利维亚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其部份原因就是它的恶劣地理与气候条件。安第斯山高原的海拔在3000至4000米之间,整个地区雨水稀少,昼夜温差很大,夜间气温可降到零度左右,而在白天会升到20℃。这高原地带其实是高山上的一片沙漠。

玻利维亚的大部份人口住在这干燥贫瘠的高原地区,主要靠种植马铃薯和其它本地谷物为生。羊和亚美利加驼是这里少数几种以高原上稀少的水草为生的动物,它们给这里的人提供肉、皮毛和奶制品。

玻利维亚全国人口的70%为原住民,主要是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虽然约75%的人有文化,但其中很多是“功能性文盲”,即会读西班牙文但往往不解其意。

上述这些情况正是研究中心要努力加以改变的。贝克尔博士说,他们之所以设计太阳能温室,是想以此改善偏远高山地区居民的营养状况。

“高原上的开地难以种植蔬菜瓜果,”贝克尔博士说。“因此,那里的主要食物自然就缺少蔬菜瓜果含有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脂肪。”

因地制宜的温室

多萝西·贝克尔研究中心设计的这种太阳能温室结构简单,造价低廉,一个家庭就能独自建造并打理。在高原上,家庭是基本的社会构成单元。这种温室用土砖作基础,用塑料管作棚架,再覆盖上塑料薄膜就成了。

这种温室能产生高温和湿气,适合生长各种蔬菜,如西红柿、番瓜、洋葱、萝卜和莴苣等。

研究中心提供温室建造技术培训,还提供有关的资料和材料。当地居民只需支付成本价的75%就可购得塑料管和塑料薄膜。

“本地区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平均约为150美元,”贝克尔博士说。“我们做过计算,每个太阳能温室一年的产值约为125美元。当然,收成的绝大部份自己食用,只有一小部份拿去卖。但原料消耗实际上也只有25美元左右。因此,这样的经济效益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可观的。”

按照这样的路子,该中心还正在研究适应高原条件的植树、水利和沼气技术。这里的土壤和气候对树苗的存活十分不利。不久前,有一个组织种下了7000多棵案树苗和克舒阿拉树苗。到了第二年,只有10棵树苗存活。其主要原因是土壤改良不当。

贝克尔博士认为树苗的成活率应当比这个数字高得多。目前,该研究中心正与12个村落合作进行小规模的造林工程。例如,两年来科里帕拉村种了3000株克舒阿拉树,这种树即可挡风又可做薪柴,并且适合在高原地带生长。

地区性的培训中心

多萝西·贝克尔研究中心乍看起来毫不起眼。它的总部位于科恰班巴市郊,占地只有3/4英亩,拥有几幢用土砖和镀锌铁皮搭成的简陋建筑,还有一个鱼池、一个蓄水池和一些实验田。

然而,这地方和设施对该中心开发和推广适当技术已经足够了。

“许多其它机构推广的太阳能温室比我们的效率和产量要高,然而造价也高,大约3000至4000美元,这要整个村子凑份合建才行,”贝克尔博士说。“可是,这里的家庭一般只能拿出50至60美元。因此,我们开发这样的经济能力承受得起的产品和技术。”

乔治·沙尔芬贝格是位于美国的“食品工业反饥饿运动”(FICAH)的主席,该组织三年来每年向贝克尔中心提供25000美元。沙尔芬贝格先生说,贝克尔中心确确实实希望让村民自行兴建并自行管理。

“其它机构搞的温室更加牢固些,产量也更高,”沙尔芬贝格先生说。他去年参观了贝克尔中心以及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其它四个同类机构。“可是,村民这边却没有同样的热情和主动。而在贝克尔中心推广的一些温室里,却使人明显地感觉到村民的主创性和能动性。

“有一次我参观一个温室。当时外面下着雪,温室里却种着香蕉。我想这样做产量可能不会高。但仅此就充分表明,这确实是他们自己的温室。这种从基本做起的社区发展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克尔博士认为,村民是否参与是在高原地区推广新概念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他还指出,示范的方法也同样重要。

例如,在科恰班巴,该中心的示范田向人们展示了施用堆肥和覆盖树根的好处。鱼池则用来示范在闭合系统里如何饲养鲤鱼并用动物粪便增加营养。

在建好的温室当中,有一个温室是与一座传统的两居室土坯房合建的。贝克尔博士介绍说,他想用这样的设计向村民表明,温室不仅用来种菜,还能通过太阳能的聚集为居室供暖。

正如前面提到的,沿着研究中心后面的溪谷往上有一些小水坝,用于蓄水和防止土壤侵蚀。它们将雨水引人鱼池和蓄水池。这个系统展示了如何用简便方法收集当地稀少的雨水并充分加以利用。

“显而易见,这是防止土壤侵蚀的好办法,”贝克尔博士指着那些小水坝说。“这里的人对新鲜事务通常不太热心,除非亲眼看到了实际效果。我觉得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一直艰难维生。所以,在决定做一件大事之前,他们一定要先看到结果,以做到心中有数。”

贝克尔博士相信,一旦高原地带的村落掌握技术和组织方法,能够把握自身的发展,玻利维亚全国的面貌就能焕然一新。

研究中心和“玻利维亚综合发展基金会”(FUNDESIB)有着工作关系,并且和该基金会一样,以巴哈伊信仰的原则作为指南。贝克尔博士本人也是巴哈伊信徒,他用自己母亲的名字“多萝西·贝克尔”来命名自己的研究中心。贝克尔夫人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曾是巴哈伊信仰的领导人之一。

贝克尔博士说,研究中心将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运用于工作之中,努力求得满足发展需求和注重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造物主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环境,”贝克尔博士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创造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当把自己看成是环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贝克尔博士接着说,同时,他还认为造物主赋予了人类独一无二的理解和思维能力,这是自然界中其它事物所不具备的一种属性。

“人类成了保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平衡的决定性力量,”贝克尔博士说。“我们既能学会如何把环境保护得更好,也同样能够毁灭它。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学会把环境保护得更好。”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9月总第5期,英文版1991年1-3月)
图片说明:

1, 图为在玻利维亚高原的科里帕拉村,几个艾马拉印地安人在一个太阳能温室里合影。该温室是他们在多萝西·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的帮助下建造的。

2, 图为贝克尔博士站在位于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多萝西·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实验鱼池边。该中心还研究在高原地带饲养鲤鱼的可行性,以改善当地居民的饮食营养状况。他身后沿山坡向上是小水坝系统,它将拦截的雨水转入鱼池。这套系统被用来展示防止土壤侵蚀的方法。

3, 图为多萝西·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编印的温室建造技术辅导资料。上面画有一座太阳能温室,下端的文字为土坯和土砖的制作方法。别具一格的是左端的文字:“嗯……建造温室所需的泥土是现成的。”

4, 图为在多萝西·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的总部,贝克尔博士与中心的管理员格雷瓜尔一家在一座示范温室前合影。

在玻利维亚高原山区荒漠植树造林

【玻利维亚科恰班巴讯】位于这个玻利维亚中部城市以西安第斯山脉中的这处高原高耸险峻,崎岖不平,只有那些最顽强的人才能在这里生存。

在与世隔绝的山谷里,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的小村落在雨季种些马铃薯,在斜坡边的贫薄草地上放羊,只能勉强维生。他们是这个最穷的拉丁美洲国家中的最穷的人群之一。

缺水是他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雨季只有约三个月长,而既使是在那时,干旱也时常使得马铃薯歉收。能够保蓄雨水的树木在很久以前都被砍伐作柴禾和建筑材料了。

多萝西·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威廉·贝克尔博士说:“这里的确是个山区荒漠。”该中心由巴哈伊发起创办,致力于玻利维亚高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改善,研究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适用的技术和教育。

在早些年,该中心着重帮助该地区的家庭建造能直接利用阳光的低成本温室,使他们在高海拔和非种植季节也能种植蔬菜和水果。【参见本书“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改善玻利维亚高原环境”一文】

近来,该中心向高原的部落推行一种简单但具有潜在深远意义的计划:建造能蓄积稀少雨水的拦截坝。他们的希望——目前正在部分地方实现——就是周期性的干旱将再也不会对马铃薯作物造成危害,草地将会更青翠,山坡将会被植树造林,而最终将实现全年供水。

贝克尔博士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说:“实际上这个地区的土壤很肥沃,可是由于侵蚀和干旱,许多曾经茂盛的植物消失了。而水土保持措施则有可能把整个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恢复到过去的样子,并将这一打下良好环境基础的做法用于其它农业和牧畜业计划之中。”

该中心努力的基础出自一项成人环境学习班和学龄前儿童班的计划。这些课程对帮助各社区采用新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着重于示范一个社区如何自力更生。例如,该中心的课程强调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强调全人类的基本团结与平等。这些教学方法帮助发掘每个人都拥有的潜在的抱负,使他们能够对自身的发展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贝克尔博士说:“在我们的课程中,我们提倡‘为幸福投资’的意念。这个意念以保持和尊重大自然这一根本原则作为基础。它也强调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无权去摧毁它,因为这样做也损害了他人的权利。”

由于有了自该中心课程所获的知识力量,1994年到1995年间,来自塔帕卡里省四个村落的毕业生将他们的朋友和邻居组织起来,筑起2,000多个拦水坝。这些位于科恰班巴以西约120公里的村落总共有300多人参与了该计划。

用石头和土方所构筑的拦水坝简单易做,只需三、四人花费几个小时,用来截缓雨水流失,使水能渗人地里,而宝贵的泥土则沉淀在拦水坝后面的收集池里。这种方法也用来尝试控制近些年来造成许多上好土地流失的严重侵蚀。

这些村落也开始着手兴建小型的树苗圃,以便为在蓄满水的拦水坝后面植树提供树苗。

虽然该计划进行尚不到两年,成效却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贝克尔博士说:“在一个村子,我们有了一块可作示范用的新湿地,同时还在别处增加湿地的面积。总计我们大概有500多个拦水坝正在填土并开始滤水。许多已经植上了新树。”

贝克尔博士还告诉说:“现在其它一些村子也在要求加入这一计划,因为他们看到了成果。”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1-3月总第23期,英文版1995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在库尔帕诺的高原村庄里,居民建起了能培育一千棵树苗的苗圃。一旦小石坝获得足够的土壤,能够帮助截蓄稀少雨水并控制侵蚀,这些树苗就会被种植在小石坝的后面。这一努力是贝克尔环境研究中心外展服务计划的一部分。

2, 虽然高原的降雨不足,然而一旦来临却是大雨滂沱,冲走宝贵的牧场土壤。图为瑶里托托村一角,土壤侵蚀威胁着这里的学校和教堂。

“不歇鸟”独力推动斯威土兰的环保运动

【斯威士兰姆巴巴内讯】在非洲的这个小王国里,伊尔玛·艾伦被她的朋友们称为“Inyoni kai phumuli”,即斯威士兰语“不歇鸟”的意思。这个绰号确实再贴切不过了:这名53岁的妇女是一位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环境教育专家。

艾伦博士在非洲居往了30多年,致力于改进肯尼亚、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的学校课程以及师资培训工作。目前,她就职斯威士兰教育部教育与培训司司长。

然而,在业余时间,这位美籍墨西哥人越来越专注于环境教育及有关活动。她是斯威士兰全国反乱扔垃圾运动的发动者,也是斯威士兰环境保护俱乐部运动的创办人之一。她编写了一部以非洲为重点的环境教材。她还是肯尼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政府的环境问题顾问。

1988年,由于上述活动与努力,艾伦博士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颁发的“全球五百杰出人士”(Global 500)环境保护成就奖。

“在斯威士兰,凡是说起环境问题,你总会听到有人提及她的名字,”斯威士兰自然资源、土地利用和能源部兼斯威士兰政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重点项目办公室高级官员姆布索·德拉米尼说。

艾伦博士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全国反乱扔垃圾运动,即“清洁和美化斯威士兰”运动,并为此获得了在迈阿密召开的“全球妇女与发展大会”的表扬。艾伦博士与其它来自世界各地的218名妇女代表应邀出席这次大会,汇报了她们在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计划方面的“成功事迹”。

这场“清洁和美化斯威士兰”运动是在1986年由艾伦博士发起的。那一年,她召集了政府部门、市政厅以及全国性非政府组织,如童子军、环境健康协会和各类妇女组织等各方面的代表,一起讨论如何处置斯威士兰日益增多的固体废物的问题。

总共约有4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它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问题,如废物回收利用、环境教育、环境决策、新闻媒介和商业。由此,这项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例如,主要由妇女组成的废物回收利用小组已经开展了一项废纸和玻璃回收利用活动。它正在添置一台空罐头压包机,不久就可回收空罐头。

斯威士兰的一些学校小组已给组织了多次植树日活动,主要协助控制水土流失。另一些学校组织则“包干”了道路两旁的地带,他们负责道路两旁的清洁卫生。

“清洁和美化斯威士兰”的参与者之一扶轮社的清理活动的对象则是流经首都的一条河流。这场运动还导致了反乱扔垃圾法律的起草,预计该草案将很快提交斯威士兰国会审议。

艾伦博士是斯威士兰巴哈伊社团的成员之一,该社团已经从事了多种旨在提高环保意识的活动。例如,在过去的三年里,斯威士兰巴哈伊社团每年都组织了“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与公众活动。

艾伦博士从巴哈欧拉的启示中获得了很多灵感。她在前不久接受访问时说:“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做成这么多工作的原因之一在于,身为本国巴哈伊社团的一个成员,我领悟到了求同存异、大同团结的道理。

“巴哈伊社团成员的背景迥异,却能齐心协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要会欣赏别人的文化和观点,”她接着说。“这种体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在‘清洁和美化斯威士兰’这样的运动中联合各方面的力量。”

自然资源部的德拉米尼先生说,艾伦博士在这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她能将形形色色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工作,还能为计划提供进行的方向和持续的动力。

“她对任何事情都不只是说说和祈望而已,”德拉米尼先生继续说。“她更由始至终地亲力亲为。不过,伊尔玛已经在斯威士兰居往了多年,大家彼此都很了解,所以即便她所做的事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有影响,我们也不会觉得她过于热心或惹人反感。因此她和所有的工作小组也都合作得很好。”

(原载《天下一家》1992年4月总第8期,英文版1991年10-12月)
图片说明:
1, 在姆巴巴内的家中,伊尔玛·艾伦博士展示一张她发动的“清洁和美化斯威士兰”运动的宣传海报。
2, 斯威士兰姆巴巴内的学生们参加“清洁和美化斯威士兰”运动,在路边拾垃圾和废物。
巴哈伊环保教育帮助改善巴西环境
农业学校讲授可持续森林管理方法

【本文转载自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所属环境保护与宗教网络的通讯刊物《新路》(1991年1-2月期)。该网络是由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于1987年成立的,旨在使世界各大宗教组织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环保活动。本文作者为《新路》编辑莱拉·阿利亚那克。】

【巴西亚马孙伊兰杜巴讯】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巴哈伊在亚马孙地区开展了一项计划,教导当地人如何从热带雨林谋取生计而又不破坏它。

亚马孙共兴发展协会(ADCAM)除了开办一所孤儿院外,还主理贾拉勒·埃格拉里亚马孙农艺学校。该校给农村青年提供农业技术培训,还进行基本的识字和卫生保健教育。

学校位于伊兰杜巴镇附近的雨林边缘地带,该镇地处内格罗河与索利蒙伊斯河的交汇处,这两条河在镇子边汇合后形成了亚马孙河。因此,这所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开展自然保护工作。

亚马孙共兴发展协会的这项计划是从80年代中期着手进行的。当时,设在以色列海法市巴哈伊国际总部内的世界正义院颁令,任何发展项目在物质、文化和精神上都必须面向“基层民众”。也是在那个时候,一队由医生、兽医和农业专家组成的探险队对亚马孙流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探险队回来之后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和两个主要目标:改善教育和健康。而这间已开办了两年的学校正是其结果之一。

“我们总共约有40名学生,”凯西·莫纳杰姆说。她和丈夫一同管理这所学校。“他们的年龄在12-18岁之间。有些蒂库纳印地安学生来自遥远的塔巴廷加镇,坐船要花上一个星期。”

“我们学校与其它学校一个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按巴哈伊历制定教学日程表,即每19日为一个月。我们安排男生班和女生班轮流上课,譬如这个月男生上课,下个月则轮到女生。”

“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照这个安排上学。我们有来自哥伦比亚边境地区的印地安学生,因为回一趟家实在太远了,所以他们在学校里一呆就是三、四年。”

“这种情况造成了亚马孙河流域相当普遍的一个问题,”法尔汉·莫纳杰姆解释道。“因为学生们离家太久了,习惯了城镇生活,所以不愿意返回家乡。而他们所学的知识又用不上,因为在城里很难找到工作。”

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因为有较好的就业、保健和上学机会,所以吸引了很多农村人。但他们一旦到了那里,梦想也随即破灭。找工作难上加难,许多人因此借酒浇愁。而通常家庭的子女很多,结果许多女孩子沦为娼妓,有的甚至11岁就出卖肉体。

“我们的轮流上学制度正好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学生们没有时间呆在城里,因为家住学校附近的学生每个月都得回家。而我们要求他们回家时把所学的东西传授给其它人。另外,他们还必须做一些社会实践,如在自己家乡进行有关卫生保健和防疫的调查。换句话说,我们的学生是互动型的,即学以致用,课堂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们返校时也带回了对社会的感性知识。”法尔汉说。

“我们尝试向学生讲授可持续性农业的概念。我们还设有养鱼技术和废物处理课程。总的来说,我们学校的教育立足于生态学。”

“例如,学校附近的森林毁损严重,我们就讲授再造林技术。我们还搞了一些小规模的有机肥料耕作,收成则被送给本地贫穷的家庭。”

学校传授的小型农业技术对改变当地的传统耕作很有帮助。这里的农民通常只种树薯,学校帮助他们改种多种经济作物。

“我们学校搞了一些生产项目,”法尔汉介绍说。“我们有一个半密集型的养鸡场,饲养本地鸡与外国鸡种杂交出的鸡种。我们把这种养鸡方法教给农民,这给他们带来了所需要的副业收入。”

每个鸡棚每月可创收40美元,这就使得农民有了其它的技术作生活保障,而不再靠烧毁树林耕种。学生还学习用鸡粪制造堆肥,从而可以减少使用杀虫剂,而大量使用杀虫剂已成为当地的一大问题。学校鸡场的创收可为该校补贴30%的年度开支。

在热带雨林被迅速地砍伐和大片土地变成牧场的情况下,替代型的农业经济技术显得愈加重要。整个亚马孙河流域遍行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这是环境严重破环的一个主因。农民烧毁或砍倒树木,然后种植木薯。几年之后土地变得贫瘠、不适合耕种时,又轮到牧场主光顾这里了。农场主在伊兰杜巴的所作所为可谓生财有道。

一旦农民准备放弃耕地,牧场主就把制砖工人叫到地里。牧场主先拿走最好的木料卖给锯木厂。然后叫制砖工人砍伐剩下的树木并送往当地的砖场。这样一来,牧场主赚了双份的钱:先是获得了牧场;然后又把木材卖给锯木场。而且,他的牧场不花一分钱就清理干净了。

学校在环保教育和活动方面有专家作指导。为了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生态农业概念,校方请了一位大学教授来校拟定若干基本的环境与生态措施。他还帮助学校开展了几个小规模的再造林计划。

“实际上,我们的教学环环相扣,具有很强的整合性,,”凯西解释说。“我们训练学生观察大自然,使他们了解其中各方面密切相关、息息相通。我们的一个主要宗旨是培养我们学生的社会意识,教育他们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类的心态与精神品质的反映,帮助他们从大自然的观察中找出与人类社会相通的规律和结论。”

除了环境和农业知识,学校还教授卫生和天然医药知识。

“我们还计划做的另一件事是建一个草药圃,”加拿大医生达留斯·阿哈万说。这位巴哈伊是亚马孙共兴发展协会的志愿工作者。“我们打算向本地的土著人讨教,以便选择最好的草药。在巴西有滥用西药的现象。我们这个草药圃可以减少人们对西药的依赖,同时又可以省钱。”

“我在医学院里学习了基本的医疗技术。但也看到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在一个研究中心,我看到一次肝脏移植手术花费了一百万美元,但结果只能使病人多活两、三年。这钱理应花在卫生教育、免疫和开办诊所上面。”

“据我所知的一次统计结果显示,75%的疾病是由饮用不洁净的水引起的。全世界每天有三万人死于和水有关的疾病,这相当于每三天投下一颗广岛原子弹。”

“巴哈伊拯救不了全世界,”阿哈万医生解释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探索出较好的解决方法,给其它人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听到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天,一片森林起火,动物四处逃命。这时,一只小鸟嘴里衔着水飞来救火。其它动物问它为什么这样做,说这么一点儿水岂不是杯水车薪?!小鸟回答说,我尽力而为。要是大家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力,这场大火不就可以扑灭了吗……”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11月总第6期,英文版1991年4-6月)
图片说明:
1, 亚马孙共兴发展协会开办的孤儿院教导孩子进行有机肥料耕作。
2, 这个鸡场的收入可为学校补贴30%的年度开支。
3, 一位毕业生在为新生讲授栽培技术。
儿童游戏为台湾环保教育增添动力
【台湾台北讯】去年夏天,马美华和马罗德到台湾南部的一个村子探访时教那里的孩子玩一个简单的环保游戏。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建和里的儿童显示出了他们自己对环保的理解,马氏夫妇看到后很是惊喜。以后他俩儿在主持台湾政府及台湾巴哈伊环保处赞助的一系列环保培训班时,一再提到这个例子。

这个称为“呼吸的树”的游戏要参与者分别扮作“树”和“动物”。 游戏规定,动物要站在树下才可以呼吸。然后,一位“伐木人”到这假想的树林中“砍伐”树木,迫使动物们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下,以求生存。

到游戏结束时,所有的“动物”都只好挤在唯一的一棵未遭砍伐的树下——这个场景生动地说明了树木给动物及人类提供氧气的重要性。按马氏夫妇以往的经验,这种游戏结束时孩子们通常都会倒在地上笑作一团。

可是,当把游戏教给建和里的这群儿童时,末了他们却紧紧抱住仅剩的那一棵树,好象是在保护它,不让它被“伐木人”砍掉。

“我逢人便讲这些孩子是怎样玩这个游戏的,”马夫人说。她在1989年来台湾之前在英国曾任自然环境监护人。现在他们夫妇二人共同主理台湾巴哈伊社团的环保处。“我认为他们确实明白到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去年10月,台湾农业委员会再次拨款资助台湾巴哈伊环保处进行一项为期九个月的五城市环保教育计划。这笔一万二千美元的资金使马氏夫妇能够继续将环保教育的技术传授给台湾各地的小学教师,使他们能在课堂上更好地培养小学生对环境“倍加爱护”的态度。

今年3月至5月为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在三个月里,马氏夫妇主讲了38个研习班。参加培训的有750多人,大部份是老师。

这项计划的头两个阶段旨在普遍提高台湾民众的环保意识。具体做法是向教师们传授环境保护教育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包括“呼吸的树”这样的游戏及活动。“这些活动的中心思想就是尊重所有的生物,”马夫人说。

台湾的教育工作者对这项计划表示欢迎。“在这些研习班之前,我们的教师只教孩子认识树木的名称,还从未讲过有关树木的知识和它们对环境的重要性,”台北市中山小学校长刘美淡说。该校去年春天为教师、家长及孩子们举办了一个研习班。“过去我们对环境教育不太重视。”

“现在,孩子们对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刘女士说。她还担任台湾儿童教育协会的秘书。

台湾最近开始醒悟到保护她的环境的必要。经济的迅速成长使这个岛屿成为太平洋经济圈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却带来了当地环境严重恶化的副作用。

马氏夫妇之所以搞起这项培训计划,还得从他们刚到台湾时经历的一件小事说起。他们的一位朋友彭陈慧敏女士住在台北近郊的新店,她邀请他们到她的母亲会作一次环保讲座。

讲座结束后,母亲会的一位会员王保子女士邀请马氏夫妇为她的家庭主妇基金会主持一个为期两天的研习班。开班的第一天约有25人参加。第二天,台湾两大电视台的采访队、5名新闻记者及110位人士到场。

“我们非常惊讶,”马先生说。“想不到台湾人对我们的做法如此好奇。从未有人用游戏的方式进行环保教育。”

最终,系列培训班的成功使得台湾农委会拨出第一笔三千美元的款项,资助马氏夫妇着手下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计划,台湾巴哈伊总协理会也给予组织上的支持。该笔款项用以支付马氏夫妇巡回讲授的费用,台湾巴哈伊社团则在开办培训班的七个城市提供翻译和经办人员。

除了研习班外,马氏夫妇还编写了一本40页的小册子,内有他们在培训班上讲授的许多技术与活动,由家庭主妇基金会翻译出版。首版已经全部告謦。“台湾教育发达,国力强盛,”马先生说。“他们能创造经济奇迹就一定能创造环保的奇迹。”(白博陆报道)

(原载《天下一家》1991年6月总第4期,英文版1990年10-12月)
图片说明:

一群台湾的小孩子在玩“蝙蝠与飞蛾”的游戏。这种旨在培养儿童基本环保意识的游戏在最近台湾巴哈伊社团组织的环保教育培训班上被推介给学员。图中,站在圆圈中间被蒙上眼睛的小孩子扮演“蝙蝠”,另一位小朋友假装“飞蛾”。 蝙蝠发出声音时飞蛾要回答,藉此模仿蝙蝠靠声纳系统“看见”猎物。这个游戏有助于儿童了解食物链各个环节的重要性。

凯文·洛克:胸怀世界的拉科塔民族艺术家

【美国南达科他州白河讯】玫瑰蕾苏族人保留地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祈福集会,即“白河传统帕瓦”。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是拉科塔人最富传统性的集会之一。观众坐在环形的帕瓦看台上,用刚折下的松树枝遮挡8月似火的骄阳。到了晚餐时,苏族人食用炸面包和野牛汤,这汤是加上苏族人自产的肉用明火熬成的。

仪式主持人弗朗西斯·莫里森征求男孩子报名参加由知名的拉科塔族舞蹈家和风笛演奏家凯文·洛克教授的藤圈舞学习班。这也难怪,因为按照传统,只有成年男性才能表演传统的藤圈舞。

顺便到访的洛克先生出入意料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他明确表示他乐意教所有的人,男孩女孩都行。他马上走到主席台上莫里森的跟前要求更正。“女孩子也行,”洛克先生和蔼地提示莫里森先生。

“好的,”莫里森的态度挺好。他对着话筒说:“女孩子也可以参加。”不一会儿,就有几十个男孩和女孩走出来站到了帕瓦仪式会场的草地上,拿起五颜六色的藤圈,开始跟着洛克先生学跳起来。孩子们边学边舞,十分开心,沐浴在他们自己的文化里。

这一幕场景生动地反映出美国印第安人社会目前正发生的变化,以及洛克先生在他们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这么多年轻人踊跃参加白河帕瓦仪式这样的集会,表明了现在正兴旺于北美中部印第安人保留地内外的印第安文化的全面复兴。在多年备受贫穷、酗酒及被迫接受白人文化等问题的困挠之后,许多印第安人,跟北美、欧洲和亚洲都市里非土生土长的向往心灵启悟的新一代一样,通过重新发现本民族的文化,找到了希望和精神的再生。

其次,这件事,再加上洛克先生所受到的白河帕瓦委员会及其它方面的热情接待,就已经说明了他在这场复兴中的作用。大约20年前,洛克先生开始自学他祖先——通称为“苏人”——所讲的拉科塔语。几年后,他又自学了拉科塔风笛和藤圈舞,以帮助复兴这两门重要的传统艺术。如今,他的风笛演奏和藤圈舞蹈已享誉世界,成百上千的印第安青年人把他当作榜样。

第三,这件事还体现出洛克先生复兴民族文化做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矢志让自己的艺术超越传统的局限,宣扬包含男女平等、人类一家和世界公民概念的大同理念。

献给世界的礼物

去年夏天的帕瓦仪式期间,洛克先生造访了南达科他州拉科塔人社区。在与他随行的几天旅程中,发现他不单看重自己的美国印第安人身份,也把自己看成一个世界公民。他在生活和艺术中都最着力表明的是,拉科塔传统艺术不仅对他的民族非常重要,也是给世界各地人民带来欢乐和心灵净化的宝库。

“我觉得拉科塔人能呈献给世人许多礼物,”洛克先生说,他的印第安姓名为“TokeyaInajin”(意为“首起者”)。“人们也非常想得到这些礼物。我们知道人类正处于关键时刻。现在我们必须从世界人民的心灵宝库之中汲取各种知识源泉。”

他相信,拉科塔文化所能呈献给世人的包括一些精神价值观,如高尚、坚韧和尊敬,以及与大自然及所有人互相关联、融洽相处的永恒意识,这种意识已由他在表演舞蹈时所用的几十个藤圈象征性地体现了出来。

对洛克先生来说,拉科塔的传统艺术形式是让世人分享这些价值观的最好方式。从1978年至今,他己到70多个国家作过表演,其中有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全球论坛期间的临会表演和前不久对亚洲12国的旅行演出。1996年6月,他还在伊斯坦布尔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人居二)期间献艺。

邀请他表演的越来越多,他演出的音像制品在世界各地销售了20多万盒。

“我到过世界不同的地方表演,”洛克先生说。“观众们都很会欣赏,称赞‘棒极了,大美了!’人们都津津乐道,是呀,这肯定了我的身份,证明了我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的荣尚。这样一来,这些真正的传统就具有了将我们的全球文明连结起来的力量。”

他的发现之路

洛克先生的家族世代以来一直热衷于保存和发扬先辈的遗产。他的太曾祖父是一位拉科塔著名的爱族人士,别名“小乌鸦”。他的曾祖母妮姬塔·欧江江·温是有名的传统女医师。他的母亲帕特里克·洛克是一位争取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受人敬重的积极分子,她在争取通过里程碑式的《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案》的游说中发挥了作用,这项法案恢复了印第安人自由从事他们的精神传统活动的权利。她还帮助17个拉科塔部落创办起自行管理的学校。1991年,她因上述成就荣获有声望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奖”。

洛克女士希望她的儿子能受到传统文化的良好培养和熏陶,于是送他到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印第安艺术学校读高中。毕业后他回到南达科他州他祖先的故土拉克永久保留地,开始研究拉科塔预言家“白牛犊女人”的教义,她出现于约一千年前,规定祈祷、舞蹈和斋戒是精神净化和准备的方式。

“我小的时候接触过很多宗教传统,不过以后我就开始参加自己民族的精神仪式,这对我触动很大,”洛克先生说。“从1973年,也许是1974年,我开始按印第安方式每年都守斋戒,去到一处荒野,独自静呆四大,不吃也不喝。”

差不多在这同时,他开始学习拉科塔语。这件事本身就非同寻常,因为他小的时候难得听到这一语言,那个时候讲拉科塔语是非法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对拉科塔人的政策是根除与灭绝的政策,”洛克先生说,他解释了联邦政府宣布拉科塔人的语言和宗教活动不合法的原因。“眼看这一招未能奏效,他们又决定实行全盘同化。”

很多印第安人不顾这些法律,继续暗地里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讲他们的语言。洛克先生向他们求教,他回忆说:“我经常与那些讲拉科塔语言的老年人呆在一起。只要我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就会要他们再说一遍并作解释。”

70年代,洛克先生越发醉心于他的民族的语言和传统。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和做行政管理事务的同时,他修学了南达科他州大学教育行政管理课程,获得硕士学位。他还曾入读某法学院,但很快就退学了。“入学的第三天我就发现,我其实并不需要去读全部法律专业课程,那会整个儿改变我的思维,”他说,“实际上我是属于那种爱探究事物的人。”

学习巴哈伊信仰

70年代晚些时候,他萌发了进一步巴哈伊信仰的念头,这个世界性的宗教19世纪中叶创立于伊朗。他说:“促使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当时我们知道快有自己的孩子了,思忖着这个小生命会降临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前途又是怎样的。”

他开始了解巴哈伊信仰的历史和教义。这个信仰教谕,上帝只有一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包括许多土著与民间性的,都是同一个亘古与永恒信仰的表达。了解到这些之后他断定:“白牛犊女人”的很多预言已经应验。

洛克先生说:“拉科塔人的主要祷文祈求能得到‘生命之树’的荫蔽,此外,有关大‘生命之圈’的教谕是,创造界的许多圈,或者说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民,是休戚与共的,注定要融为一体。”他指出,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巴哈欧拉有一个称号就是“生命之树”。

“我明白到,‘白牛犊女人’的教谕是伟大的神启过程中的一部分,这过程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它在巴哈伊信仰这里达到了终极,”他说。“我还认识到,巴哈伊信仰的教义没有贬抑或以任何方式否定我自己原有的传统宗教。很多人问我,‘巴哈伊信仰如何能够与你的印第安精神传统相协调呢?’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假定,即人的宗教体认是从基督教那里获得的,至少这里的人是如此。因而,你若皈依一个新的宗教,就必须放弃原先的信仰。

“可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却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份神圣的馈赠,它们都出自同一个恩泉,”他说。“换句话说,真正有价值和美好的精神传统都产生自同一个根源,它们都具有警世预言的传统,都预示了团结和人类光荣的未来,即一个世界文明的绽放盛开。因此,我们实无必要拒绝、否定或蔑视别人的精神遗产。”

博采众长

打那时起洛克先生就成了一名巴哈伊。他在他妈妈家里发现了一支旧风笛,于是又开始学吹传统的拉科塔风笛。他一遍又一遍地听国会图书馆的民乐家在三十年代灌制的两首民乐曲,然后跟着自学吹奏。通过反复的练习,他掌握了运气和指法。他说:“在我开始吹风笛时,拉科塔-达科他风格的风笛演奏家仅剩一个,而且已经上了年纪。”

为了掌握更多的乐曲,洛克先生再次向年长者求教。虽然这些老人不吹风笛,可他们却记得很多歌谣和乐曲。洛克先生说:“就这样,我开始收集乐曲并充实自己的演奏曲目。”

洛克先生由于他那优美动听富于魅力的演奏而声名鹊起。他开始经常在传统音乐会上演出。1980年,美国新闻署开始委派他到世界各地作文化交流巡回演出。1990年,他荣获民族艺术天赋组织颁发的“民族遗产基金大奖”,这是授予民族艺术家的最高荣誉。

他还录制了10多盘风笛演奏录音,最新出的一盘在全世界售出了175,000多个。“这对一个传统音乐家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全国传统艺术理事会副会长安迪·华莱士说,该会赞助了洛克的许多旅行演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使他的艺术跳出了帕瓦圈子的世界,走向了一般公众,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比得上他。”

复兴藤圈舞

洛克先生以前曾学过藤圈舞,这种舞蹈在一个名叫“好熊阿罗”的北达科他州曼丹希达察人过世之后,就几乎消声匿迹了。洛克回忆道:“我们在纽约市演出过几场,当时我们住在一起。他对我说:‘我想教你藤圈舞,我打算给你上四次课,而且现在我就给你讲一课,其余的以后再教。在我教完这些课之后,你就要靠自己了。好好练吧,它对你会有深远的影响。’说完后他就拿出了藤圈,作了一些动作编排,这前后花了一刻钟。第二天他就走了,我也离开了那里。

“几天后,阿罗的妈妈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一次意外中身亡。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家后,我夜里发梦,那是好几个非常逼真的梦。梦里我见到他,他在跳一种很优美很有活力的藤圈舞,用的都是这些编排,非常流畅,非常自然。”

洛克先生相信这些梦就是阿罗允诺要教的课程,是由另一个世界传来的。“这些课程可不是照步就班、机械呆板的教学。它们告诉我,这是一种途径,使你将现在与过去、现在与将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联系起来。”

于是他开始了自学藤圈舞,所用的方法跟他自学风笛的差不多。通过研究古代舞蹈的形式和象征手法,他逐渐编排出身段台步和藤圈的舞动。洛克说:“有一些编排现在成了规范套路,一般的人都能照学照会,而这些是阿罗在那天晚上示范给我的,好让我能够掌握它们。”

如今,洛克先生的藤圈舞与他的风笛演奏一样有名,人们也都知道他热心传授这两门艺术。他说:“差不多我每演出一次,都要教它一次。”

位于弗米利恩的南达科他大学教育学教授韦恩·埃文斯博士说,洛克先生确实唤起了很多印第安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兴趣。“凯文用他的方式为我们的文化作出了真正的贡献,给我们的青年人以很大的影响,”说这番话的埃文斯博士也是玫瑰蕾苏族人。“他并没有独得自享,而是奉献给了其它人,这就是拉科塔人的作风。”

对洛克先生来说,他认为保存并与人分享他的艺术是非常重要的。他把民间艺术和传统比作一部大书——人类之书——的一些章节。“如果你没有收入所有的民族及其传统,”他说,人类就不完整。“这部大书就缺少了若干章节。”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4-6月,总第26期)
图片说明:

1, 在每年一度于玫瑰蕾苏族人保留地举行的白河传统帕瓦仪式期间,拉科塔族舞蹈家凯文·洛克教孩子们跳藤圈舞。他的舞蹈和传统的风笛演奏驰名世界,到过70多个国家演出。但洛克先生仍经常抽出时间教年轻人跳这种舞,把一种曾濒临绝迹的传统艺术传授下去。

2, 图为凯文·洛克在伊斯坦布尔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人居二)非政府组织论坛上表演。他以他独有的方式邀请观众参与,教他们一些藤圈舞的舞步。

3, 凯文·洛克
4, 拉科塔风笛演奏家和藤圈舞蹈家凯文·洛克于1995年8月在南达科他州乌鸦溪帕瓦仪式上表演。
(主题)文艺载道理 多元融一体
(副题)世界各地巴哈伊青年大行文艺研习倡导宽容与和睦

【德国普劳讯】12个月内的19国之旅,百花舞蹈研习团的成员们什么都经历过,已经见怪不怪,处惊泰然了。比方说吧,在战火纷飞之时,他们竟千方百计地穿越了克罗地亚边界。还有一次,他们坐的面包车离奇古怪,接连爆了三次轮胎。

不过,对研习团的很多成员来说,这一年中最令他们难忘的,莫过于访问这个原属东德的贫穷乡村的经历。在那里,有几个嚣张的青头仔(剃短平头以示其种族歧视立场的年轻人)很快就与研习团的成员交上了朋友。这个舞蹈研习团大力传播建设一个多样并存、百花争艳美好世界的理想。

百花舞蹈研习团在这里的一所中学表演,他们的音乐和舞姿极具感染力,生动地表现了反毒品和反种族主义的主题。不料遇上一帮青头佬纠缠不休,挖苦嘲讽。在演出后接着举行的青年座谈会上,他们又对研习团成员出自许多不同种族与背景加以非难。

可是,研习团的成员们始终以友善和坦诚相待,一位成员还设法接近他们,与他们交谈。这些做法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一些青头佬消除了戒心,开始与研习团的成员聊了起来。

“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想看到外国人和移民到德国来,”研习团成员之一的狄塞尔·施雷德说,就是他与青头佬先聊起来的。“他们觉得外国人和移民抢了他们的饭碗。我们跟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次日,他们又来找我们了,不过这次却是想与我们交朋友。”

不过几天,这帮青头佬就成了研习团的铁杆崇拜者,他们看了该团在这里的许多场表演,还与演员们混得很熟。就这样,青头佬们原先的敌视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我们作最后一场演出时,就是他们把观众席的气氛掀到了高潮,一再叫喊‘再来一次’,”舞蹈研习团成员瓦希德·哈姆西说,他来自瑞士,今年20岁。“演出结束时,我们自报我们来自哪个国家,每说出一个国家,他们就抱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他们十分喜欢我们的提倡种族平等的舞蹈。”

转变的过程

百花舞蹈研习团主要是由巴哈伊青年组成的。该团在这里所引起的这种热烈与逆转性的反应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绝非偶见。而且,这种情形并不限于百花舞蹈研习团,也同样常见于遍及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的数百个巴哈伊舞蹈团和剧社。

这些巴哈伊青年研习组织是七十年代成立于美国的,旨在接触沾染种族偏见、有组织暴力和吸毒的青年,用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与精神原则感化他们。

这些组织是通过两步法来进行他们这种努力的。起先,研习组织的成员进行小组集中磋商,探讨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然后将所获之心得即兴编排到戏剧和舞蹈中。第二步有时是与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的,成员们开始为他们的同龄人作免费表演,通过栩栩如生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消除种族歧视、免于吸毒、妇女解放以及其它正面社会原则的主旨。

这些巴哈伊青年研习团设法接近年轻人,用积极进取的正确思想影响他们,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他们已经在世界范围进行了有计划的扩展, 而这是在没有统一组织与指导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成功模式,不断加以推广而做到的。

随着这类研习团概念的推广,矢志变革的青年新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他们采取拿来主义方法,兼收并蓄世界各种文化与艺术的养料,从起源于美国都市中心的“吟快板”(以快节奏念出歌词的一种流行歌曲演唱形式)和“摆臀舞”,到成员所来自国家的传统土风舞和歌曲。在“多元化”的口号下,这些研习团全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放眼世界的意识和情操,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全部表演节目中,也体现在组织的构成上。

“研习团要传达的首要信息是‘多元一体’,”奥斯卡·德格雷说,七十年代他最早在洛杉矶创办研习团,并从那时起与其它人一道在世界各地阐明并改进这个概念。“我们尝试说明,任何人,无论有什么差异和不同,既然被创生于世,就要给这个世界一些回报,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合作,”德格雷先生说。“研习团的建立和运作本身,对青年人来说是一种多民族与多文化的体验。”

这些研习团的青年成员在艺术方面几乎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但却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准。作为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巴哈伊青年研习社已经为若干联合国重大会议、地区性艺术节和各种青年论坛做过表演。然而,无论表演水准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它们几乎都得到了同样的好评和欢迎,打动了各地观众的心。请看下面的事实:

● 第三次大洋浪潮青年研习社是由来自11个国家的32名青年组成的。七、八两月该社访问了中国4个城市,寻求建立友谊、博爱与亲善的关系。“在中国北方,我们得到了高级政府官员的特别邀请,还享受到了一些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和歌唱家的招待演出,”研习社的成年顾问弗雷敦·米塔克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动了年轻人的心,我们彼此分享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经验,而他们也同样感动了我们的心。我们的一个小组被请去吃饭,席间一位当地的中国青年说;‘我想,要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这些多元一体的观念,我们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安宁的世界。’”

●在希腊,辉煌舞蹈研习团起初是作为一项青年计划,在欧洲其它青年组织的帮助下,7月于提萨罗尼基安组建的,随即到希腊各地作了为期两周的旅行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各地新闻媒介也作了多方面的报道。“和研习团朝夕相处,我感到精神振奋,这使我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青年人会改变世界,”为研习团开旅行车的尤塔·施特里特说,他是一位成年人。“团结的精神、博爱和相互理解,再结合以定期的磋商、祈祷和适当的娱乐活动,连成年人都常常有意外的收获。”

●在厄瓜多尔,至少有11个巴哈伊青年研习社团活跃在这个国家。今年2月,来自各个研习社团的25名代表参加了为期三周的培训,然后开始了七市之旅,所到之处他们不仅参观了学校,还访问了一间老人院以及一所青少年惩戒中心。

种族骚乱的根源

德格鲁伊先生和他已故的妻子弗雷迪是1974年在家中开始举办青年活动,旨在帮助洛杉矶黑人社区饱受种族骚乱困扰的青年人。“起初,我们只是打算邀请邻近的年轻人,并从组织一个由邻里左右的青年人组成的剧社开始。因为我们是巴哈伊,后来逐渐发现们小伙子对巴哈伊信仰感兴趣,连巴哈伊青年也开始参与活动了。”

他们很快就发现,艺术,特别是揉合了巴哈伊信仰的道德与精神原则的艺术,会起到有力的转变作用。“用戏剧可以解决你可能面对的问题,”艾萨·索宾说,他今年26岁,原籍波多黎各,自1989年参加巴哈伊青年研习活动。“例如遇上有人给你毒品。在戏中你预演该怎样应付。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使青年人得到启发,了解更多的社会原则,学会与他人同心协力地工作。”

起初,洛杉矶研习社团只是在各种巴哈伊活动与会议间献演,后来这种行式推广到全国。“这是一种自我复制,”德格鲁伊先生说。“其它社区的小伙子见到我们时说:‘你说,为什么我们不也照样做?’”

由于各研习社团不实行长期集中制,所以,要想在任何时候估算它们的准确数量就不太容易。德格鲁伊先生说,他在1995年曾做过一次调查,这类的社团光在美国就有100多个,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也不低于这个数量,分布在至少50个国家。

经年累月的探索和演出,形成了许多规范化的舞蹈节目。最有影响之一者干脆就叫做“反种族主义舞!”在该舞剧中,舞蹈演员分为两组,一组全都着白衣,另一组一律穿黑衣,象征不同的种族。两组中的大部分人还戴有眼罩。舞剧的一开始,每个组各有一个年幼的成员,他们天真无邪,未戴眼罩,走到舞台的中央,开始互相接近,示意友好。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硬是被各自小组里戴眼罩的成年人拽了回去,而这些成年人用形体动作表示其对另一组人的怀疑和憎恶。两位小成员被迫戴上了眼罩。

然而,在舞剧的高潮,两位小成员脱掉了眼罩,又回到了舞台的中央向所有的人表示,种族之间能够和睦相处。临近尾声时,在这两位小成员的榜样带领下,所有的人都摘除了象征盲目偏见的眼罩,走到了一起,在欢乐的舞蹈中结束了全剧。

这样的舞蹈编排说起来似乎过于简单,写起来甚至更可能有些夸张,但通过一班认真投入的年轻人表演出来,却的确能够打动观众。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一个研习社在去年9月为该市开学前公立学校教师多文化培训班表演,就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

“当时我真想大声叫好,”洛拉·康利说,这位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小学二年级教师道出了其它人的共同感受。“在对人类何从何往的认识上,这舞蹈给我们颇多启迪。它入木三分地刻划出社会现实,给我们以希望:世界就应该象这个样子!”

德育的范例

1995年联合国在中国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与之并列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期间,来自美国、由6人组成的一个特别研习团做了5次表演,还被选定在闭幕式上为15,000人演出。

“我们表演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有关家庭暴力的,体现了妇女是和睦的缔造者;另一个则申张妇女的高尚与尊严,表明了男女齐心协力工作及其重要性,”研习团成员之一的雷莉·陶菲说,她是一位27岁的研究生,目前担任巴哈伊美国总协理会青年委员会的书记。“很多人似乎对这样表达观念感到惊讶。有的人以为这些舞蹈节目只是娱乐而已,看着看着就发现情节跌宕,意蕴丰富,主题鲜明。将巴哈伊青年研习团的发展宗旨和要义形象而集中地体现出来,的确是不容易的,可一旦我们做到了,就能够在观众当中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使他们思考如何将这些观念在自己的家庭里付诸实践。”

陶菲女士接着说:“就举几个例子吧。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的人找到我们,他们希望能有新的方法解决团伙暴力问题。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的这种做法是根除我们岛上团伙暴力的唯一希望。’另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人跟我们探讨若女孩自尊自爱男孩该怎样做。还有一位妇女原系苏丹南部人,后来逃难到肯尼亚北部,曾经用用艺术形式唤起人们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营儿童的关注。她跟我们接触,对研习团从整体上娱教于乐的模式很感兴趣。”

陶菲女士还说,“反种族主义舞”这个舞蹈节目已经被世界其它地方的一些研习社团翻译过去,表达他们对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种、国家与民族的偏见。“巴哈伊研习团用黑与白的象征表现了塞浦路斯与邻国的边境战争;他们用这种艺术手法刻画了喀麦隆的部落文化;还以此反映了种族之间的冲突,如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之间的纠纷,”陶菲女士说。“由于结合了具体文化内容,因而它具有生命力。”

研习社团的兴旺发达是与各巴哈伊地方社团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的,如提供场地、派人陪同和办理演出订票等,而且不光是对本地的,对外来的团体也是如此。例如,百花舞蹈研习团在欧洲进行为时1年的旅行演出,到去年9月结束,欧洲各国的巴哈伊地方社团为此担当了代理人的角色。它们不单为舞蹈研习团联系表演场地,还提供食宿。而整个欧洲之旅则是由德国巴哈伊社团赞助的。

鉴于巴哈伊信仰对男女关系要求严格,规定婚后才能有性行为,所以,负责接待的各巴哈伊地方社团还在住房上仔细安排,确保男女分宿。

的确,这样的规定从一个方面突出说明了为何研习社团的成员们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巴哈伊青年力求高尚情操、严以律己并以身作则;不吸毒,不饮酒;带头在婚前节守贞操。这与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青年人的生活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同时,正如许多观察家注意到的,巴哈伊青年努力保持“冷静平和”但又晓世练达,这使得他们几乎总是赢得同龄人的尊敬,在德国遇到青头佬的小插曲就说明了这一点。

菲娅娜·凯莱塔是百花舞蹈研习团的成员,来自美国,今年才18岁,她说,她刚开始见到青头佬时,他们脚蹬军用皮靴,身着皮夹克和印有纳粹口号的汗衫。“可是到后来,他们跟我们会见时,他们将汗衫反起来穿,在我们面前也不喝酒了。”凯莱塔小姐说。“在我们最后一场表演时,青头佬们坐在前排。有几个跟青头佬一伙的女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跳多民族舞,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她确实太感动了!”(杰西卡·达西供稿)

(原载《天下一家》1997年7-9月总第30期)
图片说明:

1, 百花舞蹈研习团去年到欧洲19个国家作旅行演出。图为该团9月中旬在德国格雷斯瓦尔德的舞蹈学校进行排练。

2, 1996年9月,新加坡巴哈伊青年研习团在全国青年狂欢节期间表演。

3, 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哈伊青年为非政府组织论坛表演。

4,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巴哈伊青年研习团为参加多文化培训班的公立学校教师作表演。
奥米特·加利利:致力寓教于乐的喜剧新秀

【伦敦讯】在这里的熊猫俱乐部作了20分钟的相声演出后,奥米德开车回他在豪恩斯洛的家,他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

“我还没有使观众笑爆棚呢!”说到观众对他表演的反应时他的语气有点儿失望。熊猫俱乐部较适合那些颇有前途的喜剧新秀,奥米德这是第一次在这里作主演。“我估错了观众。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观众多半是中产阶级,所以今晚我又用了些比较长的笑料,可观众反应不算太强烈。我本来可以用一些插科打诨的笑料。”

话是这么说,事实上这位31岁的喜剧演员的表演有很多精彩之处。他巧妙而幽默地调侃了英国社会的多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再加插几条长毛狗的有趣故事,好些次逗得观众捧腹大笑不已,连那些站在160座剧场后面的常客们也爆发出一阵阵的大笑。

更要紧的是,俱乐部的经理非常满意,演完后他说要请他定期来这里表演,这在竞争激烈的伦敦喜剧界无疑是个成功的预示。

“他很棒,”熊猫俱乐部主任詹姆斯·邓奈特说。“他很会调动观众的情绪。他是自成一家的。他的路子无疑走对了。”

加利利先生,这位近几年冲击英国喜剧界的最新面孔之一,看起来诸事亨通,前程似锦。今年7月,他被评选为英国全国性电视台ITV一个颇受欢迎节目“天才表演”的1996年度“最佳喜剧演员”,该节目给新秀提供了许多演出机会。在这之前,加利利先生在伦敦的“边缘”剧院和享有盛名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表演了一系列的单人和双人戏,获得了一连串的好评,得奖乃实至名归。

其中有一个最受好评的单人戏是由他的妻子、本身也是演员出身的安娜贝尔·赖特编写的。这出戏名为《一段离奇的往事》,1994年在爱丁堡艺术节上获得“最出色新作”奖,遂即在伦敦大受欢迎。

《一段离奇的往事》的戏路带有探索性。加利利在其中串演了十几个不同的角色,有19世纪埃及的骆驼司骑,有当今利物浦的落泊诗人。该戏用喜剧的手法表现了十九世纪中叶巴哈伊信仰早期历史的几个有关事件。在那个时候,约有两万名早期的巴哈伊追随者在宗教当局镇压和根除这个新生信仰的暴行中殉难。

今年一月,《精彩介绍》杂志的评论家道格拉斯·麦克弗孙在描述这出戏在河畔片场演出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加利利先生的表演技巧高超,栩栩如生。他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转换扮演那个时代背景的不同人物角色,形象地再现了这些事件……加利利的表演节奏、他的惯常口音和面部表情,都使得观众为之着迷并忍俊不禁。他演起不同民族和性别的人物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绝对值得一看。”

加利利先生的成功自然有他的天份和才干的因素,但同样也要归功于赖特女士的造诣和他们俩在家庭及戏剧事业上独特的搭档关系。例如,正是赖特女士力促他从正剧转向喜剧的。而且,她也一直是他的喜剧素材的主要编导者,即便她呆在家里照料他们的两个小孩时也是如此。

“奥米德无疑是个很好的正剧演员,”赖特女士说。“但我认为他在喜剧方面更能施展。他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承认这一点的。开始还觉得搞喜剧有点不上档次哩。”

别具一格的喜剧手法

现在,加利利先生在幽默艺术上非常用功。从他对熊猫俱乐部演出的自我评价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正好表明他对幽默艺术多么努力。他已经把它更多地当作生活中的一项使命,而不只是一种谋生的方式。

“对我来说,喜剧不仅要让人们开怀大笑,”加利利先生说。“我还打算使它起到教育和提高的作用。而做到这一点也是最难的。因为讲些庸俗低级的笑话逗人笑总是容易得多。”

的确,使他的幽默艺术超凡脱俗、别具一格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表演中不用猥亵的笑料或粗俗的语言,而这些在西方很多喜剧表演中是家常便饭。

加利利靠的是他自己的演员功底以及作为伊朗移民后代的成长经历,当然更离不开赖特女士所写的不落俗套、独具风格的好剧本。

“一旦你真正地放声大笑,那就差不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他说。“你已经忘我地陶醉其中。它使你得到宣泄,使你振奋,使你快乐。这才是最上乘的喜剧。”

加利利先生相信他的喜剧细胞得自他父亲艾哈迈德·加利利,一位新闻工作者和摄影师,1957年自伊朗移居伦敦,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他父亲作为伊朗主要报纸之一《凯汉报》的驻外记者和伊朗驻英使馆的摄影师兼翻译,见证了几个不同的时代。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伊朗当局掀起了迫害巴哈伊的浪潮,老加利利再也无法为伊朗政府继续做事了。于是他开了一家医疗招待所,为那些在英国求医的伊朗人提供食宿。作为一个伊朗裔的东道主,这位父亲的表演天赋也得到了施展。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的客人川流不息,从未断过,”在伦敦出生并长大的加利利说。

“我父亲老爱讲笑话,逗客人开心。我们的家虽然在伦敦,可它却象个小伊朗社会,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这里的有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长大的。”

中学的经历对加利利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就读的荷兰园中学位于伦敦市中心,是唯一的多文化实验学校。他说:“我念书的时候这个学校的人来自44个国家。”他认为他模仿各种不同口音的本事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形成的。以后他将它练就成为他的表演的一个基本方法。

他在阿尔斯特大学主修英文和戏剧,1988年毕业。回到伦敦后,他向16所不同的戏剧学院申请就读,但全部遭到回绝。他说:“我想他们是认为我的戏路太个性化了。”

演员的道路是艰辛和曲折的,加利利先生的经历在这一点上颇为典型。他得靠干些零活来资助自己,比如卖三明治,运送打字机,挨家挨户兜售烹调书,等等,直到他开始在伦敦的“边缘”剧院区得到演出机会。由于他善于表现很多不同民族——从意大利人到拉丁美洲人——的特征,因而他开始小有名气起来,他甚至还赢得了在几部电影里演配角。

1989年,他和赖特在一个他们俩都认识的朋友的婚礼上相遇。他们都是巴哈伊,发现彼此有着很多共同的兴趣。他们相爱了,并在1992年结了婚。婚后不久,他们就一道在捷克共和国合作了一些实验性的剧作,赖特的获奖之作《一段离奇的往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构思的。

这对夫妇的东欧之行是一个跨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项内容。当时那里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变,新的对外开放给文化交流带来了很多机会。一开始他们在捷克中部城市布尔诺的实验戏剧中心工作,该国总统哈维尔的一些第一流的剧作就是在这里排演的。之后他们又在这个国家作巡回演出和戏剧讲习。

1993年的晚些时候,他们在捷克共和国开始声名鹊起,这时赖特也怀孕了。他们被邀请到爱丁堡艺术节作表演,这个艺术节给世界各地众多的戏剧组织提供了展示新作和才华的难得机会。加利利夫妇觉得要为艺术节创作新的东西。赖特知道她有孕在身不便登台表演,于是她决定为他的丈夫写一部单人戏。

这部戏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它用写实的方法表达了一个颇为高尚的主题:纵然面对严酷的宗教迫害,仍矢志追求真理。通过不同人物的奇特搭配,其中包括一个负责杀害早期巴哈伊但又出人意料地爱自省的伊朗刽子手,这部戏既有娱乐性,又令人振奋。它在爱丁堡艺术节首次公演后,赢得了热烈的称赞,在伦敦周边的联线戏院场场爆满。

一对不断进取的搭档

加利利夫妇现在有两个孩子,3岁的伊莎贝拉和1岁的路易斯。他们俩都坚决认为,在孩子幼小时至少有一人在家照料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道德品质形成的时期。由于加利利的事业正在腾飞,所以赖特用她的大部分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不过,他们之间依然是真正的搭档关系。加利利的许多表演素材仍由赖特撰写、指导和编排。

“在我们创作《一段离奇的往事)的早些日子里,我们每大晚上从半夜工作到凌晨5点,因为只有在那会儿我们的孩子才肯定睡着了,”加利利先生说。“那段时间里,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沟通。我们能够彼此绝对地信任。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工作关系。”

“我们之间产生出一种真正的简略语言,”赖特女士补充说。“我想你或许意识不到你有这种语言,除非你开始与人共事,那时你可能会觉得很费劲,因为要费很多口舌做解释。可我和奥米德之间的交流就便捷得多。”

现在,赖特帮助加利利整理素材并提供意见。“如果一个噱头能引人发笑,但失之粗鄙,有损我的喜剧演员的身份,”他说,“安娜贝尔就会提醒我注意。我也绝对相信她是对的。”

他们的共同日常生活也是喜剧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真正有趣的东西看来出自极为平常的事物,”赖特女士说。“在任何时候,只要一出现逗趣的事儿,我们就会说:‘嘿,这准是个小品的好段子。’接着我们就把它编写出来。”

从俱乐部到学校

有稳定的家庭生活,这当然也是加利利先生与很多目前角逐于俱乐部圈于的青年喜剧演员有所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对于那些喜欢深夜气氛的单身男人来说,泡泡妞,喝喝啤酒无疑是一种更容易习惯的生活方式。

但对加利利来说,他的少数民族的身份,以及他以此幽默的意愿,使他目前仍保持着最鲜明的特色。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喜剧在美国很早就赢得不同民族观众的喜爱,而在英国却仍未流行开来。

“他可真是奇货可居,”一家喜剧经纪机构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加利利先生在联线俱乐部的经纪人奈杰尔·克拉菲尔德说。“不消说,在这里或别的地方,没有其它的伊朗人搞喜剧。而且在伦敦也确实没有其它的中东人甚至希腊人从事喜剧表演。

“可是,他的幽默完全被人理解和接受,这说明你来自哪个国家是无关紧要的,”说这番话的克拉菲尔德总共为110个喜剧演员做经纪人。“他的长处在于他既是一个戏剧演员又是一个喜剧演员。这就意味着他的表演手法能够更加丰富多样。”

在熊猫俱乐部演出的第二天,加利利得知一个新电视节目的制片人正在找他,要他演几个原创喜剧小品,参加一场新节目的试播。他的经纪人说,如果演得好,他便在该节目中定期演出。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成功兆示,加利利先生并没有飘飘然,他要求自己继续脚踏实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学校的孩子们讲述他的工作和多元文化。

例如,在熊猫俱乐部演出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在位于西伦敦一个以亚裔居民为主地区的沃尔福特中学一班十二、三岁的学生演讲。以前加利利在晚上表演的观众是一帮中产阶级的白领职员,现在他面对这班各色人种掺杂的学生,表现得更加轻松自如。

开头他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个真事儿,是他常用的笑料。故事说的是他妈妈有一次在麦当劳快餐店买汉堡包时跟人讨价还价。他用这个故事幽默地表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误会造成的逗趣情形。

“那要多少钱?”他模仿他妈妈的语气,用很浓的伊朗口音问道。
“两英磅,”他学店员的样子说。
“我给你一英磅,”他又学他妈妈的口气不假思索地说,滑稽地扮演出她对还价的期盼神态。

这个笑话引来满堂笑声,为加利利先生接下来讲一个更广的话题做了个好铺垫。“我用这个笑话想要说的是,”他说。“无论你来自哪种文化背景,你是西印度群岛人也好,巴基斯坦人也好,印度人也好,爱尔兰人或是英国人也好,你都应该与人分享你的文化,帮助别人理解它。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文化,要帮助他们自尊自重。”

“很多人借贬损别人抬高自己,”他接着说。“可你或许还不知道你自己就很强。你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座‘丰富的宝矿’。你们要互相鼓励,你们要互相交流和分享彼此的文化。”

(原载《天下一家》1996年10-12月总第27期)
图片说明:
1, 奥米特·加利利的宣传照。
2, 奥米特·加利利在伦敦西区剧院区著名的熊猫喜剧俱乐部表演。
3, 加利利先生与他的妻子、剧作家安娜贝尔·赖特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家中。

4, 在位于西伦敦一个亚裔人居多的地区的沃尔福特中学,加利利在与一班12-13岁的学生谈笑。他不仅讲喜剧,也教导学生要宽容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挪威古典派音乐作曲家努力探索新音乐范式

【挪威卑尔根讯】尽管自己被广泛认为是挪威顶尖的古典派作曲家之一,拉塞·托勒森仍不失自知之明:自己不是那种引人狂热的音乐家。

“妄想狂的本质是什么?”托勒森先生开着玩笑说。此时他正坐在观众席上等卑尔根国际音乐节的一场音乐会开始。这个音乐节于今年5月举行。“我想象,那会是坐在一场新古典音乐会观众席的第二排,脑子里总想着有某个人在你的背后。”

之后他又用较为严肃的语气说:“我知道,年轻的一代对古典音乐有兴趣的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对自己作品的听众为数不多已经习之为常。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搞爵士乐或流行音乐。但后来我还是决定搞古典音乐,因为我更情愿给那些来听音乐而非喝啤酒的人作曲。”

当然,托勒森博士的追求远远超出了这一点。他在追求一个与现代音乐流行趋势背道而驰的高尚目标:根据自己对当今宗教范式的反思,创作出具有灵性激励作用的新一类音乐。

事实上,托勒森博士在将音乐与宗教两种要素揉和在一起所表现出的才华成为欣赏他作品的乐评家们的评论焦点。1987年,他荣获该年度“挪威音乐评论家奖”;1995年,他获得挪威作曲家协会颁发的该年度“最佳作品奖”;1996年,他被选为享有盛誉的卑尔根国际音乐节的指定作曲家。早些时候,在与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并列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开幕式上,挪威著名的歌剧演唱家安妮·利塞·贝恩特森演唱了他的一部作品。

“他的名字当然不至于家喻户晓的,只有流行歌星才会那样呢!”挪威主要的全国性音乐杂志《聆听挪威》的编辑莫娜·列文说。“但我喜欢拉塞的音乐。这些作品轻灵精妙。它们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气氛感受,这使它们与现时的很多音乐大相径庭。他的音乐悠扬悦耳,但其中又蕴涵着博大深奥的思想、观念和宗教情怀。”

宗教与冥思

在这方面,托勒森博士的事业成就很有理由得到更高程度的认可。去年秋天,一个挪威一流的合唱团在奥斯陆大学礼堂对如痴如醉的听众演唱了他的一套新作品,这个礼堂在1995年前一直是诺贝尔奖颁发场所。这次音乐会的录音被灌制成激光唱片,后来获得挪威的古典音乐评论家奖。

与此同时,托勒森写了一本名为《敲开心灵之门》的书,将在今年夏天由英国的乔治·罗纳德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的主旨也是有关精神的,它对巴哈伊圣文所倡导的冥思实践作了深刻的分析。现有出版物中有关这方面的专门探讨尚十分鲜见。

在与托勒森博士相处的几天里,笔者有机会初步领略了智能的力量和心灵的精神品德是如何运用到一门艺术的创意之中的。

“音乐和冥思并非风马牛不相及,”托勒森博士解释道。“西方音乐有一个传统,即表现存在、宗教和哲学问题。因此,在用乐音表达这些思想观念上,古典音乐当然比流行音乐更为有力和深刻。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生活与工作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探讨不光涉及到乐音方面,还包括与乐音形式对应的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艺术的一个要素是将感受到的事物加以再现,这样能使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事物有更深刻的理解。”

他接着说:“那么,要是你去读宗教启示,就会发现它也总是运用隐喻和符号。而且,每一个人在其生命中的不同阶段,也都会发现这些符号中的不同以往的含意。因此在某些方面,无论宗教或艺术将都多义隐含当作它们的最大资源加以运用。”

他是在1971年成为巴哈伊的。自那以后,他的创作几乎都揉合了精神的意旨。例如,他新近出的激光唱片里的一套作品《自永生之甘泉》,就完全是围绕巴哈欧拉的圣启而谱写的。

“他的宗教信仰与他的艺术创作确实是珠联璧合,”前挪威文化部部长阿塞·克利夫兰说,他一直对托勒森的作品了如指掌。“在我们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传统中,大多数人视宗教为可有可无。它属于那种在业余时间里做的事。但对拉塞来说却不是。”

托勒森博士的创作绝无煽情或媚俗的成份。他的作品在曲调、节奏和记谱上非常复杂,对演奏(唱)者要求甚高。第一个试唱《自永生之甘泉》系列作品的合唱团在中途就退出了,因为他们发现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唱好其中的一首。

“这首曲子很难唱,”挪威独唱家合唱团董事会主席彼得·托恩奎斯特说,虽然他对演出的效果感到满意。该团于去年秋天成功首演了全套作品。

“音乐会开场时已经夜深了,观众躁动不安,压根儿就看不出高兴的样子,”托恩奎斯特先生在谈起当时对演出成败难卜的情形时解释说。“但从开演的那一刻起,直到七十分钟的合唱结束,观众全然屏息静气,连翻节目表的声音都没有。那情形是绝对神圣的。那是一种能够聆听宗教信息的体验,而那信息是一种艺术表白,并非布道说教。这与我们以前欣赏音乐的感受没有明确的关联。”

托勒森博士本人却谦虚对待自己的成就。他特别提到,尽管得到音乐评论界的赞赏,但到目前为止这作品的激光唱片并没有售出多少。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他对别人能够看出其作品与心灵追求之间的联结感到高兴。

“与其它大宗教一样,巴哈伊信仰中也含有神秘的本质,” 托勒森博士在《自永生之甘泉》的注释中写到。“人的精神必须经过嬗变和转化,直到能显示神圣的品质。祈祷与冥思是重要的手段,而音乐则能够用来大大加强这过程的效果。

“按巴哈伊信仰的启示文学,音乐是使灵魂升华到更高精神境界的阶梯。我希望,这种神圣启示文学与音乐的结合,能使听众领悟那隐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永恒与不可见的王国。”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音乐与冥思两方面的实践,使托勒森博士的人生成为这些主题的探索过程:他一直力求理解个人转变的心路历程,不断探求音乐在促进这种转变上的作用。

托勒森博士1949年出生于奥斯陆,他父亲原是一名工人,后来成为一家小印刷厂的东主。他说,差不多在他开始记事的时候便喜欢上了音乐。在父母的建议下他七岁开始学钢琴;15岁他担任所在学校合唱团的钢琴伴奏员;16岁时他创作了自己第一部作品。

在童年时代他就“自发地对宗教产生了兴趣。”到了谱写第一首乐曲的时候,托勒森博士对自己所学的东西产生了疑问。“学校的求知气氛十分浓厚,我很快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他说。“而对于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来说,信仰上帝好象有些不合逻辑。”

然而,1968年他中学毕业时,发生了很多事件,迫使托勒森重新估量自己的信仰。他父亲心脏病发作。他本人服义务兵役。与他相处很久、对他的无神观有很大影响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

“但对我打击最大的是父亲的去世,”他说。“我对死亡现实一无所知。因此我发现我这个无神论者突然间面对死亡乃人所不免这样一个问题。这使得我常常陷入焦灼与不安之中。”

他已经拒绝了基督教,对内心安宁的寻求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阅读古希腊哲学以及佛教和印度教的经典,并开始修行冥思。“这给我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说。“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我有时每天花四个钟头修行冥思和瑜伽。”与此同时,他还在奥斯陆大学研习哲学,在奥斯陆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炽热的铁棒

“在那段时期,我作出两个决定:一、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是永生;二、我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唯一职业是作曲,”托勒森博士说。“有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都应该有一根铁棒,通过炽热的激情,你可以使它朝某个方向弯曲。一旦你使它弯曲并冷却下来,它便能或多或少确定你人生的基本规则。所以自那以后,我就扎下了带有这两个决定的铁棒。”

1971年夏,在修行冥思的期间,他知道了巴哈伊信仰。“当时我在做晚饭,把食物烧得焦糊,于是到邻居处借锅刷,”他说。“邻居那里正在搞一个介绍巴哈伊的聚会,我呆了下来。”

他得到了一本巴哈伊信仰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圣典。“它看起来很像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托勒森说。“它与我所了解的佛教教义和《福音之歌》(印度教经典《摩阿婆罗多》的一部分,以对话的形式阐明印度教教义——编注)简直不谋而合。它也似乎与当今世界的情形很吻合。说起来,那时候我还是一名‘红色学生阵线’的成员呢,很关心天下大事。”

托勒森博士很快就被这个信仰深深地吸引住了。1975年,他到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圣地朝觐。第二年他当选为挪威巴哈伊总协理会的成员,肩负繁重的日常事务和行政工作,却没有分文报酬。他在这个岗位上服务了三年,直到1979年。

就在那段时期,他作为作曲家开始获得成功。1976年,他的首部重要室内乐作品《花园》在奥斯陆音乐厅的室内乐厅首次公演,这标志着他作为一个作曲家开始崭露头角。1979年,他受委托创作了一部多媒体作品《创造》,在霍维科顿艺术中心创立十周年庆典上首演。之后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电视芭蕾舞剧。

在事业如日中升之时,托勒森博士到挪威国立音乐学院担任教授,直今仍在那里教书。他的电子音乐创作技艺广为人知。他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挪威土风民乐——也颇有研究,将其独特的节奏和曲调大量地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一点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他的音乐带有民间风格,其要素既非常简单又极其复杂,”列文女士在两年前的一期《聆听挪威》杂志上撰文说。“他的思想表达并体现于和声的整体组合之中,还刻意借用了数学方法以及情感和精神的隐喻要素,而情感和精神隐喻要素多半出自民俗根基,如口述文学传统、唱诗班和格列高利圣咏(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采用,节奏自由,音阶有限,通常无伴奏,今主教会有时仍使用——编注)。”

托勒森博士本人则更加简言概之:“与众多的其它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成就相比,我的创作历程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喜欢探索新领域。我的这种兴趣不仅在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共性,也在于事物之间的差异。由此,你便能够开始欣赏到人类的千姿百态,万博纷呈。那便成了从另外一种人文角度看待事物的实践。而我认为那是有益的。”

(原载《天下一家》1998年4-6月总33期)
图片说明:
一、拉塞·托勒森和他的妻子布里特·斯特兰德利·托勒森在卑尔根一风景区游览。

二、今年,拉塞·托勒森参观了挪威最伟大的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故居。在那里,他被邀请演奏格里格的钢琴作品,他身后为屏息聆听的游客。

三、在卑尔根国际音乐节期间,作曲家拉塞·托勒森(左四)在专心致志地聆听一个科西嘉民乐团的即兴演唱。托勒森博士的很多作品采用了民间音乐的旋律,研究民歌成为他的一个特别爱好。

(附录)
(主题)在发展中体现精神文明
(副题)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初议

【编者按:本文为提交“世界宗教与发展对话”的论文。该对话于1998年2月18-19日在英国伦敦兰贝斯宫举行,由世界银行总裁和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共同召集主持。】

英国伦敦,1998年2月18-19日
目录
一、巴哈伊的发展观
二、发展指针:其价值和使用
三、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初议
四、精神文明指针:五项基本原则
1, 存异求同;2,平等和正义;3性别平等;4,诚信和仁政;5独立探求真理
五、精神文明指针:五个优先政策领域:
统制和参与
六、精神文明指针的制订:三个例子
七、促成精神文明指针的制订:合作步骤的建议
概述

本文探讨为发展进步制定精神文明衡量方法的重要性。首先介绍巴哈伊信仰对发展的观点。然后讲述现今各类指针的应用,推介用于衡量发展的精神文明指针的概念。它初略地论述了对发展至关重要的五项精神原则及其五个相关应用方面,通过其应用制订出社会目标以及测定为进展情况的指针。还为如何设定这样的指针提供了三个简明的例子。最后,本文就宗教与主要国际发展机构合作,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提出建议。

本文不可能对这些方法的实际发展情况面面俱到,正如本文副标题所示,只是意在提出有关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的一些初步设想,希望以此引发一场广泛的讨论和磋商,使这类指针的拟定和发展工作——虽然棘手但非常值得——能得以认真开展起来。

一、巴哈伊的发展观

按照巴哈伊的思想,发展是“通过物质生活表达和实现精神文明”的有机进程。9真正的发展需要在看似对立的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全球化与分权化、推行普世标准与鼓励多样文化之间求得协调与平衡。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发展的努力必须用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的远景加以引导,用一套普世的价值观加以激励。同时,还需要建立从地方到全球的各级公平制度和管理体系,以使民众能够为影响他们生活的制度和程序承担起责任。

巴哈欧拉教导我们说,我们时代的基本精神原则是“人类一体”,认明这一点乃是一种新文明的核心。这项原则的普世认同不仅十分必要,也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建教育、社会、农业、工业、经济、法律和政治体系提供了可能性。这一重组必须由科学与宗教这人类两大知识体系的持续深入的对话来指导,它将推动全球和平与正义的实现。

要是某个社区在如此的未来中繁荣富强起来,便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承认人的本性包括精神方面,把个人的道德、情感、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摆在最优先的地位。他们会保障宗教自由,鼓励兴建礼拜场所。他们的学习中心会努力开发人的意识的无尽潜能,会把全民参与知识的创造和应用作为主要目标。他们将时刻不忘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密不可分,提倡既尊重权利又重视责任,促进男女的平等与伙伴关系,保护和扶助家庭。他们提倡美,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并将之纳入其环境保护与恢复的规划原则之中。在“存异求同”观念的引导下,他们将会支持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并将越来越信赖那些乐于服务与奉献的领导人。在这样的社区里,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将惠及全社会;人人都会有工作。

这样的社区将证明它们是一个世界文明——人类发展努力在时间和地理广泛延伸的逻辑顶点——的柱石。巴哈欧拉说,所有的人“生来是为了推动不断演进的文明的”。10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为这个历史性的、影响深远的集体事业作出贡献,这项事业的目标完全在于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和平、繁荣与团结。

巴哈伊是乐观的,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前景注定会实现,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初露端倪。巴哈伊也是现实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达到这一前景需要巨大的毅力、牺牲和转变。这个进程的速度和代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若干年内各政府、多边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社团组织以及重要人士的努力。若想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建设性力量。在努力实现这一前景的过程中,有关各方就必须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工作,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价而始终保持警觉。因此,若想为迈向人类共同的未来制定宏图,并为这项千秋大业决定和实行修正,就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具针对性的政策和准则、一致通过的计划和一致赞同的进展指针。

这些因素:相关的目标、政策、准则和指针,对周密描绘这样一个远景蓝图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本文着重阐述创立精神文明指针及用之于评估并最终引导发展进程的重要性。

二、发展指针:其价值和使用

指针的概念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定义。“标准”、“基准”和“指针”这三个词通常可以互换,虽然它们并不都是同一个意思。在本文,“指针”是指能够显示变化的性质、方向、速度和结果的“定期监测的定量、定性或描述的手段。”11

指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例如,测定健康、教育或农业进展情况的各有关指针可以被组合成一个测量表(一套指针)。同样这些指针还可以汇编成一部指数表,然后以单一的组合度量方法提出,如健康图表,教育指数或粮食保障指数。12或者,将与各种不同现象相关的多种指针用于某个单项测定,如“婴儿死亡率”。13

单独一项指针很难成为有意义的信息来源。14进步并非一个事件,也不是一项统计资料,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由诸多因素形成的趋向。仅靠一项测量或某个时间的单一情况说明的是不可能将它表示出来的。因此,必须将指针放在特定时段和环境之中,并与其它相关因素的测量联系起来考查。15

在全世界,从联合国机构、政府和社团组织到工商企业、教育机构、政策团体和学者,都广泛使用指针。指针不能改变事实,但确实能帮助我们知察事实,还有助于形成对发展的共识。因此,指针对于一个复杂和不断急剧变化的世界来说是极其必要的。例如,指针可以用来图现各种趋势和显示各种关系,从而有助于确定和澄清一个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它们提供的信息可以表明有关政策、目标、优先事项、计划、态度和行为是否需要调整和修正。指针可以用来吸引对某个特定问题的关注,引发公众对某个需要和挑战的意识、承诺和行动。指针可以帮助我们对有限的资源作更公平的分配,或促使资源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有确定和迫切需要的领域。因此,从真正的意义上讲,“指针不仅监视进步,还能够帮助实现进步。”16

而在另一方面,指针也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例如,作为大多数指针赖以根据的统计数字可以作各种不同的搭配和解释。很多指针在时间上是静态的;还有一些指针只局限于某个狭窄方面,但却被当作整个社区福利和进步状况的反映。此外,指针通常未与目标结合起来,也鲜有用历史辩证的观点加以看待的。

现今发展指针的状况

目前,为求发展指针更真实地反映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情况,人们作出了大量的显著努力,加入了越来越多需要评估和测量的项目,其中很多尚处于概念化阶段。进行这些努力的包括了社会各方面形形色色的组织、机构以及个人,他们正尝试从人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社会整合和社区福利等方面对进步加以确定和测量。

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一度的《人类发展报告》及其附列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为联合国系统内及世界各国政府考虑扩大发展指数的项目和范围起到了作用。17九十年代联合国一系列主要大会所制订的全球行动计划18 已经开始扭转了对发展的主导观念,即从“自上而下、主要靠技术和经济驱动的进程”转变到“人民和社区越来越多地为自身的进步自行设计并自我负责的进程”。这些行动计划呼吁制订和使用相应的指针,以使这一对人与社区的初步关注得到贯彻落实。19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了一系列的《临时联合研究报告》,对文化指针的概念——包括个人和社会福利以及人民和睦相处的能力——在各种制度中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20 世界银行在探讨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测定办法方面走在了前面。21 此外,非政府组织、基金组织和社区团体还积极提出各自的指针建议,旨在度量进而评估以人-社区为中心的发展;22他们在构思和制订指针时常常让社区参与。

这些努力虽然重要,但只是为全人类确定新方向的初始步骤。我们不但要大大扩展这些努力,还要探讨和开发出能够将发展的有形和无形两方面都加以概念化和测量的新方法。对何以构成发展的有效测定的主张必须加以仔细的审视,在综合考虑对人类的目的和动机至关重要的因素之后再作决定。

接下来的一章将对发展的精神文明指针的制定方法加以阐述。虽然所用的语气是现在时,但要记住,这些指针远非成型和完善。本文只是尝试对这些指针的某些要素作初步的探讨,而非试图完整构建它们。

三、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初议

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的想法是合乎时宜的。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价值观和原则对发展的重要性并作出相应的努力,这在部分程度上提供了初步的基础。23而且,曾经为联合国大多数有关发展谋划所禁忌的精神文明和精神价值观的概念,如今也由其最高层领导人一再加以明确强调。

精神文明指针把发展进程当作精神原则适用的机制与好坏来加以评定。24这些指针是以于对人类精神发展至为根本的普适原则为基础的,因而也同样对个人及社会进步至为关键。这些测量方法出自对发展的真知灼见:物质成就是精神和文化进步的工具。

精神文明指针有助于对目标、政策和计划进行订立、明确和优先化。这些指针概念的核心在于:了解人类的本质基本上是精神性的,了解这些引起人类内心共鸣的精神原则能为奉献和变革提供极其巨大的动力。因此,世界人民将会更乐意支持基于精神原则发展指针所订立的政策和计划,而非仅限于物质生活范畴的计划。因此,这些测量方法的应用不仅有助于转变对发展的认识,还有助于转变发展的实践。

基于精神文明的指针的内容包括:和平与大同前景的规划;为实现这一规划而选定的主要原则;依上述原则制定的相关政策;指针评估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精神文明指针必须是可以度量和验证的定量或定性,并且在不违背有关原则之完整性的前提下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况。

下面这章扼要探讨可能有助于制订基于精神文明的发展指针的五项原则。
四、精神文明指针:五项基本原则

我们基于对正义、团结和全球可持续文明的预见而提出这五项精神原则25 ,它们对这样一个未来是至为根本的。当然,需要考虑的绝非只限于这五项原则,但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包含了充足的各种概念,能够为这一努力提供一个起始点。在某些情况下,密切相关的两项原则会并列而论。本章只打算建议一些值得考虑的原则,故每条原则仅仅概而述之。不过,既然这些原则确实是所欲订立之指针的基础,因此,在这工作的初始阶段给它们作出清楚的定义就格外重要了。这五项原则是:

1, 存异求同
2, 公平和正义
3, 性别平等
4, 诚信和仁政
5, 独立探求真理
1,存异求同

“它(人类一体化原则)的目的绝不是破坏现有的社会基础,而是扩大这个基础,改造其体制,以满足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要。它不抵触合法的效忠精神,也不削弱必要的忠诚心。它的目的既不在于压制人们心中正常而理智的爱国热情,也不在于废除民族自治体制,而这种体制对避免过度中央集权的恶果是极其必要的。它既不忽视、也不会企图去抑制种族特性、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以及语言和思想等诸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造成国家和民族千姿百态的因素所在。它要求一种更为宽广的忠诚心,一种比以往任何激励人类进步的抱负更为博大的雄心壮志。它强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必须服从于一体化世界的迫切需要。它一方面拒绝过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反对所有强求一律的企图。它的口号是‘存异求同’。”26

巴哈伊教义所倡导的“存异求同”的概念是人类一体化原则的一种表述方式。它与单调划一、强求一律是截然不同的。“存异求同”珍视个人气质和秉赋的自然差异以及人类在经验、文化和观点上的万博纷呈和无限多样,因为这些对人类大家庭的进步和福利有益。与基因库对人类生命及其环境所起的作用很相似的是,数千年来成功积累的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对正走向集体成熟的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既然它是我们人人能从中受益的共同遗产,就应该使它在一个全球文明中开花结果。因此,承认存异求同,就意味着要树立个人的全球观、世界公民意识和对全人类的爱。为此,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到,由于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到世上的每一个人类成员便是交予其整体的托付;在一个世界社会里,只有促进整体的利益才能最好地满足局部的利益。

2,公平和正义

“正义和公平是看守人类的一对监护神。”27“来自它们那里的明白无误的祝福启示是世界福利和民族安全的根源。”28

公平即公正的对待,它是保障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的依据所在。公平不同于绝对均等,它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得到完全相同的对待。凡人皆有各种禀赋和能力,但它们的充分发挥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而公平则保证了途径和机会的均等,从而使能力的发展有可能实现。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的一对监护神。公平是政策制定和资源运用决定之准则所在。正义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公平的应用及其实际表达的手段。唯有真正地履行正义,才能够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世界里的人民、文化和组织之间建立诚信。

巴哈伊文献说,奖赏和惩罚是正义的两根支柱。凡行正义者该得奖赏,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凡行不义者要受到适当的制裁,不义行径要被制止,行不义者要受到教育。

3,性别平等

“人类有双翼:一翼为女,一翼为男。唯两翼同样强壮有力,人类之鸟才能飞翔。除非女人达到了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在各方面与男人一样施展才华,否则人类便绝不可能取得非凡成就;也绝不可能飞跃到功德圆满的境界。”29

性别平等的原则对地球及其人民未来命运的任何现实思考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漫长的人类幼年和青年期,这个揭示人类本性的真理并未得到普遍承认。无论以往种种社会不公是否可能由生存需要所造成,在人类即将成熟之今日,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否认男女平等就是对世界一半人口的不公平,就会助长男性的不良态度和习惯,而这些态度和习惯会由家庭蔓延到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中,并最终会影响到国际关系。在道德、事实和生理上都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否定男女平等是合理的。只有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到人类各方面的努力之中,才能营造出和平的实现及一个公正与大同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所必需的道德与心理环境。因此,坚定承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和社会的各层面实现男女平等对人类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4,诚信和仁政

“在上帝眼里,诚信是他的信仰的基础,是所有美德和完美的根本。一个人若丧失这一品质,便一无所有了。缺少了诚信,信仰和虔诚又有什么用呢?它们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它们又会带来什么益处或利益呢?”30

在巴哈伊圣文忠告人们必须培养的诸多美德中,诚信是排在首位的。巴哈欧拉说,世界的平静和安全、每一件事——每一件事务、每一个议定的合同和推行的每一项努力——均有赖于诚信。无论在家庭、工作场所、社区,无论从事商务或政务,诚信都是所有建设性交往和约定的基础所在。它对维护各国和各族人民的和睦与团结十分重要。因此,每一项发展努力都应当把对有关的个人、社区和组织培养诚信列为其宗旨之一。

那些权力在握的人负有取得公众信赖的重大责任。各类领导人,包括政府的、政治的、工商企业的、宗教的、教育的、传播媒介的、艺术的以及社区组织的,必须乐意对自己权力的行使负责。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诚信和积极的道德情操必须成为所有领导职责的基础。仁政31,这未来的领导型态,必将在为他人和社区整体服务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它将有助于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并会因对包括男女平等在内的正义和全人类福利的关注和承诺而得到推动。无论对领导还是对个人,仁政将会表明它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遵循单一的行为准则。

5,独立探求真理

“世界所有的人民必须独立探求真理,彻底摆脱对过去的迷信与盲从。倘若我们独立探求真理,就会发现真理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独立探求真理会导致人类世界的大一统。”32

“真宗教与真科学之间不存在矛盾。”33

事实只有一个。真理一旦被探明,就会引致个人和社会进步。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科学和宗教——人类现有的两大知识体系——必须密切和不断地相互交流和促进。体现科学成就的理解力和技能必须由精神和道德原则加以引导,以确保它们能得到正确的运用。

精神发展还包括人们为自身求得真理。基于这一真理的实践经验而不断反省,对精神发展进程是极为重要的。而对于集体探求真理和团体决策来说,磋商34 是凝聚集体力量和促进目标与行动一致的不可或缺的法宝。各公共机构和身居领导岗位的人士应该尽心尽意地为有意义的真理探求创造条件,同时还要促成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幸福及和平、公正和团结是这真理探求的最终目的。

五、精神文明指针:五个优先政策领域

本章扼要探讨前述五项原则可以用来产生目标的五个政策领域,以及最终用精神文明指针度量向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与前述的精神原则相似的是,这五个政策领域是相互关联的,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所交叉重叠。因此,某个领域的举措可能需要其它领域的行动。这五个扼要探讨的领域是:

1,经济发展;2,教育;3,环境管理;4,满足食物、营养、健康和住房的基本需求;5,统制和参与
1,经济发展

“如果财富是通过一个人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仁慈,在商业、农业、艺术和工业方面取得的,如果它被用于慈善目的,那么它就是值得最高赞誉的。尤其是,具有远见卓识而又足智多谋的人若传授能使普罗大众致富的办法,就没有什么事业会比这更伟大了,在上帝看来,当属功德圆满的至高成就,因为这样一个奉献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确保了他们的舒适和幸福。唯全民富足,财富才最值得称赞。但是,若极少数人极度富有,而其它人一贫入洗,且这些财富没有带来什么成果或利益,那么财富对其所有者便只是一种累赘了。在另一方面,要是财富被用于增长知识,资助兴办小学或其它学校,赞助艺术和工业,为孤儿和穷人提供教育,简言之,如果财富被用于社会福利,那么财富的拥有者便会得到上帝的特别赞赏,他便成为地球上最出类拔萃的人,他会被看做是上天乐园里的一员。”35

正确认识经济的角色,对重新定义人类事务的组织是极其必要的。由于没有考虑经济与更广泛的人类社会与精神现实的关系,因而导致了物质主义广泛侵蚀着世界经济优势地区,而世界人民大众的利益则一直受到剥夺。经济应当为人民的需求服务;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必须适应某种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讲,经济体系的功用是为世界人民和组织提供实现发展的真正目的所需的手段,而这真正目的在于:开发人类的无尽潜能。

社会必须发展出新的经济模式。对共有经验的同情理解,把人类看成是互为关联的有机体,认识到家庭和社区在社会和精神福利中扮演的中心角色,由此产生出的深刻洞见是形成新经济模式的动力和依据。在机构和组织内,优先事项必须重新加以考虑。资源不能再给予对个人、社会和环境有害无益的机构和计划,而要用于一个生气勃勃、公平正义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体制。这样的经济制度在性质上将是利他主义和互助合作的,将提供造福社会的就业机会,36将有助于在全世界消灭贫穷。

2,教育

最根本和最迫切的需要是促进教育。如果这至为重要和基本的方面得不到推进,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繁荣兴旺是不可想象的。民族衰弱和堕落的根本原因是愚昧无知。当今,人民大众即便对平常之事都一知半解,遑论要他们领会现时代重大问题的实质和复杂需求了。37

发展一个全球社会所要求培养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迄今所能调集的一切。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就必须极大地扩增个人和组织获得知识的机会和条件。在这培养新能力的过程中,普及教育38的作用将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只有当社会各方面的个人和团体都能够获得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人类事务之中,普及教育的努力才会成功。

教育必须是终生的。它应该帮助人们发展为谋生立业和满怀信心地建设一个体现正义、平等与团结社会所必需的知识、价值、态度和技能。它还应该帮助个人培养立足于本地但又胸怀世界的地位与社区意识。成功的教育应该培养对个人和集体福利至为根本的美德,培养个人强烈的服务愿望和对其家庭、社区和国家乃至全人类福利的责任意识。它应该鼓励反省和历史辩证的思考。教育还应该通过音乐、艺术、诗歌、沉思和感受大自然等手段激发人们的灵感和悟性。

3,环境管理

“我们不可能将人的心灵与我们外部的环境分离开来,说只要其中一个变革了,其它的也会改善。人与世界是有机联系着的。他的内心生活塑造了环境,同时又受到环境的深刻影响。一个作用于另一个以及人生中的每一个持久变化乃是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39

巴哈伊圣文把大自然看成是神灵的映像。40它们教谕说,大自然应该受到珍视和尊重,但不应该受到崇拜;它应该服务于人类发展不断演进文明的努力。但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唇齿相依,“向着美、功效和整体完善”的进化和多样化是十分重要的。41有鉴于此,每一项努力都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和大自然的秩序。

人类,作为这个星球的巨大资源和繁多生物的托管人或管理人,必须学会在使用地球自然资源——无论是可复用的还是不可复用的——的同时保证长久的可持续性和公平分配。这样的管理态度就要求全面考量所有发展活动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后果。它会迫使人类以适度和谦逊——认识到大自然的真正价值是无法用经济学术语表达的——缓和自己的行为。它还需要对自然界及其在人类集体的物质与精神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可持续环境的管理不应被看成是对其他竞争利益不利的便宜之为,而应该被看成是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而这是精神发展和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

4,满足食物、营养、健康和住房的基本需求

“在这样一个世界社会,世界经济资源将被有效管理,其原材料将得到开发和充分利用,其市场将得到协调和发展,其产品的销售将得到公正的规控……为战争所消耗和浪费的巨大能力,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将被集中用于这些目的:扩展人类的发明和技术开发,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消灭各种疾病,扩展科学研究,增进健康水平,提高人类的智能,开发这个星球上未知和未用的资源,延长人的寿命,以及其它能改善和增进全人类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手段。”42

粮食、营养、健康和住房问题是为人类大家庭全体成员提供充足生活水准这项艰巨任务的中心所在。然而,这些问题决不能仅仅当作技术或经济问题处理。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保障食物供应;提供充足的住房,以及实现全民健康,这些都需要价值观的转变,需要力行公平原则,需要对政策、目标和计划作出相应的调整。

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和消灭贫穷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源是有的。可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理解和承诺,这些技术和资源才能得到公平的使用。一方面,个人必须竭尽所能谋生自立并供养其家属,另一方面,社区必须承担责任,在必要时帮助满足基本的需求。各类发展计划要提供全民参与的机会,并要确保人人能从中得益。粮食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必须加以调整,农民对粮食和经济保障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得到正确的评价。43至于健康方面(包括身体、精神、心理和社会的福利)44,洁净用水、住房和廉价能源的短缺目前正困扰着广大的人民和社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某些健康问题乃因人的不健康行为所致。所以,在教育中加入道德发展的内容,会有助于显著减少当前的某些问题。

5,统制和参与

“解救受奴役者的统治者,关心穷人的富人,保护受压迫者的权利免受暴政者剥夺的正义之士,是受到祝福的。依照‘命定者’——上帝——之吩咐行事的人是幸福的。”45

好的统制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统制常被与政府混为一谈,但实际上远非如此。统制出现于社会各层级和各方面,包含了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私营部门管理资源和处理事务的各种形式。如果社区想要维持平衡,安然渡过难关,对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作出创造性的反应,就需要好的统制。以下三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统制的好坏:领导人的素质,被领导人的素质和统制结构与程序的性质。国际上对好的统制——特别是好的政府——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性正在形成共识。这些特性包括:民主、法治、负责任、透明度和民间社会参与机制。

但是,我们还必须把这个共识扩大,使它包含这样一种对统制作用的认识:统制必须承担起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精神和物质福利的责任。统制必须由包括为共同目标服务的道德在内的普适价值观引导。它在制订、谋划、执行和评估计划和政策时,必须让受其影响的民众实质性地参与。它应该提高人民的应变能力,提供增进他们的能力和价值意识的机会。它必须在享有计划和政策所及的利益、教育和信息以及终身教育机会上提供公平的机制。此外,它还必须帮助确保新闻媒介是积极的、生动的、讲真话的。在全球层面,还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统制参与制度。

六、精神文明指针的制订:三个例子
本章提出如何制订精神文明指针的三个例子。最终,这些指针必须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层面设立。

第一个例子探讨将“存异求同”的原则纳入教育政策中。我们先确认这样一种发展观:一个团结与和平的世界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而“存异求同”是实现这一美景的基本精神原则。这里选作讨论的政策领域是“教育”。教育领域若采用“存异求同”的原则,46便会在政策、目标和计划产生许许多多的可能作为,其中一些可能正在尝试。这里只探讨一个目标:“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一种存异求同原则所必然要求的意识。

增进这种意识的教育计划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培养对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体制的丰富多样性和重要性的赏识能力,对世界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它还可以研究联合国这类的国际论坛、众多的人权条约之类的国际协议、联合国全球行动计划和“世界遗产名址”这样的主创活动,以了解世界各国如何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来推动人类的集体进步。

为了评估朝向这一目标的进展,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测量教育全球意识的课程或其它活动——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所用的时间之比例。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确定教科书中有关这一主题的内容所占的比例。再有就是测量这方面内容在师范院校课程中的普授程度。此外,还有一个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检测学生(和教师)对这一主旨的态度和了解程度。这方面的举措还可以再进一步:将上述几种方法汇编成一部复合指数表,或将它们合成一套反映全球意识教育目标进展的指针。47

精神文明指针的第二个例子是研究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应用于经济发展政策之中。这里采取与第一个例子相同的步骤,确定“公平和正义”为主导原则;所选的政策领域是“经济发展”;选定的目标是“在全世界消灭贫穷”。显然,这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目标。为方便讨论起见,这里只考虑国家之间的差距,尽管各国内部财富分配不均同样是在全世界消灭贫穷所必须解决的。此外,这里也只考虑由收入造成的贫穷。这个目标的前提是,世界所拥有的资源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若要消除贫穷,就必须使消费和积累保持适度;建立公平的贸易关系;解除过重的国债负担。

现行的显示各国各自收入差距的连续性测量方法有多种多样。若假以时日,这些方法的大多数都可以用来测定经济最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否减少。要确立相对于国民人均收入的经济贫穷底线,以测定消灭贫穷计划的进展情况。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衡量有利于经济较贫穷国家的贸易机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还有一个办法是按人均收入估算各国采取的步骤——无论是个人地还是集体地——是否减少(如果没有消除的话)经济落后国家突出的双边和多边债务。

精神文明指针的第三个例子探讨在统制和参与政策领域中如何应用独立探求真理的原则。这里,确定的基本原则是“独立探求真理”;选定的政策领域是“统制和参与”;目标是“在制订和执行发展政策和计划时广泛和有效地应用磋商”。磋商是社区各方面最大限度参与集体决策的程序,寻求对给定的事务达成真识。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并为社区成员实质性参与拟定、设计、执行和评估对他们有影响的政策和计划提供途径。

与前述的例子相比较,评估朝这一目标的进展要困难得多。一个可能的方法是通过调查来测定发展各阶段个人参与的广泛程度,个人如何评价他们服务社区的意义以及是否值得一直这样做下去。这个方法将检测向这个方向努力的社区的百分比,以及这些社区通常被排斥的成员(如妇女、少数民族和老年人等)参与的程度。另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评估促进协作活动的正式和非正式体制和程序的状况,召开会议的次数和频率,以及建立了这些机制中任何一项的社区的百分比。

显然,上述的例子并未涉及推行这些指数所需要的细节。譬如,所有这些方法都必须包含对收集到的资料和资料进行权衡甄别的标准。应该在持续的一段长时间内对这些资料和资料进行评估,以显示出所取得进展的状况。而且,还必须预先详细和周全地确定判断目标达成所需的全部要件。

七、促成精神文明指针的制订:合作步骤的建议

本文已经阐述了对未来工作开展的若干构想,并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扼要探讨了可用于制订进展指针的若干精神原则。本文还讨论了这些原则可以应用的政策领域,以此确定目标并最终制订出向这些目标进展的测量指针。最后,文本提供了三个例子,提示如何构想和发展这些基于精神文明的测定方法。

本文所建议的方法没有照搬通常制订指针的做法。后者一般(虽然并不总是)在政策和目标确定之后再予以拟定。然而,越来越多的社区团体及其它组织正着手采用的方法是:先构想一个远见,再确定这个远见所依据的原则,然后选定应用这些原则产生目标的政策领域,最后,制订用来测量向这些目标的进展的指针。本文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只要精神文明指针得以普遍接纳,各种方法都会殊途同归:将精神原则贯穿于我们对发展的理解、实践和评估之中。

对目标的实际选定和基于精神文明的发展指针之订立,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进行。除了上述所建议的步骤、原则和政策领域外,我们还提出如下提议作为考虑开始这项工作的出发点。

这项提议是: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聚会(或许是在世界银行或其它国际发展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就精神原则及其与个人和集体进步的关系进行磋商。48这项努力(从一开始它就应该是一个实质性的、费时的和持续的过程)的初始目标应该是对大家都认同的若干精神原则及其优先应用的政策领域、拟定哪些目标以及订立测量其进展的指数等议题达成共识。其它目标还可以加上磋商程序。一旦这些共识得以系统连贯起来,便会大大推动这项努力。宗教代表不宜把注意力放在定量计算方法这类的技术问题上,这些应由发展机构来负责。这些指针拟定好后,宗教代表必须对它们进行复审;若经过检验发现有修改的必要,他们也必须参与。49

对于这样一项倡议,宗教之间的分歧不应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世界各大宗教传统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各自提出的基本精神真理和行为准则构成了社会凝聚和集体目标的真正基础。因此,各大宗教应该能够通力合作,将他们最深刻的真理加以运用和实践,向人类兑现其承诺。

随着这个过程的逐步开展,利用发展领域的一些已经进行的工作——如近些年来联合国一系列大会所制定的全球行动计划——可能会有益处。在这些行动计划中,世界各国政府承诺会致力于“社会、经济和精神发展”,50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伦理和精神理念的更稳定太平的世界。”51他们一致同意,他们的“社会必须对个人、其家庭和所在社区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作出更有效的反应,这不单是解一时之急,更是对未来的一项长久而坚定的承诺。”52而且,他们还肯定,“发展是与所处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密不可分的。”53这些政府还确认,“个人必须被允许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包括健康的身体、心智和精神发展,”54以及“宗教、精神和信仰在亿万男女的生命中、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对未来的憧憬中扮演中心角色。”5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56

这些承诺,连同这些行动方案所建议的政策、目标和计划,不啻是极有份量的全球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体现出国际社会对发展的重点和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共识。在另一方面,除了对精神文明、精神远见和精神发展的基本角色的一般阐述外,这些全球协议并未对这些名词的具体含义附加解释。而现行的发展方法——通常所谓“成功”的决定因素——也基本上未将精神要素考虑在内。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些行动方案已经认识到了精神文明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确实试图阐明宽容和团结等原则,有些阐述得比其它文件更详细,更有说服力。因此,若对这些文件加以研究,会对宗教代表们的协商共议提供很大裨益。不仅如此,这些磋商很有可能产生出与上述全球协议相似的政策和目标,因而参考这些协议所包含的解决方案会是有好处的。然而,由于宗教代表们制订出的政策和目标是基于明确认定的精神原则,因而它们会比那些注重物质追求的政策和目标更受到支持。

通过要求为各全球行动计划订立发展指针,联合国已经开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创建衡量进步的适当指针的步骤。有关精神文明指针的工作最终可能会融入其中。

随着这些基于精神文明概念的测定方法的制订和应用,国家和地方各级有必要建立磋商的程序,以鼓励各社区结合自身的情况适而用之,或另行制订与这全球倡议相似的测定方法。在适用或制订这些指针的过程中,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而且,由这些磋商程序最终产生出的计划和政策几乎肯定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得到宗教组织和社区的正式认可。

制订精神文明指针本身并非是本倡议的最终目的所在。本倡议的最终目的是,将精神原则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将它们运用于制订标准、政策和计划之中,利用它们来激发个人和集体的行动。不过,通过表明精神原则的应用既切实可行又可以度量,便可大大促进对精神文明乃发展之真正灵魂的普遍承认。因此,为发展制订基于精神文明的指针不仅十分必要,也是合乎时宜的。

“新纪元文库”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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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家》发展通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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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 972-977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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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秘书处的统计办公室也使用这一界定。国际劳工组织(ILO)所使用的一套标准则有少许不同。

2 齐可林·A·劳伦斯和穆罕默德·薛拉丁合编的《悄悄的革命:亚洲和近东五国的非正规经济》(ICS出版社,旧金山,1991年)。曾任国际经济发展中心(总部设于巴拿马)总干事的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列塔也作过同样的观察。他引用过该书的“序言”。

3 卢莉莉·露德尔(1994)《1985-1992年马来西亚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妇女的地位和状况》,未出版。

4 马来西亚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报告》1985-86、1987-88、1989-90年部分。

5 博尔马·梅德林和法里德·萨哈丹(1991)《满足妇女在非正规经营中发展和家庭福利的需要——行动建议》,尚未出版的学术论文。

6 同③。
7 同⑤
8 卢莉莉·露德尔和苏珊·丛(1993),《女企业家:从小商贩到企业家——成功传略》,未出版。
9 阿博都-巴哈《巴黎片谈》第 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0 《巴哈欧拉著述精选》第215页(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11 “政府间森林可持续管理标准与指针研讨会”的《背景报告》之三第17页(The Intergovernmental Seminar on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August 19-22, 1996, Helsinki, Finland; Background Report #3)。

1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3 这个指针除了直接测定婴儿死亡情况外,也往往反映收入、教育和公共健康开支等其它方面的情况。

14 譬如,单就一项上学年数的指针不可能显示出这样的就学对社会有什么益处。要考虑到,一个受过多年学校教育的人如果缺乏道德观念,往往会给社会造成危害。相反,一个人很少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那么一般而言他会对社会有益。(当然,既受过正规教育又受过道德教育是最好不过的。)

15 观察各因素相互关系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身体症状进行类推,如发热、发寒、肿胀等。当然,每一种症状都可能有好些不同的意味。一个合格的医师只有将这些症状用某个可以确认的病型加以综合考察,才能诊断出这些症状是否为某一疾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

16 《社区指针手册:测量向健康和可持续社区的进展》第1页(The Community Indicators Handbook: 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1997, Tyler Norris Associates, Redefining Progress and Sustainable Seattle)。

17 《人类发展报告》从1990年开始发表。

18 它们包括:1990年世界儿童高峰会(《世界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宣言》和《贯彻“世界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宣言”行动计划》);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计划》);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计划》);1995年第四界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199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人居二”(《伊斯坦布尔宣言》和《人类住区议程》)。

19 政府、联合国有关委员会和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正在为拟定这些指针工作。这些努力得到了很多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的支持。非政府组织也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还正在拟定自己的指针方案。

20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新闻》第16期(1997年春、夏期)第14-15页(UNRISD News No.16, Spring/Summer 1997)。这三份联合研究报告是:《为世界文化与发展报告作准备:制订文化统计和指针》(Towards a World Report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Cultural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福利的文化指针:若干概念问题》(Cultur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Some Conceptual Issues)和《发展的文化指针》(Cultural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

21 《扩展财富的估量:环境可持续的发展的指针》【Expanding the Measure of Wealth: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刊载于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出版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和专论》丛刊(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onographs Series)第17期】的第六章“社会资本:缺少的环节?”(Social Capital: The Missing Link?)对社会资本作有很好的阐述。还可参见同一丛刊第8期所载卡罗琳·O·N·默泽的《对抗危机:都市四个贫穷社区的家庭对贫困和脆弱之反应的比较研究》(Confronting Cri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usehold Responses to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in Four Poor Urban Communities,Caroline O. N. Moser)。

22 这些建议包括《社区指针手册:测量建设健全和可持续社区的努力》(Community Indicators Handbook: 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贝拉焦原理》(the Bellagio Principles) 和新经济基金会的“新指针计划”( the New Indicators project of the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23 这些努力包括: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关注和推行作为进步基础的精神价值观和原则;世界银行倡导伦理和精神价值观,以及大量的研究计划。出版的报告包括:《全球意识的变迁:一种新范式的指针》(Global Consciousness Change: Indicators of an Emerging Paradigm,Duane Elgin and Coleen LeDrew, Awakening Earth, 1997);《文化、精神文明和经济发展:开展对话》(Culture, Spirit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pening a Dialogue,William F. Ryan S 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ttawa, Canada, 1995);《1981-1984世界价值观调查》和《1990-1993世界价值观调查》(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1981-1984 and 1990-1993,Ann Arbor, Michigan, 1994),作者为法则研究组(Principle Investigator)、世界价值观研究组(World Values Study Group)和高等院校政治与社会研究协会(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24 巴哈伊圣文说,精神原则是那终极存在、那不可知本质之本质——即上帝——给予人类的基本真理。接连不断的精神先知给人类带来的宗教成为人类与上帝联系的基本纽带,激发和完善了人类的爱、理解存在和取得社会进步的能力。

25 有两项精神原则可说是引伸的,它们是美和服务。

26 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书信选》第41-42页(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 Selected Letters,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second revised edition])。

27 巴哈伊文献则说:“凡人皆平等。”阿博都-巴哈《世界和平的传扬:1912年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时的谈话》第76页(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second edition)。

28 巴哈欧拉《致狼子书》第13页(Bahá'u'lláh,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8 [new edition])。

29 同19,第375页。

30 阿博都-巴哈“诚信”,《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340页(Abdu'l-Bahá, "Trustworthines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ume II,Bahá'í Publications Australia, 1991)。

31 对这概念的进一步了解可参阅《仁政》(Moral Leadership,1997, the Global Classroom, Washington DC,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iderazgo Moral, 1993, Universidad Núr, Santa Cruz, Bolivia)。

32 “日本将会大放光芒”,《 阿博都-巴哈书信集》(Abdu'l-Bahá, Japan Will Turn Ablaze: Tablets of Abdu'l-Bahá, Letters of Shoghi Effendi and Historical Notes About Japan, Osaka,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page 35)。

33 阿博都-巴哈:《巴黎片谈》第145页(Abdu'l-Bahá, Paris Talks, twelfth edition)。

34 磋商需要参与的个人努力超越各自的观点,把自己看作集体的一份子,坚固这个集体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在磋商过程中,要充分交换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和谦虚有礼,个人一旦提出意见就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整个集体的,通过斟酌取舍和修改完善,最好地为集体目标所用。磋商能否取得真正成效取决于所有参与者是否支持达成的决定。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倘若早先的决定被实践证明有问题,会很容易得到重新审议。

35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密》第21-22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6 每一个人都有权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有责任供养自己或其家庭,有为社区福利作贡献的义务。通过本着服务的精神从事职业或技艺,一个人便对社会作出了某种有益的贡献。而在社会方面,它通过为其成员创造谋生和为共同目标服务的机会来承认他们的价值,由此协助个人的精神发展。因为,个人是通过为集体目标作贡献而获得真正的精神成熟的。

37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密》第72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8 巴哈伊圣文教谕,若一个家庭无力承担其所有子女的教育费用(这样的情况在未来应该得到根除),应优先让女孩受教育,因为母亲是后代的第一个教育者。

39 见守基·阿芬第于1933年2月17日通过其秘书给一位巴哈伊的信。

40 巴哈欧拉:“大自然乃上帝的意愿,是这意愿在及通过这偶然世界的表达。”《亚格达斯经后巴哈欧拉启示简札集》第142页(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8)。

41《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91页(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42 守基·阿芬第:《号召寰宇》第55-56页(Shoghi Effendi, Call to the Nations,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7)。

43若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粮食储备系统,会对短缺时期的人类基本饮食起到关键的救济作用,在全球性变化导致粮食生产越来越不稳定时尤其如此。

44 1984年5月14日召开的第37届世界卫生大会(WHA)呼吁“各成员国在其国民健康大计中将精神因素考虑在内”。

45 《亚格达斯经后巴哈欧拉启示简札集》第142页(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46 当然,在一个给定的政策领域会有不止一项原则被采用。
47 显然,它不会对这些资料作具体的比较,也不会将同一主题内容的负面描述具体列入。
48 发展机构若参加这样的会议,将表明他们认真重视人性的精神实质。

49 在制订这些指针的过程中,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都应该加以考虑。民意测验、焦点团体及主要受众、个人和深入采访以及参与性的快速评估等,均可用来帮助获得必要的资料。做资料分析首先要理解这些指针赖以产生的哲学概念和原理。

50 《二十一世纪议程》第六章第3节(Agenda 21)。
51 《人类住区大会议程》第四章(Habitat Agenda)。

52 《社会发展哥本哈根宣言》第三章(Copenhagen Declaration on Social Development)。

53 《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行动方案》第四章(Programme of Action for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54 《二十一世纪议程》第六章第23节。.

55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二十四章(Platform for Action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56 非政府组织(NGOs)在这些会议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力求使精神价值观和原则成为这些行动计划的指针。所以,如此强调精神就不使人感到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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